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這位香港女生看上去沒什麼特別，性格開朗，笑容滿面，喜歡跳舞，旁人很難想像她每天都和死亡打交道。
她的職業是殯儀化妝師，每天獨自與先人遺體共處一室。
六年前，當時29歲的鄭嘉雯反覆思量了整整三天後，作出了一個重要抉擇——隻身跑到廣州殯儀館學師，自掏腰包學了三個月殯儀化妝技巧，並鑽研了遺體防腐、縫合的技術。
「當初學師的時候，連一塊肉都不敢吃，因為實在太相似了。」 時隔多年，鄭嘉雯憶述時仍難掩激動。
提到殯儀，人們自然聯想到死亡、訣別等冰冷畫面，在日常生活中，這些是一個空白的禁忌，被刻意遺忘，避諱。香港作家西西的短篇小說《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的主角正是一位殯儀化妝師，因為工作緣故，她經常凝視及觸碰死者，朋友們都不喜歡看着她，也不喜歡握她的手；她因此感到自卑，也對愛情失去任何希冀及信心。
如果沒有我們這些人，萬一你家裏最親最愛的人離開了，誰照顧他們呢？
不過在鄭嘉雯眼中，從事殯儀化妝並沒什麼不光彩的地方。過去六年間，她由抗拒、懼怕，繼而學會克服、投入，除了技術精了，思想也變成熟。
「你可以怕我，但是你不可以侮辱我、罵我碰死人，如果沒有我們這些人，萬一你家裏最親最愛的人離開了，誰照顧他們呢？」鄭嘉雯說。
讓先人有尊嚴地離去
投身殯儀業之前，鄭嘉雯從事電腦銷售，每天營營役役，不斷「跑單」而達到營業額。久而久之，她對工作完全失去興趣，萌生轉行的念頭。
她的母親從事殯儀策劃，弟弟則是喃嘸師傅，經過母親拜託行家穿針引線下，鄭嘉雯開始在廣州學師。「我媽媽跟我說，是你自己選擇的，我可沒有逼你。」鄭嘉雯笑著說。
轉行之前從來沒有接受過正統化妝訓練的她，一拿起粉底就要往先人臉上掃。為了爭取多學一點化妝技巧，鄭嘉雯比別人更早上班：「別人開八點，我就七點回去，自己一個人開始化妝，獨自在寂靜的會堂裏面對着七、八十具遺體。」
鄭嘉雯發現，許多人入醫院的時候和最終離世的時候相比，樣子變化很大：有些人皮膚會失去彈性，臉部組織會跟隨頭骨慢慢下陷，光澤也隨之消失；有些可能因為生前打了很多點滴或強心針，導致身體水腫；有些遺體還會掉皮，以致很難塗上粉底。
「那時候就特別惆悵，因為自己經驗不足，怕很難處理得好。」鄭嘉雯回想。
化妝前，她還要先幫遺體清潔、防腐，如果遇到有遺體頭骨爆裂、鼻子下塌潰爛，就需要塞棉花填補，用針線縫合。鄭嘉雯還記得學師的第二天就要自己執刀，親手𠝹開遺體的大動脈位置，往裏打防腐針。「我劏開他的大腿時，雙手不住的抖，因為從來沒有想像過自己要劏開人肉，真的非常害怕。」
花了三個月時間，她學會了各種技巧，也克服了種種恐懼。回到香港，她正式入行成為殯儀化妝師，目標就是為每一位先人化一個安詳的淡妝，讓他們有尊嚴地走最後一段路。
「他們只是不動而已，恐懼其實源於心理影響」
現在的鄭嘉雯處事俐落、毫不猶豫，但她原來曾經也像一般人一樣，害怕看到遺體。
「其實我25歲之前都很怕面對遺體，即使是化好妝了，看到後還是會覺得膽怯，更不要說碰他們了。」可是幾年前舅父及自己的小狗相繼去世，她親證死亡，明白了先人遺體並不如想像中可怕：「他們只是不動而已，恐懼其實源於心理影響。」
一份尊重，鄭嘉雯學會從容面對死亡；這份專業，也讓她贏得朋友的認同。
華人社會忌諱死亡，就連與死亡有關的人和事，也彷彿成了禁忌，但鄭嘉雯卻從來沒有感到被「嫌棄」：「農曆新年期間，我們一家也照常到親朋戚友家中拜年，並沒有被拒諸門外，更有朋友找我當伴娘呢！所以我覺得他們並不忌諱。」
「我前男友一家也接受我做這一行，還挺喜歡我的，和一般情侶沒有分別。」雖然她現在單身，可是她並不擔心，還笑說：「大不了在這一行找人吧！」
在香港，殯儀化妝這項工序，本來是由長生店仵工們一手包辦，沒有專人負責。直到十幾年前，行內希望有人能把化妝的工夫做得更仔細，讓家屬更安心，才慢慢分拆出這門專業，成為現時的殯儀化妝師。現時，香港總共有20多名殯儀化妝師，相比十幾年前足足增加了一倍。
另一個改變，是隨着行內透明度高了，近年多了女性入行。「時代不同了，有些家屬希望能有女性幫先人穿衣服，如果要男師傅接觸客人的太太、母親就會有點不方便。」
鄭嘉雯近年還收了四個女徒弟，跟着她學化妝、接生意：「她們都已經上手了，不用我怎樣教，我會派工作給她們，因為一個人做不完。」
殯儀化妝師安全欠保障
伴隨著香港人口老化，死亡人口不斷增多，殯儀服務的需求也不斷上升，然而，鄭嘉雯卻發現，保障殯儀化妝師的制度及配套，卻沒有隨之健全起來。
2003年，香港爆發疫症「沙士」，衛生署自此制定了一套屍體分類制度，按疾病傳染途徑及感染風險，將屍體標籤為藍色、黃色及紅色。藍色是沒有危險，可以一般程序處理；黃色代表屍體有傳染病菌或病毒，不可以進行防腐；紅色標籤的屍體，不但不可以防腐，更不可以接受殯儀化妝，亦不得進行瞻仰遺容，必須直接以屍袋密封。
制度看似完善，一班前線殯儀從業員卻有另一番體會。
「黃牌涵蓋的疾病太多了，範圍太寬，例如沙士，你一聽下去會覺得屬於紅牌，但原來只是黃牌而已，政府解釋指他們不是即時死亡，可以醫治，所以是黃牌。」鄭嘉雯無奈地說。
政府不准許我們在醫院幫死者裝身化妝，為什麽反而准許我們在殯儀館除去屍袋化妝？殯儀館衛生標準不但沒有醫院那麼高，而且還是中央冷氣，如果有細菌的話，大家『攬炒』。
按衛生署的分類，愛滋病、丙型肝炎、食肉菌感染，都屬於黃色標籤，家屬要求的話，殯儀化妝師還是要幫遺體化妝。「 政府不准許我們在醫院幫死者裝身化妝，為什麽反而准許我們在殯儀館除去屍袋化妝？殯儀館衛生標準不但沒有醫院那麼高，而且還是中央冷氣，如果有細菌的話，大家『攬炒』（一同受害）。」
雖然有風險，但由於殯儀化妝師一般不是全職受僱，沒有固定月薪，有時候遇到黃色標籤的遺體，都只好硬着頭皮去化妝，保護衣物及裝備都靠自己準備。
更大的問題在於，在沒有正式規管的情況下，殯儀化妝師的保障，全靠有沒有「人脈」——如果殯儀館行家沒有事先告知化妝師，遺體屬於哪個標籤的話，脫了屍袋、剪掉標籤，殯儀化妝師根本無法知道自己所承受的風險。
鄭嘉雯記得好幾次，行家明明知道遺體屬於黃色標籤，但為了確保有殯儀化妝師願意接手，卻刻意隱瞞：「他們會裝作若無其事，幸好有仵工告訴我，否則真的蒙在鼓裏。」她坦言只有自己才能夠保障自己，所以危疾保險早就買了，每個月供款3000元。
與死亡如此接近，她對生死又有沒有多了感悟？鄭嘉雯說，六年來最深刻的，是為一位出生兩天後不幸離世的嬰兒遺體裝身，「我沒有幫他化妝，只是在他身旁放了些糖果，再慢慢地幫他穿上衣服。」
「我爸爸一樣都是突然間就走了，失去了就真的失去了，所以真的要學會珍惜眼前人。」鄭嘉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