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曉明談《夾邊溝》:我希望讓你設身處地,再思考要不要否定

努力了四次,艾曉明才走進夾邊溝,在近20個月的拍攝中,她如何用影像連結瀕臨消亡的記憶和壓抑反思的當下?


艾曉明第二次嘗試進入夾邊溝,在林場大門口時發現設了崗,這一幕也成了紀錄片的序幕。
艾曉明第二次嘗試進入夾邊溝,在林場大門口時發現設了崗,這一幕也成了紀錄片的序幕。《夾邊溝祭事》視頻截圖

1957年中國大陸「反右運動」的60年後,2017年2月25日,香港,中國知名紀錄片導演艾曉明的最新作品《夾邊溝祭事》首次公開放映。

這部長達六個多小時的紀錄片,講述了1957到1960年在甘肅夾邊溝勞教農場發生的故事:2000多名右派在荒漠、戈壁中被強制勞動,飢寒交迫,只有數百人因為偶然機會倖存。艾曉明強調,「夾邊溝」不僅僅是一個歷史故事,也是一個當下的故事——它的傷害延續到當下,圍繞它的抗爭延續到當下;而我們對夾邊溝慘案的反思也將影響未來。

在本篇訪談節選中,艾曉明談到《夾邊溝祭事》製作前後內外的故事,以及作為紀錄片導演,她如何將對歷史與當下、對記憶與遺忘、對極權與人性的思考,寄寓於拍攝和製作之中。

問:撰稿人。艾:艾曉明。

夾邊溝祭事

Jiabiangou Elegy: Life and Death of the Rightists
導演、拍攝、剪輯:艾曉明
片長:375分鐘(5集)
發布:2017年

問:過去你的紀錄片作品一般跟維權抗爭運動相關,這次為什麼會做「夾邊溝」這個歷史題材的紀錄片?

艾:這可以說是意外促成的。2014年清明前,我到甘肅敦煌旅遊,計劃中也包括順便去夾邊溝看看。3月底我到了天水,那裏的右派老人說起清明節要去夾邊溝紀念,還說起他們建了紀念碑,但是碑被砸了。

對我來講這是一個重要線索,這裏出現了一個衝突,這個衝突是我非常關注的。近年來各地開始出現有關過去悲劇事件的紀念碑,碑是一個記憶,紀錄片也是一個記憶。砸碑的事情,天理不容。地方政府怎麼可以這樣做?但我沒有想到要拍片,因為文字和影像方面已經有了不少關於夾邊溝的敘述。

4月4號,我到明水見到參與祭奠的五七老人(註:1957年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的老人),還有夾邊溝遇難者的子女,還有蘭州的右派難友、具體負責建碑事宜的張遂卿先生。張先生事先告訴了大家有關清明祭奠的消息,結果我們一到酒泉,維穩幹部就出現了,警察也可能早就把老張盯住了。

我們把東西放在賓館方面就租車去夾邊溝,維穩幹部跟着拽着說不能去。我們沒理睬,招了一個出租車就走了。但是他們根據車牌號通知了出租車行,車行不停地打電話要司機返回。後來我們還是往裏去,但路上早就設了崗,說什麼軍事演練,不讓去。這個情形出現在(紀錄片)第二集的開頭。

第二天我們又叫了一個車,先去看了石料場裏被砸的碑,然後去到接近夾邊溝的路口,前一天設的崗已經撤除,我們以為可以進去,結果到夾邊溝林場大門口,那裏又設了崗,兩排穿迷彩服的人站在那裏。

這個情形後來成為本片第一集的開頭,由此拉開夾邊溝祭事的序幕。觀眾也就和我們一起進入到衝突中,這是一個當下的衝突:有關記憶和禁忌。但當時我還沒有把握,不知道是否有充分的人脈線索可以支持完成這個作品。

問:後來怎樣終於進到夾邊溝裏面的呢?

艾:五月份我又去了一趟。先到蘭州,再到酒泉。事先我約了協助老人們建碑的師傅,他是夾邊溝移民,他了解建碑過程,曾負責這個工程。

清早六點,我和一位志願者朋友從酒泉下車,約好的師傅沒來。我隱約覺得有車跟我。後來我告訴師傅說我們到了一個牛肉麵館。師傅來了,和我們一起坐下來吃麵,用眼睛掃了一下,意思是「他們」在旁邊。他說,今天你不能去,他們準備好了不讓你們去;說是上面昨天就給他電話了,他不能陪我們。我就說我們不去夾邊溝。他和監控他的人就先離開了。

我們轉道去了高台明水拍外景,當天傍晚回到酒泉,立即叫了出租車去夾邊溝。但司機不知道地方,我們在新添墩當地老百姓的墳場轉到天黑,也沒有找到右派墳場——其實它就在不遠處。

艾曉明導演在夾邊溝右派墳場。
艾曉明導演在夾邊溝右派墳場。圖:中國獨立紀錄片研究會提供

第二天清早,打個車再去。這次進到了峁家山風口,找到了那個右派墳場。沙地裏還能看見當年埋人的破棉絮,遇難者的衣服也還在。我和我的朋友從坡底一直走到山坡上。四周的人很容易發現右派墳場有人,也沒處躲。我們在那裏大概逗留了一個多小時,來了兩個人阻攔我們。

我不想發生衝突,我們就兩個人。要是錄像帶被拿走了,這一趟就白跑了。看見有人來,我就把攝像機給了我的志願者朋友,我說你開機,對着人拍,隨便拍什麼。

那兩個人盤問我們是哪裏的,來幹什麼,說這裏不能錄像。我說不能錄我們就回去。他們說,那你們不能走,我們要打電話給區裏……他說的地方話我也不太懂,反正意思是打電話給區裏的國保。我們就被滯留在那裏,一旁是被挖掘破壞的夾邊溝紀念碑遺址。我老想把錄像帶藏起來,但其中一位女士就跟着我,說去方便也要跟着,就沒什麼地方可藏。他們把我們扣了大概幾十分鐘,就讓我們走了。

這樣我第一次拍到了夾邊溝右派墳場裏面的狀態,努力了四次,第四次才進到了夾邊溝裏面。

問:為了拍這部片子你付出了怎樣的努力呢,比如去過多少次?

艾:去了多少次我自己也記不清楚了。我是從2014年4月4號開拍,大概一到兩個月會去一次。到現在,一年半都過去了。

這個作品要有足夠的視聽元素才像紀錄片,不然就像訪談。從紀錄片的性質來說,我更關注故事及如何講述。包括到外景地,重現大漠戈壁的生活環境。我希望觀眾有設身處地之感,然後才去想:我們要不要否定那個時代。

比如說風的聲音,50多年過去,現在一些地方造林多年,周邊大片農田,已經聽不到原始的風聲了。特別強大的風沙聲音,我是跑了很遠的路,去了未被開發的沙漠地帶,特別是在荒嶺高處才錄到。我覺得,這種風聲和他們講的風沙之夜吻合。

比如零下三十七八度跳進雪裏,很難呈現。但是多少要讓觀眾看到冰雪,所以我春夏秋冬都去過。

片子里人物提到的地名我儘量去。比和鳳鳴教授講她去明水尋親,那一條路我們重走了一遍。從她啟程的農場到柳園車站,再到明水河老火車站下車。從那裏去明水灘。我大致走了兩遍。我希望人們在片中看到楊繼繩先生講到的情形,勞教絕不會送你去好地方。從河西走廊往敦煌,再到新疆、青海,戈壁荒漠何止一個夾邊溝勞教遺址,又有多少英靈含冤死去!

片中九十高齡的李景沆教授至今依然在追問:沒有水源,沒有種子,沒有工具,把兩千多人送到荒野裏去幹什麼?進一步追問下去,我心顫慄:夾邊溝慘案難道不是群體滅絕嗎?誰之罪?這難道是天問嗎?

問:我們看片子的過程中,感覺有幾個場景是難以接受的,比方說我自己印象最深的是,一個人被懲罰得不到食物,整夜哀嚎,有人說他的聲音像鬼在叫。

艾:第二天他們發現那個人趴在沙堆上死了,嘴裏還有沒吃完的大便。我想他可能精神失常了。在極度飢餓裏,也許他出現了幻覺,在地上抓起大便,把它當成食物了。

這僅僅是我的推理,其實我的經驗對此無法解釋。在完全非人的對待下,人們可以比動物相爭更殘酷。我採訪的一位管教幹部的孩子,他說他去看爸爸。爸爸就讓犯人給他們去河裏撈魚。他們吃完魚,犯人問,那個魚刺你們還吃嗎?他們不要的魚刺,犯人就撿去吃。

現在連吃剩飯我們都不能理解,但是你想,勞教犯人會吃別人吐下的東西。在極度飢餓或接近死亡時,人的味覺嗅覺可能都改變了,我們無法以常理論之。我和一些年輕朋友一起看片子,有時也會問:到時候把我們幾個人關在一起,餓極了會不會互相吃,結論是肯定的。

問:那個時代裏的人有反抗的可能嗎?

艾:從片中可以了解到,當時被劃為異類的遠不止知識分子。勞教者中有工商業者,曾積極參與公私合營,結果被劃資本家遭到清洗。甚至有管教幹部,因為發言涉及家鄉饑饉,被遣送夾邊溝。還有整風小組領導者,因積極帶頭,禍及自身。又有同情右派者,或者在工程技術上堅持標準者,還有不說話者,因為湊數被划進去。夾邊溝勞教者中很多人是1949年以前參加革命的轉業軍人,還有支援大西北的年輕幹部……

為了維持基本生存,很多人放棄了理想和立場。在極權體制下,人們失去了獲得生活資源的自由。計劃經濟控制了市場,離開單位、戶籍,個人無法得到糧油配給。如此,其社會成員的基本生存都被權力掌控了,再加上政治打壓,反抗的可能微乎其微。

我對各位勞教倖存者都請教了這個問題:有沒有反抗的可能性?影片呈現了他們的回答。人們都掙扎在基本的生存線上,大多數人的日常焦慮是今天能不能吃到一個饅頭。

與之相關的是也沒有體力反抗,片中人說,十七八歲的人站都站不起來,還怎麼去反抗?反抗不了。進一步的後果是內心麻木,這是勞教者的普遍狀態:「前面一片黑」,還想什麼人類、什麼反抗?

聽他們這些講述,我相信觀眾會思考:這個社會怎麼可以是這樣的?怎麼可以讓人們回到動物性的穴居時代?甚至在最絕望時,提前挖一個坑準備好把自己埋掉。這樣的時代值得美化嗎?

民間有很多慘案的證據。
民間有很多慘案的證據。圖:艾曉明提供

問:現在這些倖存者說起夾邊溝的狀態是怎麼樣的?

艾:各有不同。有的人進入狀態,有的人保持距離。比如有時人們會以第二人稱「你」來講述當時自己的經歷,彷彿事不關己。那時的處境太極端,連當事人也需要用第二人稱來建立距離,把自己摘出來,以便平靜地講下去。

我也遇到這樣的人,父親在夾邊溝遇難,為了當下的安寧,他們謝絕了我的採訪。我理解他們的心情,主要是擔心接受採訪會影響到自己的晚年生活,特別是會對孩子不利。這種情形讓我感覺到,無論他們現在的生活如何好,過去的創傷都沒有癒合。當他們說「我不反黨,我愛黨」時,我看到的卻是恐懼。既如此,誰能說那個時代已經遠去?

但在片子裏也有很多老人,他們勇敢而堅定地講述過去。儘管也有恐懼,有自我審查,但理性判斷幫助他們承擔了這份講述的責任。

我景仰老人們的勇氣,也理解人們對安全的基本需要。在紀錄片裏說話,在目前的社會處境中發言,這和到法庭舉證有類似之處。我們必須徵得講者同意,不能把人帶到他不願意承擔的風險裏。任何受訪者都不應該因為講出真相而被追究,受騷擾。我沒有能力保護老人們不受傷害,但是,迴避苦難卻是對所有人最大的傷害。這些,片中人講得很充分了。

我能接觸到的倖存者,堪稱最後的夾邊溝人(慘案親歷者)了。他們能替死者說話嗎?也許能。但如果說每一個人都是獨特的,我們只能說,大量的故事已經永遠消失了。

問:在拍攝過程中你跟這些倖存者的關係是怎樣的呢?

艾:我們是合作者,他們中不少人有強烈的願望,要守護記憶,他們都支持建紀念碑。但另一方面,由於政治壓力,五七敘事和當代大量的苦難敘事一樣,在夾縫中生長,十分艱難。對於年輕一代,也相當隔膜。

我的主要合作者張遂卿先生起到很大作用,他作為建碑人,一直在尋找倖存者、夾邊溝遇難者的親屬。儘管有了很多文字記錄,他依然不棄不捨地尋找進一步的證據。這種守護和堅持太了不起了,他也承受了很多壓力。我相信觀眾從他和片中人那裏,已經看到了一座紀念碑的誕生。

動物都有記憶,何況人。然而未經呈現的記憶無關公共利益,也不能成為社會共識。在紀錄片裏的講述是人們整理個人所經歷的社會史,並使其清晰化的過程。而一旦清晰起來,記憶的對抗性也隨之呈現。

但紀錄片高度理論化也不太適合,那就沒有故事了。我更關注的是人們的生活,他們怎麼經歷這一切?如何在絕境中求生?做紀錄片是跟人的生命故事打交道,我更關注這個。而生命的經驗是不一樣的,這種差異特別有魅力。

例如對於死者,很多家庭都有後人返回夾邊溝、明水,憑弔長輩;但能夠把遺骨帶回家者很少。難得的是在天水採訪到一位老媽媽,她往返一千多公里,千辛萬苦遷喪,居然做到了。又有母親帶着四個孩子,為了生存只得改嫁。就是在城市裏工作的醫生,也是靠賣血才得到路費去探視丈夫。

集中在一起的骨頭。
集中在一起的骨頭。圖:艾曉明提供

問:這個片子是你拍過最長的,而且也是你第一次嘗試歷史題材?你拍的夾邊溝故事跟已有的敘述有什麼不同?

艾:是。我沒考慮過要拍這麼長,沒計劃過。後來剪輯時覺得有很多人的講述太寶貴,乾脆不考慮片長。先把內容做出來,再想是否合適。

這也許跟做研究的經歷有關。我們寫文章、做研究首先要找一個問題,正是因為問題是那麼重要,我才覺得要拍、要找這個答案。我們必須分清是非,才能建立當下的文化態度和政治立場,如果我們沒有是非,談不上其他,沒有建設性可言。

大量的人會認為夾邊溝不是一個新故事,但我覺得夾邊溝當下的遭遇還沒有影像跟進,而這個事件有代表性,象徵着夾邊溝事件的當下處境:抹除真相,打壓言論自由,摧毀記憶——這些都是當下的問題。我們怎麼看待過去的悲劇?這個時代怎麼看毛澤東時代?要不要守護我們有關歷史悲劇的記憶,我認為關係到當下中國向何處去。

另一個,這部紀錄片包括了從未被講述的故事,即夾邊溝親歷者後代的回憶。這也許來自我作為女性作者的視角。當一個家庭的主要支撐者被遣送勞教後,他的妻子兒女怎麼辦?她們經歷了什麼,親情如何維繫?這是夾邊溝故事裏很重要的部分。

第三個,我沒有孤立地講夾邊溝農場,而是和其他勞教農場的故事關聯起來了。影片中也呈現瞭如蘑菇灘農場、赤金農場、丁家壩農場、飲馬農場等勞教遺址。

接受我採訪的一位老人當時在赤金農場,他講到人的瀕死狀態。我將其講述插入其中。我覺得這些生命經驗對夾邊溝故事是重要佐證,很多經驗是共通的。何況,如果不是這部紀錄片,這位老人的講述就無法進入影像記憶,所以我沒有給自己設限。

問:這一次在呈現方式上你有什麼比較新的經驗或嘗試?

艾:我覺得第一個,紀錄片必須提供新的視聽證據。有關夾邊溝的故事,一方面要找到人證物證,去證明它是真實發生過的。另一方面,我們不能發明證據,必須找到當事人。結果我發現,很多慘案的證據在民間。人證俱在。我們的工作是去收集和保存,將它存入公共記憶。

視覺證據的效力是文字轉述做不到的。
視覺證據的效力是文字轉述做不到的。圖:艾曉明提供

我在天水看到一個家庭保存了他父親的來信原件和明信片,真是非常感動。這就是視覺證據,它的證據效力也是文字轉述做不到的。影片中還採用了很多家庭保存的老照片,照片上的音容笑貌揭示了被政治鬥爭所毀滅的生命形態,右派、勞教者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可以感知和交流的生命形象。

影片中也採集了新的影像證據,比如在過去的勞教農場遺址,作為場部的建築都有一個三角屋頂,上面有一個五角星。勞教人員住過的老房子、農場所在地的地貌,很多都是去農場實拍的。此外也請倖存者辨認,找到跟當時的狀態相似的外景地,由當事人對觀眾說:「我們就是在這樣的地方挖個洞,住在裏面」。

影片裏故事的跨度不限於反右到夾邊溝農場解散那三、四年,從夾邊溝回到原單位,這些勞教者後來的遭遇、子女的故事以及獲得改正的結果,也包括在紀錄片裏了。我最後決定將片名從「生死夾邊溝」改為「夾邊溝祭事」(這是拍攝的初衷,也是初剪的片名),因為這才是焦點所在。是的,影片尋找生前,聚焦死後,追問為什麼我們要祭奠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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