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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男事件報導中,日本媒體如何搶到第一?

日媒對金正男事件反應神速,南韓媒體人自愧不如。日媒在國際新聞中的投入領先世界。


南韓媒體在金正男事件中的表現未及日本媒體。圖為2017年2月14日,韓國首爾,人們觀看關於金正男被暗殺的新聞報導。
南韓媒體在金正男事件中的表現未及日本媒體。圖為2017年2月14日,南韓首爾,人們觀看關於金正男被暗殺的新聞報導。攝:Lim Se-young/News1 via Reuters

金正恩同父異母的兄長金正男在馬來西亞遭暗殺,日本媒體對此事件反應神速,對金氏家族的報導詳細程度與及時性世界第一,反倒是南韓媒體人在談到金正男事件時,對於日媒的專業性,不止一次給出了「慚愧」、「反思」等反應。

根據《朝鮮日報》國際部統計,日本媒體在事件發生後的一個星期內,共發布3736篇相關報導,這個數據不包括網絡簡報,單指大型媒體的正式報導。暗殺團夥使用的汽車牌照為北韓人李正哲所有,實施毒殺的印度尼西亞女子稱「以為是在拍攝日本電視台的一檔惡搞節目」,這些都是日本媒體爆出來的,而後富士電視台又第一時間拿到了馬來西亞機場數十台閉路電視的錄像,並剪輯成一個五分二十六秒的影片。

有南韓媒體爆料,監控錄像是馬來西亞機場非法流出,有人拿著這些錄像跟前來採訪的日本媒體開價,有些媒體擔心涉及法律問題或質疑錄像的真實性而拒絕,

富士電視台抱著賭一把的心態用500萬日圓(約44575美元)買下了監控錄像,變成了目前網絡上流傳最廣的一段影片。

《朝鮮日報》國際部記者金秀慧(音譯)表示,看到影片的第一反應就是「輸了」,「作為第三國的日本,在報導質量和時間上都可謂完勝」,她在自己的專欄這樣寫道。作為與北韓關係最特別,也可以說是最密切的南韓,媒體在金正男事件中的表現卻未及日本,金秀慧更是用「痛心疾首」來形容。

金正男事件中,日本媒體如此「給力」,恐怕也與金正男生前與日本過從甚密,甚至被認為是北韓「知日派」有關。

金正男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都與日媒保持友好交流,多次赴日。其中一次是2001年金正男一家人持著偽造護照,從東京成田機場入關遭遣返。儘管如此,2009年,金正男在北京首都機場,被日媒問及八年前的驅逐事件,說道自己對日本很有興趣,喜歡去日本,並稱日本是「乾淨、美麗、人也溫和的經濟強國」。

2001年5月4日,金正男在東京成田國際機場在警察陪同下被遣返。
2001年5月4日,金正男在東京成田國際機場在警察陪同下被遣返。攝:Kyodo via Reuters

金正男被殺後,日本《東京新聞》記者五味洋治出版的書籍《父親金正日與我:金正男獨家告白》也一再得到關注。五味洋治首次見到金正男是在2004年9月的北京機場,他向金正男遞上名片後的幾日,便收到金正男電郵,前後共有150封之多。

金正男對日本的印象較好,與部分日本記者一直保持聯繫,這也是生前幾次的訪問都是通過日媒進行的原因。五味認為金正男之所以選擇接受日本記者的採訪,是因為:「雖然他與南韓記者交往語言更通,但南韓傳媒對北韓的立場很不同,而日本傳媒可能沒那樣的意識形態分別」。而實際上,如果金正男接受南韓媒體的訪問,將會被北韓理解為「叛國」。

除了金正男事件之外,日本對北韓的爆料一直很多。日本對北韓的關注度飆升,始於「北韓綁架日本人事件」。1977年到1988年間,多次出現北韓特務在日本及歐洲等地绑架日本人的事件。2002年9月,在平壤舉行的日朝首腦會談中,北韓首次承認了綁架事件,並為此道歉。除了過去的綁架問題,近年來北韓的核武問題也令鄰近的日本時刻面臨威脅。

雖然日本與北韓並未建立外交關係,但在日本居住的朝鮮人社區在北韓建國後,設立了「日本朝鮮人總聯合會」,支部遍布全國。兩國人員民間往來,大部分是通過聯合會,這個組織作為實質大使館的功能,處理日本與北韓兩國之間的事務。這也是日本對於北韓保持關注的原因之一,同時也是取得相關消息的重要途徑。

日媒在北韓報導上傾力投入。日本共同通訊社於2006年9月1日開設平壤支社,除此之外還有日本兩家機關報《赤旗報》與《朝鮮新報》在平壤開設了分支機構。NHK、《東京新聞》、富士電視台等傳統媒體在北京派駐的部分記者,雖然身在中國,但實際上只負責北韓新聞。這些記者以北京、瀋陽等地為根據地往來於北韓、日本、中國三地。

南韓老牌報紙《韓民族日報》(The Hankyoreh)駐北京特派員金畏鉉表示,這些日本記者非常敬業,且對工作充滿熱情。他們常常可以直接飛往北韓採訪當地舉行的活動,在中國大陸舉行的、任何有北韓人士參與的活動,他們也都會想盡辦法參加。

在機場蹲守從平壤飛來的航班,也是他們工作中必不可少的部分,駐守平壤航班的通常也只有日本記者。

五味洋治也是在北京首都機場守候北韓出席朝核危機六國談判代表宋日昊時,誤打誤撞與金正男有了第一次見面。

相比之下,南韓媒體對於北韓新聞的採訪主要在南韓國內進行。金畏鉉對端傳媒表示,南韓媒體報導北韓的消息源大致分為幾類:北韓官方媒體的公開資料;南韓統一部、外交部、國防部、國家情報院等機關、學界,南北經濟協力時期,往返於南北韓的企業家,致力於半島統一的一些社會團體,以及脫北者,來源固化且二手信息為主。對於這樣的現狀,金畏鉉頗感遺憾,「在金大中、盧武鉉執政時期,南北之間的交流不像現在這樣貧乏,部分南韓記者甚至有機會去到北韓採訪,雖然無法做到完全自由,但去實地採訪也比現今只能通過他人之口來寫報導要好很多」。去北韓直接訪問北韓人,是南韓「國家保安法」禁止的。

對於南韓無法在有關北韓新聞報導上發力,金畏鉉認為是現狀所迫,並表示語言相通未必就是加分項,就像中國大陸也在一定條件下允許境外媒體採訪。乍一看,香港、台灣等地的媒體在語言、文化等方面的條件似乎更有利於採訪,但實際上未必如此。

此次金正男事件後,不少南韓記者在反思為何不僅在北韓問題上,甚至是整個東北亞報導方面,日媒的表現都很出色。金畏鉉認為日本對於國際新聞的資源投入很高,共同通訊社在北京的分社有十名特派員,此外,《讀賣新聞》、《朝日新聞》分別為六人和四人。南韓媒體卻往往只派一至兩人在常駐當地,沒有更加細分的「支社」。首爾大學言論情報研究所在2011年發表的一篇題為《全球數字化時代的國際新聞:各國線上國際新聞比較研究》的論文中就曾對美國、英國、法國、德國、中國、日本及南韓主流媒體官方網站所發布的國際新聞進行研究。其中對於撰稿人一項進行的研究發現,

日媒國際新聞的82.4%是通過海外特派員撰寫,為七個國家之首,美國為59.9%、南韓則為24.8%。

日媒在馬來西亞的特派員不多,但通常設有通訊員。事發後,不少日媒駐新加坡及泰國的特派員飛到大馬,在當地通訊員的幫助下完成採訪。南韓雖然也派記者趕往馬來西亞,但因為在當地無人協助,報導效果並不如意。特派員制度亦需要資金、專業人才等資源做後盾,多個南韓記者發文感慨輸在了「國力」上。

北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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