评论｜涛里观：大学签订“一中承诺”，真的为了“承诺”？

据日前报导，台湾私立世新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等校，在邀请大陆学校派“研修生”（注一）来台交流时，被要求签订承诺书，承诺课程不涉“一中一台”等政治敏感言论。

以我所知，不只新竹清华，包括台大在内的一些国立大学（至少院系级），在发邀请函等文件给中国大陆学者时，都常“给个方便”，把“国立”、“中华民国”等字眼拿掉，或是加上几句自我审查般的声明。

这个现象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后、特别是2014年太阳花学运后，随着来自中国各级单位的刁难增加，愈发频仍。台湾许多校系（无论公私立，主要可能是文史社科）不愿因此中止往来，或者不愿给（多是对台湾比较友善的）大陆同行添麻烦，往往低调妥协。事实上，几乎是在这个需求压力浮现的同时，许多校系就制作了相应的新邀请函模板。

“承诺书的新闻”爆出，校方可能自认无辜无奈，许多教师难免感到愤怒而忧虑。在我看来，这种“承诺”完全是“另一种政治契约体系语境”的产物。

在台湾校方立场，其实有更合宜的表述方式──既然要往来，掌握与协调“两种语境”的责任自然在校方；而在教师立场，我想倒不需过度紧张──也毋须做出任何改变。当然，若想刻意以此为例，在课堂评述这种政治契约语境，也未尝不是契机。

政治承诺与行动表态

“政治契约的语境”是什么意思？先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关于参访。

18年前，我开始接触中国大陆的大学生。那时大陆学生在“交流”前，都会经过某种“政治特训”（其实现在也有，但一般更宽松，区域和学校差别更大）。如果来台参访，那么特训更加严格。

特训方式和内容，各校各地不一。一般包括什么话不能说、什么地方不能去（某校声明不准去忠烈祠、中正庙）、什么地方不能拍照（某校规定不准拍到青天白日红旗“飘起”），甚至听到什么话要做出什么反应等等。通常群体里还会安放一个负责监控的角色。

这个特训本质是一种“承诺”仪式。以行动表现这个政治忠诚的承诺，即为“政治表态”。该表态时表态，可以自保、换取利益，没表态则可能引来麻烦──在国际场合抢台湾旗、去抗议奥巴马接见某人，几乎都是这种特训动员下的表态。

然而，我后来感觉到：大致上，越是沿海大城学校，越是宽松；家庭背景越好、见识越广的学生，越不在乎这些承诺。有的甚至负责监控的带头不在乎。青天白日红旗？拍就拍，怕什么。中正纪念堂？来了就瞅个仔细，没什么大不了。而好奇地对着那些场景畏首畏尾、自我审查最力的，大多是农村乡下成长的学生。

若干年后，旅行团、自由行、交换生，以沿海大城为主体展开。中正庙、忠烈祠，甚至总统府，再也不是什么禁忌。原本就爱守不守的承诺，更无足轻重了。

第二个例子关于研究出版。

简体翻译书（尤其2000年之前的）里面的译序或译后记，往往有这类表述：“书中观点明显带有西方资产阶级的偏见，是我们不能茍同的。对此，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批判性阅读……”。有些表明“我们对某些段落进行了必要的技术处理”，也有些宣称“我们相信读者自有鉴别的能力”。

“翻译这书，不是要传播毒素，而是要批判地吸取养分”，这类表述也是一种政治承诺、立场表态。然而往往不难知道：其实译者／出版者不这样想。他们大多根本就接受、欣赏这书，恨不得大家都研读。他们的承诺表态是假的。事实上，随着讯息流通，近年写这类文字的学者较少了，有也多是比较偏远、老派的学者。

前现代契约，承诺与同意关系疏离

承诺和表态的意义，和其语境有直接关系。

具体到政治契约中，我们姑且可以将其分为“现代政治契约”和“前现代政治契约”两种。严格来说，后者不该称做“契约”，叫做“臣服者认命”可能更贴切。

“现代政治契约”的权力授受来自“同意”（consent）。承诺意味着双方同意后的责任和义务，承诺是被预期要遵守的。而表态，往往是为了换取同意。

“前现代政治契约”中，政治权力来自宿命式的暴力。以暴力取得权力者，即能宣称获得同意。不同意者，只能自己号召乡民起义取而代之。这种承诺和同意的疏离，在中国政权更替循环中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并披上“天命”、“历史必然”、“人民的选择”的外衣。也正因承诺和同意的疏离和紧张关系，承诺后是否遵守“完全不重要”，重要是“表态”。或者说，表态本身就完成了政治承诺。

这个语境下，人们可以不遵守承诺，但不能不表态。因为，当权力转移立基于暴力逻辑，政治行为者便最敏感于群众暴力，以及有潜力发动群众暴力的人，不表态臣服者更容易招致广泛而粗暴的攻击。而最为积极表态承诺的，往往是在权力格局中彼此有利益冲突的人、易受牵动的底层，乃至幻想自己也有力量却毫无自保能力的“精神赵家人”角色。表态是为了向潜在的敌人们展演，并预防对方以思想立场为借口，纠集群众围堵自己。 所以，自己表态和强迫别人表态，都是为了政治攻防。表态后如何信守承诺，倒常是次要的。

中共自十八大以后，政治暗潮更加涌动。各级权力圈层扣帽子的政治打击随时发生，不分地区，人人自危。为了避免随时飞来的帽子，每个机构单位都必须更鲜明地表态，或者施压要求权责范围内的人员进行预防性的表态。旅游部门限制韩国／台湾旅游、军事部门故意巡航东海、艺人发微博、外交部长王毅“霸气”驳斥外国记者 、台湾艺人周子瑜“被道歉”等等一连串事件，都是这个逻辑下的结果。

“台湾”本来就是一个危险的议题场域，太阳花运动后尤其如此。需要强调：身陷“危险”的，是在政治格局中牵涉利益的人。当涉及利益纠纷，被扣上一顶帽子，就不由分说地输去大半。现时的中国，人人都在给别人找黑帽子，人人都在护自己的红帽子。

两种政治契约的冲突和融通

由是观之，“刁难、要求赴台学生或学者承诺”的逻辑已昭然若揭。中国各级地方单位（主要省市级）为了避免被扣帽子，势必收紧赴台大陆学生的名额。而中国官员干部、学校学生为了访台，便需以更积极的表态来“自清”，形同对相关单位承诺“我去台湾，不会害你被扣帽子”。表面上，这种契约是面向中国学校、地方单位，但实际上是面向中国政治逻辑，依循着前现代的契约语境。

这种政治契约逻辑，表态就已完成承诺。至于承诺后怎么做、心里什么念头，都毫不重要，因为最要的被扣帽子问题已经解决。因此，一些人质问“怎么可以随便签这种承诺”，是依循了现代政治契约的思维，也是种比较单纯善良的思维。

台湾学校其实明白（可能很多获邀的学者学生也表达过），“承诺”不过是一种逼人“说一套做一套”的手法。校方“切换”另一种政治契约语境，留下某种承诺，有时也是为保护对岸关系良好的同行，让他们不致简单的“被处理掉”。也正因这个承诺“不必遵守”，因此一般不会主动知会老师们。

但如此一来，校方就违逆了现代政治契约的语境——“签了一个没受同意的契约、而且还没打算遵守”，这在台湾的政治语境下是荒谬的。

我认为，如果对两种不同的政治语境掌握到位，不是没有调和的方式：由于“一中承诺书”是一个前现代政治契约，承诺重在表态，不在遵守；因此，不直接面对“扣帽子生死场”利益格局的台湾学校，在表述上可以更强烈地“帮别人表态、帮别人承诺”。

怎么承诺？我不确定，但大致或许可以参考翻译著作的写法：“我们了解并信任来台优秀学生经过长期教育培养，已具有适切的鉴别和批判能力，能够选择参与正当的活动及专业课程，不违反大陆当局的政策方针。”

什么“正当”、“适切”等词统统不用定义，也不是台湾学校给自己订的，而都是帮受邀者订下的承诺。这就把政治表态过程放回当地的培训了──爱怎么搞是你家的权责。台湾学校不承诺，但可随意帮受邀者承诺，因为台湾政治契约体系要求遵守，而受邀者的政治契约体系不要求遵守，只是当地单位需要受邀者表态，以免被扣帽子。

台湾人大概会想说“我们的表述凭什么被这套逻辑影响”。我想大方向原则这样的：

第一、契约与承诺得建立在既有学校活动和课堂内容不受影响的共识和前提下；第二、假使不与台湾政治契约体系冲突、不扭曲原则，而能够为对岸学者与学生减去一些莫名被扣帽子（或上面的人怕帽子而横加刁难）的风险，倒是没有什么不可的。

只是就此而言，台湾的许多大学，包括两岸交流最早、也是规模最大之一的新竹清华，目前表述上确实也还有些应当斟酌检讨的地方。若不立即妥善处理，这类问题会层出不穷。

无论如何，“处理原则”应是需要理解与融通两种不同的政治契约语境。

（涛里观，大学教师）

注一：“研修生”指自费短期来台的大陆学生，通常不超过半年。学费直接缴给台湾学校，以中后段私立大学为主。这类学生台湾教育部没有严格人数限制，学杂费收取标准也尊重各校自主订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