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女性主義

徐歆惠:在陪南蘇丹哭泣之前,你應該先知道「全球噤聲令」

從2017到2020年,特朗普的全球噤聲令將造成650萬非預期懷孕、210萬不安全墮胎,以及超過2萬個孕產婦死亡。


母親們抱著嬰兒在難民營內的臨時醫院,等待醫生為營養不良的嬰兒進行治療性餵養。
母親們抱著嬰兒在難民營內的臨時醫院,等待醫生為營養不良的嬰兒進行治療性餵養。攝:Paula Bronstein/Getty Images

2017年1月20日,台灣的聯合報刊出系列報導,記錄兩位台灣女孩到南蘇丹從事人道援助的見聞,引起許多關注。報導之一用感性的口吻,描述兩位台灣女孩不畏艱難前進南蘇丹、把難民故事帶回台灣,作為「以分享改變世界」的正面範例。另一篇報導則簡要交代南蘇丹內戰的原因,花了大部分篇幅描述南蘇丹衝突的人道危機,最後以非營利組織「開路夥伴」(Make Way Partners)在當地提供教育、培養和平種子作結。

兩位女孩冒險犯難到南蘇丹幫助難民的精神,固然令人敬佩,但假如該報導旨在喚起大眾對武裝衝突與性暴力等議題的關心,甚至採取行動,那麼讀者也應該進一步思考:此種人道援助論述的宗教與性別政治,以及其與特朗普「全球噤聲令」的關連。

南蘇丹,衝突不斷的血淚史

歷經長達22年的南北戰爭,南蘇丹於2011年7月正式獨立,這個全世界最年輕的國家旋即在2013年12月陷入內戰。蘇丹人民解放運動(Sudanese People’s Liberation Movement, SPLM)是領導南蘇丹對抗(北)蘇丹的主力、也是南蘇丹獨立後的執政黨,該政黨內部的權力鬥爭導致分裂,當時的副總統 Riek Machar 帶領反政府軍(Sudanese People’s Liberation Movement-in-opposition, SPLM-IO)掀起南蘇丹內戰。

鄰國烏干達與蘇丹的「正義與平等運動」(Justice and Equality Movement, JEM)武裝組織都加入協助南蘇丹政府軍;而以努爾人為主的武裝組織「努爾白軍」(Nuer White Army),則為了報復總統守衛軍對努爾人的攻擊,針對南蘇丹總統 Salva Kiir 所屬的丁卡族(Dinka),攻擊其平民村落。

透過聯合國、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調停,2015年8月,衝突雙方簽訂協議,重新訂定權力分享的機制。2016年4月,副總統 Machar 與總統 Salva Kiir Mayardit和其他反對派組成過渡政府。然而,同年7月衝突再度爆發,雙方交火造成超過270位平民死亡,以及上百件的性暴力與攻擊事件。

聯合國難民署(UNHCR)估計,自2013年內戰爆發以來,已有超過150萬人逃離南蘇丹,到烏干達、埃塞俄比亞、剛果民主共和國、蘇丹、肯雅等地避難,形成規模僅次於敘利亞與阿富汗的難民危機。

聯合報的報導提到,兩位志工因為參加「開路夥伴」創辦人金柏莉(Kimberly L. Smith)的新書分享會,而與該組織一起到南蘇丹服務。開路夥伴是一間基督教傳教機構,其宗旨是透過傳授基督福音,來預防與打擊人口販運(human-trafficking)和其他形式的壓迫,特別在婦女與兒童容易成為受害的地區。該報導描繪南蘇丹內戰的血腥暴力,尤其是婦女遭到強暴、因此感染HIV或被迫生下強暴犯的小孩等情節,其遭遇無不令人同情。

但除了沉浸於悲傷,更重要的是從中看見武裝衝突、性暴力與性別不平等的內在連結。

戰爭苦果的性別差異

在戰爭中承受了龐大苦果的女性,卻擠不進坐滿男人的談判桌。

徐歆惠

武裝衝突的負面衝擊,一直有性別差異。

女性比男性更可能在戰爭中經歷強暴、性奴役(sexual slavery)、性販運(sex trafficking)與其他性別暴力。有些時候,性暴力本身就是用來打擊敵人士氣、壯大己方聲勢的戰爭工具。最明顯的例子即是ISIS 屠殺 Yazidi 男性,將婦女和女童當作性奴,作為消滅Yazidi與其他少數民族的策略;而在尼日利亞(奈及利亞)北部,武裝組織博科聖地(Boko Haram)綁架婦女與女童,強迫她們嫁給博科聖地戰士,一方面用來報復反抗的村落,同時作為招募士兵的手段。

戰爭也會提高孕產婦死亡率,根據UN Women 的研究,全球超過一半的孕產婦死亡,發生在有武裝衝突的國家,或是暴力叢生、治理能力與經濟基礎薄弱的脆弱國家(fragile states)。

儘管婦女與兒童受到戰爭衝擊最深,戰後的和平會談中,女性參與的比例通常偏低。缺乏女性參與的後果是:性暴力鮮少成為和談議程,加害者經常不受懲罰,或者演變成「一群男人赦免另一群男人(和自己)在戰爭中對女性的犯罪」這樣荒謬的場景。

在戰爭中承受了龐大苦果的女性,卻擠不進坐滿男人的談判桌。

女性不被認為具有政治意志與能力來解決衝突、締結和平、捍衛權利。此次聯合報的南蘇丹系列報導,也有類似問題──該文大幅描述婦女遭遇性暴力的慘況,加深女性做為受害者的刻板印象,以此襯托宗教團體無私奉獻的救世主形象;卻在這種描繪中,抹除女性行動可能的想像。

然而在其他例子中,我們卻看見女性本身實際存在政治能動性,女性公民社會團體(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積極參與解決衝突、建立和平的行動。例如,利比里亞(賴比瑞亞)的草根組織 Women in Peacebuilding Network (WIPNET)組織當地婦女進行和平非暴力的抗爭,敦促當時的總統Charles Taylor與反抗軍舉行和平會談,甚至在會談進度凝滯時,率領婦女們擋住會議室的門,要求談判代表們沒有談出結果不能出來。WIPNET的領導人之一Leymah Gbowee,因為帶領當地的女性和平運動、終結第二次利比里亞內戰,得到2011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倫敦經濟學院的研究者Marsha Henry曾勸學生,不要把戰爭中的性暴力當做論文題目,因為這些研究通常只會滿足人們的窺淫癖與殖民凝視(野蠻、暴力、無法控制性慾的黑男人侵犯可憐的黑女人)、忽視歷史與地緣政治因素。

從全球女權的角度來看,當美國新保守主義用解放女性來為理由之一,正當化2001年入侵阿富汗的行為,投射「穆斯林男人壓迫女性、白人男性要來拯救有色女性」的殖民主義凝視,當宗教團體將「他者的(性)暴力」作為宣教工具,我們不能不對這樣的論述保持警惕。

「全球噤聲令」,另類的性暴力

特朗普的全球噤聲令將造成650萬非預期懷孕、210萬不安全墮胎,以及超過2萬個孕產婦死亡。

Marie Stopes International

特朗普(川普)上任後,立即重啟了一項反墮胎政策──被諷為「全球噤聲令」(Global Gag Rule)的墨西哥城政策(Mexico City policy,1984年由里根總統在墨西哥城宣布而得名)。該政策禁止接受美國國際發展署(USAID)補助的非營利組織,在任何地方提供避孕與墮胎的資訊、服務或轉介,也禁止接受補助的組織參與遊說、推動所在地國家的家庭計畫政策。

這項政策之所以被稱為「全球噤聲令」,是因為受USAID補助的醫療機構不能主動提供墮胎建議、不能施行墮胎(縱使墮胎經費不是來自USAID),也不能主動轉介婦女到可以進行墮胎的診所。一旦違反,便會被取消補助。此舉形同限制了醫療機構的言論自由,連提供正確的性教育與衛教資訊也受限。

USAID 是全球最大的家庭計畫服務贊助單位,每年提供大約6億美金的資金、醫療用品與器材到將近40個國家。特朗普的行政命令,將適用範圍從接受USAID「家庭計畫項目」補助的非營利組織,擴及到所有接受 USAID 與國務院補助的醫療組織。許多國際非營利組織與醫療組織已警告,這項政策將嚴重影響發展中國家的婦女健康——包括限制女性取得避孕工具的機會、妨礙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IV)、寨卡病毒(Zika,茲卡)與瘧疾的防治工作、增加更多非預期懷孕,最終迫使女性尋求不安全、可能傷及性命的墮胎方法。

提供避孕與墮胎醫療的跨國組織 Marie Stopes International 估計:從2017到2020年,特朗普的全球噤聲令將造成650萬非預期懷孕、210萬不安全墮胎,以及超過2萬個孕產婦死亡。國際計畫生育聯合會(International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IPPF)也會失去最重要的資金來源,嚴重影響該組織在烏干達、肯雅與尼泊爾等地提供的避孕與家庭計畫服務。

一項史丹佛大學的研究發現,小布希政府在2001年重啟全球噤聲令後,撒哈拉以南20個國家的墮胎率顯著上升。可能的原因是,全球噤聲令減少人們取得避孕藥物或工具的機會,導致更多非預期懷孕,反而迫使婦女依賴墮胎作為家庭計畫的手段。

另一個血淋淋的例子發生在萊索托(Lesotho,賴索托)。在柯林頓時代,USAID 送了大約42萬個保險套給萊索托計畫生育協會(Lesotho Planned Parenthood Association)。2001年全球噤聲令恢復,USAID 停止捐助保險套到萊國,當時萊索托婦女每四人中有一人是HIV帶原者。萊索托失去了唯一的保險套來源,令其HIV防治工作雪上加霜。

全球噤聲令這項反墮胎政策自里根時代開始,就是共和黨籍總統取悅保守基督徒選民的手段。當保守基督徒以保護生命之名(pro-life movement)來限制女性的身體自主權,它威脅的不只是美國婦女,甚至可能讓一些在貧困或戰亂地區的婦女,以她們的生命健康付出代價。

女性比男性更可能在戰爭中經歷強暴、性奴役、性販運等性別暴力。博科聖地在奈及利亞北部綁架婦女與女童並強迫她們嫁給博科聖地戰士是其中一個例子。
女性比男性更可能在戰爭中經歷強暴、性奴役、性販運等性別暴力。博科聖地在奈及利亞北部綁架婦女與女童並強迫她們嫁給博科聖地戰士是其中一個例子。攝:Dan Kitwood/Getty Images

女性培力與政治參與

因此,當我們在為報導中南蘇丹女性的悲慘遭遇掉淚時,不應忽視「全球噤聲令」對南蘇丹與其他戰爭地區,還有無數發展中國家婦女和女孩的衝擊。提供避孕與墮胎,聽來比較不賺人熱淚,發放保險套和事後避孕藥,也不像是勵志小英雄的故事,但是保障女性的生殖權,是促進性別平等不可或缺的一環。

性別平等與女性培力(women’s empowerment),才是讓南蘇丹不再哭泣的關鍵。

Rita Lopidia,南蘇丹婦女組織 Eve Organization for Women’s Development 的共同創辦人與執行長,在去年10月聯合國安理會的「女性、和平與安全公開辯論」(open debate on women, peace and security)時說:「不只南蘇丹,從敘利亞、伊拉克、也門(葉門)、馬里(Mali)、中非共和國、剛果民主共和國,到全球其他受衝突影響的地區,女性的聲音必須被擴大。」

因此,推動女性權益、建立永續和平的實際作法是:提升女性參與和平進程的比例、在和平協議裏加入停止性暴力的條款、強化女性參政權、把性別保障名額納入政治改革進程、加強性╱性別暴力的問責(accountability)機制、打擊有罪不罰(impunity)的情形等。

即使面對戰亂與暴力,女性追求和平及政治參與的決心與行動沒有減少,只是我們有沒有聽見她們的聲音。

(徐歆惠,紐約大學國際事務研究生,主修人權與國際法,前NGO Working Group on Women, Peace and Security policy research fellow)

2017 年 7 月,端傳媒啟動了對深度內容付費的會員機制。在此之前刊發的深度原創報導,都會免費開放,歡迎轉發,也期待你付費支持我們

如果你喜歡,就分享給更多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