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20日，台灣的聯合報刊出系列報導，記錄兩位台灣女孩到南蘇丹從事人道援助的見聞，引起許多關注。報導之一用感性的口吻，描述兩位台灣女孩不畏艱難前進南蘇丹、把難民故事帶回台灣，作為「以分享改變世界」的正面範例。另一篇報導則簡要交代南蘇丹內戰的原因，花了大部分篇幅描述南蘇丹衝突的人道危機，最後以非營利組織「開路夥伴」（Make Way Partners）在當地提供教育、培養和平種子作結。
兩位女孩冒險犯難到南蘇丹幫助難民的精神，固然令人敬佩，但假如該報導旨在喚起大眾對武裝衝突與性暴力等議題的關心，甚至採取行動，那麼讀者也應該進一步思考：此種人道援助論述的宗教與性別政治，以及其與特朗普「全球噤聲令」的關連。
南蘇丹，衝突不斷的血淚史
歷經長達22年的南北戰爭，南蘇丹於2011年7月正式獨立，這個全世界最年輕的國家旋即在2013年12月陷入內戰。蘇丹人民解放運動（Sudanese People’s Liberation Movement, SPLM）是領導南蘇丹對抗（北）蘇丹的主力、也是南蘇丹獨立後的執政黨，該政黨內部的權力鬥爭導致分裂，當時的副總統 Riek Machar 帶領反政府軍（Sudanese People’s Liberation Movement-in-opposition, SPLM-IO）掀起南蘇丹內戰。
鄰國烏干達與蘇丹的「正義與平等運動」（Justice and Equality Movement, JEM）武裝組織都加入協助南蘇丹政府軍；而以努爾人為主的武裝組織「努爾白軍」（Nuer White Army），則為了報復總統守衛軍對努爾人的攻擊，針對南蘇丹總統 Salva Kiir 所屬的丁卡族（Dinka），攻擊其平民村落。
透過聯合國、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調停，2015年8月，衝突雙方簽訂協議，重新訂定權力分享的機制。2016年4月，副總統 Machar 與總統 Salva Kiir Mayardit和其他反對派組成過渡政府。然而，同年7月衝突再度爆發，雙方交火造成超過270位平民死亡，以及上百件的性暴力與攻擊事件。
聯合國難民署（UNHCR）估計，自2013年內戰爆發以來，已有超過150萬人逃離南蘇丹，到烏干達、埃塞俄比亞、剛果民主共和國、蘇丹、肯雅等地避難，形成規模僅次於敘利亞與阿富汗的難民危機。
聯合報的報導提到，兩位志工因為參加「開路夥伴」創辦人金柏莉（Kimberly L. Smith）的新書分享會，而與該組織一起到南蘇丹服務。開路夥伴是一間基督教傳教機構，其宗旨是透過傳授基督福音，來預防與打擊人口販運（human-trafficking）和其他形式的壓迫，特別在婦女與兒童容易成為受害的地區。該報導描繪南蘇丹內戰的血腥暴力，尤其是婦女遭到強暴、因此感染HIV或被迫生下強暴犯的小孩等情節，其遭遇無不令人同情。
但除了沉浸於悲傷，更重要的是從中看見武裝衝突、性暴力與性別不平等的內在連結。
戰爭苦果的性別差異
在戰爭中承受了龐大苦果的女性，卻擠不進坐滿男人的談判桌。
武裝衝突的負面衝擊，一直有性別差異。
女性比男性更可能在戰爭中經歷強暴、性奴役（sexual slavery）、性販運（sex trafficking）與其他性別暴力。有些時候，性暴力本身就是用來打擊敵人士氣、壯大己方聲勢的戰爭工具。最明顯的例子即是ISIS 屠殺 Yazidi 男性，將婦女和女童當作性奴，作為消滅Yazidi與其他少數民族的策略；而在尼日利亞（奈及利亞）北部，武裝組織博科聖地（Boko Haram）綁架婦女與女童，強迫她們嫁給博科聖地戰士，一方面用來報復反抗的村落，同時作為招募士兵的手段。
戰爭也會提高孕產婦死亡率，根據ＵＮ Women 的研究，全球超過一半的孕產婦死亡，發生在有武裝衝突的國家，或是暴力叢生、治理能力與經濟基礎薄弱的脆弱國家（fragile states）。
儘管婦女與兒童受到戰爭衝擊最深，戰後的和平會談中，女性參與的比例通常偏低。缺乏女性參與的後果是：性暴力鮮少成為和談議程，加害者經常不受懲罰，或者演變成「一群男人赦免另一群男人（和自己）在戰爭中對女性的犯罪」這樣荒謬的場景。
在戰爭中承受了龐大苦果的女性，卻擠不進坐滿男人的談判桌。
女性不被認為具有政治意志與能力來解決衝突、締結和平、捍衛權利。此次聯合報的南蘇丹系列報導，也有類似問題──該文大幅描述婦女遭遇性暴力的慘況，加深女性做為受害者的刻板印象，以此襯托宗教團體無私奉獻的救世主形象；卻在這種描繪中，抹除女性行動可能的想像。
然而在其他例子中，我們卻看見女性本身實際存在政治能動性，女性公民社會團體（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積極參與解決衝突、建立和平的行動。例如，利比里亞（賴比瑞亞）的草根組織 Women in Peacebuilding Network （WIPNET）組織當地婦女進行和平非暴力的抗爭，敦促當時的總統Charles Taylor與反抗軍舉行和平會談，甚至在會談進度凝滯時，率領婦女們擋住會議室的門，要求談判代表們沒有談出結果不能出來。WIPNET的領導人之一Leymah Gbowee，因為帶領當地的女性和平運動、終結第二次利比里亞內戰，得到2011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倫敦經濟學院的研究者Marsha Henry曾勸學生，不要把戰爭中的性暴力當做論文題目，因為這些研究通常只會滿足人們的窺淫癖與殖民凝視（野蠻、暴力、無法控制性慾的黑男人侵犯可憐的黑女人）、忽視歷史與地緣政治因素。
從全球女權的角度來看，當美國新保守主義用解放女性來為理由之一，正當化2001年入侵阿富汗的行為，投射「穆斯林男人壓迫女性、白人男性要來拯救有色女性」的殖民主義凝視，當宗教團體將「他者的（性）暴力」作為宣教工具，我們不能不對這樣的論述保持警惕。
「全球噤聲令」，另類的性暴力
特朗普的全球噤聲令將造成650萬非預期懷孕、210萬不安全墮胎，以及超過2萬個孕產婦死亡。
特朗普（川普）上任後，立即重啟了一項反墮胎政策──被諷為「全球噤聲令」（Global Gag Rule）的墨西哥城政策（Mexico City policy，1984年由里根總統在墨西哥城宣布而得名）。該政策禁止接受美國國際發展署（USAID）補助的非營利組織，在任何地方提供避孕與墮胎的資訊、服務或轉介，也禁止接受補助的組織參與遊說、推動所在地國家的家庭計畫政策。
這項政策之所以被稱為「全球噤聲令」，是因為受USAID補助的醫療機構不能主動提供墮胎建議、不能施行墮胎（縱使墮胎經費不是來自USAID），也不能主動轉介婦女到可以進行墮胎的診所。一旦違反，便會被取消補助。此舉形同限制了醫療機構的言論自由，連提供正確的性教育與衛教資訊也受限。
USAID 是全球最大的家庭計畫服務贊助單位，每年提供大約6億美金的資金、醫療用品與器材到將近40個國家。特朗普的行政命令，將適用範圍從接受USAID「家庭計畫項目」補助的非營利組織，擴及到所有接受 USAID 與國務院補助的醫療組織。許多國際非營利組織與醫療組織已警告，這項政策將嚴重影響發展中國家的婦女健康——包括限制女性取得避孕工具的機會、妨礙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IV）、寨卡病毒（Zika，茲卡）與瘧疾的防治工作、增加更多非預期懷孕，最終迫使女性尋求不安全、可能傷及性命的墮胎方法。
提供避孕與墮胎醫療的跨國組織 Marie Stopes International 估計：從2017到2020年，特朗普的全球噤聲令將造成650萬非預期懷孕、210萬不安全墮胎，以及超過2萬個孕產婦死亡。國際計畫生育聯合會（International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IPPF）也會失去最重要的資金來源，嚴重影響該組織在烏干達、肯雅與尼泊爾等地提供的避孕與家庭計畫服務。
一項史丹佛大學的研究發現，小布希政府在2001年重啟全球噤聲令後，撒哈拉以南20個國家的墮胎率顯著上升。可能的原因是，全球噤聲令減少人們取得避孕藥物或工具的機會，導致更多非預期懷孕，反而迫使婦女依賴墮胎作為家庭計畫的手段。
另一個血淋淋的例子發生在萊索托（Lesotho，賴索托）。在柯林頓時代，USAID 送了大約42萬個保險套給萊索托計畫生育協會（Lesotho Planned Parenthood Association）。2001年全球噤聲令恢復，USAID 停止捐助保險套到萊國，當時萊索托婦女每四人中有一人是HIV帶原者。萊索托失去了唯一的保險套來源，令其HIV防治工作雪上加霜。
全球噤聲令這項反墮胎政策自里根時代開始，就是共和黨籍總統取悅保守基督徒選民的手段。當保守基督徒以保護生命之名（pro-life movement）來限制女性的身體自主權，它威脅的不只是美國婦女，甚至可能讓一些在貧困或戰亂地區的婦女，以她們的生命健康付出代價。
女性培力與政治參與
因此，當我們在為報導中南蘇丹女性的悲慘遭遇掉淚時，不應忽視「全球噤聲令」對南蘇丹與其他戰爭地區，還有無數發展中國家婦女和女孩的衝擊。提供避孕與墮胎，聽來比較不賺人熱淚，發放保險套和事後避孕藥，也不像是勵志小英雄的故事，但是保障女性的生殖權，是促進性別平等不可或缺的一環。
性別平等與女性培力（women’s empowerment），才是讓南蘇丹不再哭泣的關鍵。
Rita Lopidia，南蘇丹婦女組織 Eve Organization for Women’s Development 的共同創辦人與執行長，在去年10月聯合國安理會的「女性、和平與安全公開辯論」（open debate on women, peace and security）時說：「不只南蘇丹，從敘利亞、伊拉克、也門（葉門）、馬里（Mali）、中非共和國、剛果民主共和國，到全球其他受衝突影響的地區，女性的聲音必須被擴大。」
因此，推動女性權益、建立永續和平的實際作法是：提升女性參與和平進程的比例、在和平協議裏加入停止性暴力的條款、強化女性參政權、把性別保障名額納入政治改革進程、加強性╱性別暴力的問責（accountability）機制、打擊有罪不罰（impunity）的情形等。
即使面對戰亂與暴力，女性追求和平及政治參與的決心與行動沒有減少，只是我們有沒有聽見她們的聲音。
（徐歆惠，紐約大學國際事務研究生，主修人權與國際法，前NGO Working Group on Women, Peace and Security policy research fel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