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曉明談《夾邊溝》：我希望讓你設身處地，再思考要不要否定

問：過去你的紀錄片作品一般跟維權抗爭運動相關，這次為什麼會做「夾邊溝」這個歷史題材的紀錄片？

艾：這可以說是意外促成的。2014年清明前，我到甘肅敦煌旅遊，計劃中也包括順便去夾邊溝看看。3月底我到了天水，那裏的右派老人說起清明節要去夾邊溝紀念，還說起他們建了紀念碑，但是碑被砸了。

對我來講這是一個重要線索，這裏出現了一個衝突，這個衝突是我非常關注的。近年來各地開始出現有關過去悲劇事件的紀念碑，碑是一個記憶，紀錄片也是一個記憶。砸碑的事情，天理不容。地方政府怎麼可以這樣做？但我沒有想到要拍片，因為文字和影像方面已經有了不少關於夾邊溝的敘述。

4月4號，我到明水見到參與祭奠的五七老人（註：1957年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的老人），還有夾邊溝遇難者的子女，還有蘭州的右派難友、具體負責建碑事宜的張遂卿先生。張先生事先告訴了大家有關清明祭奠的消息，結果我們一到酒泉，維穩幹部就出現了，警察也可能早就把老張盯住了。

我們把東西放在賓館方面就租車去夾邊溝，維穩幹部跟着拽着說不能去。我們沒理睬，招了一個出租車就走了。但是他們根據車牌號通知了出租車行，車行不停地打電話要司機返回。後來我們還是往裏去，但路上早就設了崗，說什麼軍事演練，不讓去。這個情形出現在（紀錄片）第二集的開頭。

第二天我們又叫了一個車，先去看了石料場裏被砸的碑，然後去到接近夾邊溝的路口，前一天設的崗已經撤除，我們以為可以進去，結果到夾邊溝林場大門口，那裏又設了崗，兩排穿迷彩服的人站在那裏。

這個情形後來成為本片第一集的開頭，由此拉開夾邊溝祭事的序幕。觀眾也就和我們一起進入到衝突中，這是一個當下的衝突：有關記憶和禁忌。但當時我還沒有把握，不知道是否有充分的人脈線索可以支持完成這個作品。

問：後來怎樣終於進到夾邊溝裏面的呢？

艾：五月份我又去了一趟。先到蘭州，再到酒泉。事先我約了協助老人們建碑的師傅，他是夾邊溝移民，他了解建碑過程，曾負責這個工程。

清早六點，我和一位志願者朋友從酒泉下車，約好的師傅沒來。我隱約覺得有車跟我。後來我告訴師傅說我們到了一個牛肉麵館。師傅來了，和我們一起坐下來吃麵，用眼睛掃了一下，意思是「他們」在旁邊。他說，今天你不能去，他們準備好了不讓你們去；說是上面昨天就給他電話了，他不能陪我們。我就說我們不去夾邊溝。他和監控他的人就先離開了。

我們轉道去了高台明水拍外景，當天傍晚回到酒泉，立即叫了出租車去夾邊溝。但司機不知道地方，我們在新添墩當地老百姓的墳場轉到天黑，也沒有找到右派墳場——其實它就在不遠處。

第二天清早，打個車再去。這次進到了峁家山風口，找到了那個右派墳場。沙地裏還能看見當年埋人的破棉絮，遇難者的衣服也還在。我和我的朋友從坡底一直走到山坡上。四周的人很容易發現右派墳場有人，也沒處躲。我們在那裏大概逗留了一個多小時，來了兩個人阻攔我們。

我不想發生衝突，我們就兩個人。要是錄像帶被拿走了，這一趟就白跑了。看見有人來，我就把攝像機給了我的志願者朋友，我說你開機，對着人拍，隨便拍什麼。

那兩個人盤問我們是哪裏的，來幹什麼，說這裏不能錄像。我說不能錄我們就回去。他們說，那你們不能走，我們要打電話給區裏……他說的地方話我也不太懂，反正意思是打電話給區裏的國保。我們就被滯留在那裏，一旁是被挖掘破壞的夾邊溝紀念碑遺址。我老想把錄像帶藏起來，但其中一位女士就跟着我，說去方便也要跟着，就沒什麼地方可藏。他們把我們扣了大概幾十分鐘，就讓我們走了。

這樣我第一次拍到了夾邊溝右派墳場裏面的狀態，努力了四次，第四次才進到了夾邊溝裏面。

問：為了拍這部片子你付出了怎樣的努力呢，比如去過多少次？

艾：去了多少次我自己也記不清楚了。我是從2014年4月4號開拍，大概一到兩個月會去一次。到現在，一年半都過去了。

這個作品要有足夠的視聽元素才像紀錄片，不然就像訪談。從紀錄片的性質來說，我更關注故事及如何講述。包括到外景地，重現大漠戈壁的生活環境。我希望觀眾有設身處地之感，然後才去想：我們要不要否定那個時代。

比如說風的聲音，50多年過去，現在一些地方造林多年，周邊大片農田，已經聽不到原始的風聲了。特別強大的風沙聲音，我是跑了很遠的路，去了未被開發的沙漠地帶，特別是在荒嶺高處才錄到。我覺得，這種風聲和他們講的風沙之夜吻合。

比如零下三十七八度跳進雪裏，很難呈現。但是多少要讓觀眾看到冰雪，所以我春夏秋冬都去過。

片子里人物提到的地名我儘量去。比和鳳鳴教授講她去明水尋親，那一條路我們重走了一遍。從她啟程的農場到柳園車站，再到明水河老火車站下車。從那裏去明水灘。我大致走了兩遍。我希望人們在片中看到楊繼繩先生講到的情形，勞教絕不會送你去好地方。從河西走廊往敦煌，再到新疆、青海，戈壁荒漠何止一個夾邊溝勞教遺址，又有多少英靈含冤死去！

片中九十高齡的李景沆教授至今依然在追問：沒有水源，沒有種子，沒有工具，把兩千多人送到荒野裏去幹什麼？進一步追問下去，我心顫慄：夾邊溝慘案難道不是群體滅絕嗎？誰之罪？這難道是天問嗎？

問：我們看片子的過程中，感覺有幾個場景是難以接受的，比方說我自己印象最深的是，一個人被懲罰得不到食物，整夜哀嚎，有人說他的聲音像鬼在叫。

艾：第二天他們發現那個人趴在沙堆上死了，嘴裏還有沒吃完的大便。我想他可能精神失常了。在極度飢餓裏，也許他出現了幻覺，在地上抓起大便，把它當成食物了。

這僅僅是我的推理，其實我的經驗對此無法解釋。在完全非人的對待下，人們可以比動物相爭更殘酷。我採訪的一位管教幹部的孩子，他說他去看爸爸。爸爸就讓犯人給他們去河裏撈魚。他們吃完魚，犯人問，那個魚刺你們還吃嗎？他們不要的魚刺，犯人就撿去吃。

現在連吃剩飯我們都不能理解，但是你想，勞教犯人會吃別人吐下的東西。在極度飢餓或接近死亡時，人的味覺嗅覺可能都改變了，我們無法以常理論之。我和一些年輕朋友一起看片子，有時也會問：到時候把我們幾個人關在一起，餓極了會不會互相吃，結論是肯定的。

問：那個時代裏的人有反抗的可能嗎？

艾：從片中可以了解到，當時被劃為異類的遠不止知識分子。勞教者中有工商業者，曾積極參與公私合營，結果被劃資本家遭到清洗。甚至有管教幹部，因為發言涉及家鄉饑饉，被遣送夾邊溝。還有整風小組領導者，因積極帶頭，禍及自身。又有同情右派者，或者在工程技術上堅持標準者，還有不說話者，因為湊數被划進去。夾邊溝勞教者中很多人是1949年以前參加革命的轉業軍人，還有支援大西北的年輕幹部……

為了維持基本生存，很多人放棄了理想和立場。在極權體制下，人們失去了獲得生活資源的自由。計劃經濟控制了市場，離開單位、戶籍，個人無法得到糧油配給。如此，其社會成員的基本生存都被權力掌控了，再加上政治打壓，反抗的可能微乎其微。

我對各位勞教倖存者都請教了這個問題：有沒有反抗的可能性？影片呈現了他們的回答。人們都掙扎在基本的生存線上，大多數人的日常焦慮是今天能不能吃到一個饅頭。

與之相關的是也沒有體力反抗，片中人說，十七八歲的人站都站不起來，還怎麼去反抗？反抗不了。進一步的後果是內心麻木，這是勞教者的普遍狀態：「前面一片黑」，還想什麼人類、什麼反抗？

聽他們這些講述，我相信觀眾會思考：這個社會怎麼可以是這樣的？怎麼可以讓人們回到動物性的穴居時代？甚至在最絕望時，提前挖一個坑準備好把自己埋掉。這樣的時代值得美化嗎？

問：現在這些倖存者說起夾邊溝的狀態是怎麼樣的？

艾：各有不同。有的人進入狀態，有的人保持距離。比如有時人們會以第二人稱「你」來講述當時自己的經歷，彷彿事不關己。那時的處境太極端，連當事人也需要用第二人稱來建立距離，把自己摘出來，以便平靜地講下去。

我也遇到這樣的人，父親在夾邊溝遇難，為了當下的安寧，他們謝絕了我的採訪。我理解他們的心情，主要是擔心接受採訪會影響到自己的晚年生活，特別是會對孩子不利。這種情形讓我感覺到，無論他們現在的生活如何好，過去的創傷都沒有癒合。當他們說「我不反黨，我愛黨」時，我看到的卻是恐懼。既如此，誰能說那個時代已經遠去？

但在片子裏也有很多老人，他們勇敢而堅定地講述過去。儘管也有恐懼，有自我審查，但理性判斷幫助他們承擔了這份講述的責任。

我景仰老人們的勇氣，也理解人們對安全的基本需要。在紀錄片裏說話，在目前的社會處境中發言，這和到法庭舉證有類似之處。我們必須徵得講者同意，不能把人帶到他不願意承擔的風險裏。任何受訪者都不應該因為講出真相而被追究，受騷擾。我沒有能力保護老人們不受傷害，但是，迴避苦難卻是對所有人最大的傷害。這些，片中人講得很充分了。

我能接觸到的倖存者，堪稱最後的夾邊溝人（慘案親歷者）了。他們能替死者說話嗎？也許能。但如果說每一個人都是獨特的，我們只能說，大量的故事已經永遠消失了。

問：在拍攝過程中你跟這些倖存者的關係是怎樣的呢？

艾：我們是合作者，他們中不少人有強烈的願望，要守護記憶，他們都支持建紀念碑。但另一方面，由於政治壓力，五七敘事和當代大量的苦難敘事一樣，在夾縫中生長，十分艱難。對於年輕一代，也相當隔膜。

我的主要合作者張遂卿先生起到很大作用，他作為建碑人，一直在尋找倖存者、夾邊溝遇難者的親屬。儘管有了很多文字記錄，他依然不棄不捨地尋找進一步的證據。這種守護和堅持太了不起了，他也承受了很多壓力。我相信觀眾從他和片中人那裏，已經看到了一座紀念碑的誕生。

動物都有記憶，何況人。然而未經呈現的記憶無關公共利益，也不能成為社會共識。在紀錄片裏的講述是人們整理個人所經歷的社會史，並使其清晰化的過程。而一旦清晰起來，記憶的對抗性也隨之呈現。

但紀錄片高度理論化也不太適合，那就沒有故事了。我更關注的是人們的生活，他們怎麼經歷這一切？如何在絕境中求生？做紀錄片是跟人的生命故事打交道，我更關注這個。而生命的經驗是不一樣的，這種差異特別有魅力。

例如對於死者，很多家庭都有後人返回夾邊溝、明水，憑弔長輩；但能夠把遺骨帶回家者很少。難得的是在天水採訪到一位老媽媽，她往返一千多公里，千辛萬苦遷喪，居然做到了。又有母親帶着四個孩子，為了生存只得改嫁。就是在城市裏工作的醫生，也是靠賣血才得到路費去探視丈夫。

問：這個片子是你拍過最長的，而且也是你第一次嘗試歷史題材？你拍的夾邊溝故事跟已有的敘述有什麼不同？

艾：是。我沒考慮過要拍這麼長，沒計劃過。後來剪輯時覺得有很多人的講述太寶貴，乾脆不考慮片長。先把內容做出來，再想是否合適。

這也許跟做研究的經歷有關。我們寫文章、做研究首先要找一個問題，正是因為問題是那麼重要，我才覺得要拍、要找這個答案。我們必須分清是非，才能建立當下的文化態度和政治立場，如果我們沒有是非，談不上其他，沒有建設性可言。

大量的人會認為夾邊溝不是一個新故事，但我覺得夾邊溝當下的遭遇還沒有影像跟進，而這個事件有代表性，象徵着夾邊溝事件的當下處境：抹除真相，打壓言論自由，摧毀記憶——這些都是當下的問題。我們怎麼看待過去的悲劇？這個時代怎麼看毛澤東時代？要不要守護我們有關歷史悲劇的記憶，我認為關係到當下中國向何處去。

另一個，這部紀錄片包括了從未被講述的故事，即夾邊溝親歷者後代的回憶。這也許來自我作為女性作者的視角。當一個家庭的主要支撐者被遣送勞教後，他的妻子兒女怎麼辦？她們經歷了什麼，親情如何維繫？這是夾邊溝故事裏很重要的部分。

第三個，我沒有孤立地講夾邊溝農場，而是和其他勞教農場的故事關聯起來了。影片中也呈現瞭如蘑菇灘農場、赤金農場、丁家壩農場、飲馬農場等勞教遺址。

接受我採訪的一位老人當時在赤金農場，他講到人的瀕死狀態。我將其講述插入其中。我覺得這些生命經驗對夾邊溝故事是重要佐證，很多經驗是共通的。何況，如果不是這部紀錄片，這位老人的講述就無法進入影像記憶，所以我沒有給自己設限。

問：這一次在呈現方式上你有什麼比較新的經驗或嘗試？

艾：我覺得第一個，紀錄片必須提供新的視聽證據。有關夾邊溝的故事，一方面要找到人證物證，去證明它是真實發生過的。另一方面，我們不能發明證據，必須找到當事人。結果我發現，很多慘案的證據在民間。人證俱在。我們的工作是去收集和保存，將它存入公共記憶。

我在天水看到一個家庭保存了他父親的來信原件和明信片，真是非常感動。這就是視覺證據，它的證據效力也是文字轉述做不到的。影片中還採用了很多家庭保存的老照片，照片上的音容笑貌揭示了被政治鬥爭所毀滅的生命形態，右派、勞教者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可以感知和交流的生命形象。

影片中也採集了新的影像證據，比如在過去的勞教農場遺址，作為場部的建築都有一個三角屋頂，上面有一個五角星。勞教人員住過的老房子、農場所在地的地貌，很多都是去農場實拍的。此外也請倖存者辨認，找到跟當時的狀態相似的外景地，由當事人對觀眾說：「我們就是在這樣的地方挖個洞，住在裏面」。

影片裏故事的跨度不限於反右到夾邊溝農場解散那三、四年，從夾邊溝回到原單位，這些勞教者後來的遭遇、子女的故事以及獲得改正的結果，也包括在紀錄片裏了。我最後決定將片名從「生死夾邊溝」改為「夾邊溝祭事」（這是拍攝的初衷，也是初剪的片名），因為這才是焦點所在。是的，影片尋找生前，聚焦死後，追問為什麼我們要祭奠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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