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鐵列車縱火案過後，「精神病」就是我們最終的答案？

「怪漢天拿水自焚火噬列車」；「六旬精神病漢疑港鐵縱火，最少18傷」；「疑犯有案底及精神病記錄」⋯⋯2月11日，香港報章鋪天蓋地以這樣的標題，報導前一晚震撼全港的港鐵縱火事故。

60歲的疑犯張錦輝，2月10日晚上7時15分，在由金鐘駛往尖沙咀的列車上，懷疑縱火自焚，他本人燒傷危殆，並造成最少17名乘客受傷，包括一名台籍女遊客。事故發生後，港鐵旋即封鎖尖沙咀站，現場視頻和照片在網上迅速傳開，部分成為即時新聞的報導材料。

兩個半小時後，警方見記者，指疑犯說話「語無倫次」，不排除他有精神病。消息經電子傳媒直播及報章即時新聞報導後，網上出現不少針對精神病的輿論，例如指斥精神病患者為「計時炸彈」，更說要立法規定，精神病康復者要有家人陪同才可外出。

不出五小時，警方經初步調查，確認疑犯有精神病病歷。

即時新聞換上更哄動的標題：「疑犯有精神病記錄，未有依時覆診」、「疑犯自2007年患妄想症」、「疑犯患妄想症，十年前入精神科！」內文更彷彿為事故找到了確切起因——「精神病患」。

到底這樣的報導方式，是履行了傳媒尋根問底的責任，還是過分簡單地將社會事故的起因與「精神病」劃上等號，不自覺加深對精神病患者的標籤？

「最重要是坐堂要什麼，我都能給他」

從事突發記者超過20年的張偉東指出，在採訪突發事件時，倘若知道涉事者有精神病記錄後，後續跟進工作往往較少。

「當知道涉事者是mental（精神病患者）後，還有什麼好挖？他所做行為的原因，大抵就是有幻覺、幻聽，那已經解釋到了。而且，他做該行為的原因，背後一般不會與學業或工作壓力等社會重大議題有關，所以做突發的，不會再花時間去挖。」

他解釋，前線突發記者在現場搜集資料後，會交給在報館內負責調動工作的「坐堂」，然後由「坐堂」決定交由公司內的記者撰寫報導，因此報導刊出時所用的字眼，突發記者通常不會多加理會。

「有些警察明知涉事者有精神病記錄，也會補一句不排除與精神病發有關；有時候問街坊，街坊說事主有時自言自語，懷疑有精神病，我們（突發記者）便照原quote（引用）報給坐堂。」他續指：「突發（記者）通常報了上去（坐堂）就叫完成工作，他與寫手（負責撰寫報導的記者）會決定怎樣寫，大家崗位不同，除非是有錯誤的資料，否則我不會干預他們決定怎樣寫。」

「最重要是坐堂要什麼，我都能給他。所以在現場，突發（記者）一定會問涉事者是否有精神病記錄，因為坐堂一定會問。」

最重要是坐堂要什麼，我都能給他。所以在現場，突發（記者）一定會問涉事者是否有精神病記錄，因為坐堂一定會問。

這種做法一直是報章突發記者的常規。然而，近年即時新聞盛行，尤其是重大事故時，電視台或報章的視像新聞，很多時會直播警方見記者，市民往往會透過直播，接收到「不排除有精神病」這類未經過濾的消息。

問到精神病記錄，等同找到事故原因？

近年傳媒報導刑事案件時，不時提出疑犯是否有精神病記錄這疑問。以慧科翻查過去半年的香港新聞，從2016年8月15日至2017年2月15日，有32宗刑事案件、共71篇新聞報導，傳媒在標題或內文有提及「精神病」。

端傳媒仔細分析報導手法，大部分都提及疑犯「有精神病記錄」。例如今年2月1日，粉嶺發生一宗印度裔婦人涉嫌謀殺親生女兒的案件。翌日，五份報章引述現場消息，指事主是精神病患者。

除此之外，傳媒也常常將「狂徒」、「癲佬」等字眼與精神病者掛鉤。「雖然這些字眼未必等同精神病患者，但都存有巨大的價值判斷。什麼叫狂徒？怎樣的程度，才稱得上狂？」中文大學新聞與傳媒學院教授李立峯認為，媒體處理相關新聞，最容易發生過分渲染的就是即時新聞。

將複雜因素單一化很危險，變成finger pointing（指責）、二元化。我們不應該將事故當刻的因素，就解讀為唯一原因。

香港精神科醫學院副院長（教育事務）陳國齡說，發生嚴重事故，即使傳媒確認疑犯有精神病歷，「也不能認為事件就有了答案」。她認為，每個人的行為背後都有複雜而多元的原因，包括性格、環境至誘發因素，可是傳媒容易以單一因素來總結。

「將複雜因素單一化很危險，變成finger pointing（指責）、二元化。我們不應該將事故當刻的因素，就解讀為唯一原因。」陳國齡解釋。

那是否不應該報導呢？李立峯認為，精神病歷可以為報導提供一個資訊，未必等同強化偏見。

「無緣無故將事故歸咎於精神病患，固然不太妥當。但有時去求證，涉事者是否患精神病，也可能是出於關注，當事人的行為會不會暗藏mental issues（心理問題）？如果真是精神病患者，是不是不提就好？背後也有可能涉及社會問題，避開討論精神病，不一定等於好。」

李立峯強調，傳媒求證疑犯是否精神病患者，不是因為要去尋求「因」（cause），而是要去找「行為目的」。他以港鐵縱火事件解釋：「事件涉及公眾，或有恐怖襲擊的嫌疑，假若最終印證到疑犯有精神病病歷，固然排除了其他行為目的，但同時間，精神病病歷只是成為另一塊資訊，不代表解決了問題。」

如果真是精神病患者，是不是不提就好？背後也有可能涉及社會問題，避開討論精神病，不一定等於好。

然而李立峯認為，當這些資訊放了在分秒必爭、搶收視的即時新聞裏，就很容易變質：「即時新聞往往極為碎片化、沒有完整的內容，記者挖到什麼消息，就單獨發出來，媒體也很自然將唯一資訊變成標題，容易令讀者自然覺得，事件有了解釋。」

「沒有精神病」也成報導資料？

端傳媒翻查資料發現，即使疑犯沒有精神病記錄，傳媒仍是會特別提及。例如去年10月24日，天水圍一名女傭涉嫌謀殺其印度裔少主，六份報章都特意提及，疑犯「沒有精神病記錄」。

「如果沒有，為何還要報導？正如自殺個案，如果問了沒有感情問題，那報導也不會提。」李立峯質疑這種報導手法值得商榷：「除非他argue（爭拗）說，社會對精神病偏見很強，報導事件後，大眾一定會覺得與精神病有關，於是才寫沒有精神病作為澄清。」

「但這就涉及『雞先』還是『蛋先』，到底是社會偏見很強要這樣報導，還是這樣報導導致社會偏見很強呢？」

但這就涉及『雞先』還是『蛋先』，到底是社會偏見很強要這樣報導，還是這樣報導導致社會偏見很強呢？

2016年12月9日，天水圍五歲小童被𠝹頸，警方還未拘捕疑兇，有報章採訪精神科醫生，分析疑犯是否有精神病。2016年9月3日，觀塘發生父親攬子開煤氣自殺，傳媒未有提及事主精神狀況，卻訪問了大律師，指如果疑犯有精神病，可以減輕刑責。

陳國齡認為，即使是精神科醫生，也要了解個案情況及因素，才能判斷是否涉及精神病，否則討論容易流於表面，處理得不好，甚至會強化社會偏見。

「其實這正是文化的common sense（常識），社會很容易將『不正常』聯繫到精神病，其實記者的提問，也可能是被這種文化常識指引了採訪方向。」李立峯補充道。

如何理解新聞事故的「為什麼」？

港鐵列車縱火事故之後一晚，香港精神科醫學院在2月11日發聲明，提出研究顯示，在2010年至2013年期間，香港有約20萬人嚴重精神病患者，佔人口約2.5%。聲明又引用瑞典一項縱火研究，澄清少於10%的縱火個案，由嚴重精神病患者引發。

大部份精神病患者接受治療後，即使痊癒了，也不敢披露這段過去，生怕遭到歧視，只是靜靜地返回社會生活。但少數病情不穩的犯事，卻被無限放大了。

透過持續藥物治療，精神病復發率可降低一半，但陳國齡說，社會對精神病患者的標籤化，卻令患者自我邊緣，有工作的甚至抗拒求醫，以致延誤治療。根據政府統計處在2006年至2007年的調查，顯示精神病患者和康復者的失業率是14%，遠高於香港當年失業率的4％。

陳國齡無奈地說：「大部份精神病患者接受治療後，即使痊癒了，也不敢披露這段過去，生怕遭到歧視，只是靜靜地返回社會生活。但少數病情不穩的犯事，卻被無限放大了。」

她強調，港鐵列車縱火事故，是罕有、不尋常的個案。不過，在發生涉及精神病患者的重大事故後，社會總變得對精神病患者敏感：「我們聽過，即使人們在街上看到自閉症小孩、比較miserable（悲慘）在街上哭的人，都會立即彈開。」

李立峯總結說，自己對精神病也沒有太多專業知識，即使如此，社會也應緊記，精神病患者為社會的弱勢社群，「傳媒有責任掃除社會偏見」。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張偉東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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