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總統日前（2/5）在海基會舉辦大陸台商春節聯誼活動上表示，將以「新思維展開兩岸互動新模式」，並表示「希望能突破目前兩岸困境，下半年可能是比較好的政策宣示時機」，雖然具體內容尚未得知，但一如預期，北京隨即以「了無新意」作為基本的官方回應。
深入觀察，蔡英文目前的大陸政策顯然採取「守勢」與「不挑釁」的態度，藉此換取對內推動各項改革的戰略機遇期。
蔡英文的「新四不」，仍難讓北京鬆口
就政治論述而言，蔡英文的說法保守而持穩，去年國慶講話，以「負面表列」的提出「新四不」：承諾和善意不會改變、不會在壓力下屈服，也不會走回對抗老路。
若再探究，即可發現維持現狀為「新四不」的核心，其基礎是由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中的法律要件（包括憲法本文、增修條文、大法官釋憲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與兩岸民間交流客觀條件與「九二歷史事實」所共構。除了結合民進黨《台灣前途決議文》的基本精神，同時繼承了陳水扁執政時期「主權、民主、對等、和平」的大陸政策內涵。
多數綠營人士都認為，這樣的論述兼顧政權合法性的延續，以及制度的創新，而這也已是民進黨大陸政策調整的底線。有論者認為「這是沒有九二共識的一種新詮釋」，黨內自由主義論者與獨派人士亦勉強可接受。前者認為蔡英文已經可接受「九二共識或是統一也是個選項」，這符合多元主義與主權在民的精神；對台獨基本教義派而言，蔡英文的說法則是「保留了台獨的可能」。
面對蔡英文的政治論述，北京的反應不言而喻。不管民進黨論述如何調整，「一中原則」仍是北京的底線。習近平早在2016大選前揚言，兩岸關係若無以九二共識作為政治基礎則將「地動山搖」。國台辦在蔡英文就職演說後，隨即提出「未答完考卷」的政治定性，意味北京仍期待民進黨在「兩岸同屬一中」的立場上多加闡述。
在2016年11月1日的洪習會中，國民黨主席洪秀柱提出「求一中原則之同，存一中涵義之異」的說法，獲得北京當局的讚賞。與會的中國涉台學者認為，該說法除了是蔡英文論述的「對照組」，更超越了馬英九時代以「一中各表」詮釋九二共識的框架，朝北京的一中原則方向位移。
即便被視為是對台溫和派的中國社科院台研所所長周志懷也指出：「大陸並不反對在『九二共識』之外，建立具有創造性的替代性共識，在兩岸關係發展的政治基礎問題上，形成新的共同表述」，但前提仍是民進黨必須承認「大陸與台灣同屬一個國家」的立場。
蔡的兩岸論述，缺位的「中國連結」
仔細探究，蔡英文與當前民進黨的兩岸論述，花最多力氣的地方是在琢磨「台灣與中華民國的關係為何」。因此，對中華民國的法理承認，應是蔡英文帶領民進黨從黨外路線走向體制內的戰略突破，徹底落實「中華民國是台灣」的法理與政治現實。這也意味台獨路線逐漸成為葛蘭西主張的「文化霸權」所主張的陣地戰或公民社會運動，而非革命奪權的政治運動戰。
其次，2011年舉辦的「ECFA雙英辯論中」（蔡英文與馬英九），蔡英文透過「由世界走向中國」與「東亞戰略平衡」的觀點，將民進黨的兩岸論述推向國際層面。其意圖在結構現實主義的觀點下處理「台灣與世界的關係」；戰略體系、權力平衡與國家安全則是基本內涵。這種進路，與國民黨所主張的新自由主義觀點有很大的區別。本來兩黨針對「兩岸關係與國際關係」孰輕孰重就有本質上的爭議，但經由蔡英文的詮釋後，兩黨差異只在於「競爭大於合作」或是「合作大於競爭」。用民進黨的語言來說，「兩岸經貿關係不是帶刺的玫瑰花，而是遍布荊棘的仙人掌」。
相較蔡英文與民進黨積極處理「台灣與中華民國」與「台灣與世界」這兩層關係，「台灣與中國」關係反而始終呈現「中空」與「缺位」的狀態。早期許信良擔任民進黨主席時，雖然有「新興民族/大膽西進」的說法，但中國政策辯論的後所出台的《台灣前途決議文》，雖然有「強本西進」的折衷版本，但也未成為黨內的路線主流。
在陳水扁執政時期，儘管初期有所謂「未來一中」與「兩岸統合論」的觀點，但隨著台灣與諾魯斷交，以及「一邊一國」說法的出台，民進黨內的「中國連結」或「一中議題」的相關論述成了冷門市場，除了因為政治需求薄弱、合法性不足，更懼怕陷入北京框限的「一中陷阱」──而這點這也是北京自己需要負責任的。在民進黨認知中，一中原則的定義權與詮釋權都在北京手中，而北京也據此自行設定了兩岸關係的前提與結果。
民進黨的政黨文化、北京的封閉思維，以及陳水扁時代蔡英文身為陸委會主委的政策闡述，導致蔡當選之後，仍然只能透過「中華民國法理」的路徑，嘗試去彌平民進黨過去所斷裂的「中國連結」。
兩岸僵持，終將損及執政基礎
「欠缺中國連結」恐怕是北京始終不能接受蔡英文兩岸論述的主因，因為這不僅涉及中共的政治合法性基礎，同時也是對台政策的底線。台北雖然以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作為維持現狀的基礎，但對習近平而言，這樣的現狀並不穩固──台灣內部仍有各項法理程序（修憲、公投或是大法官釋憲）能將此推翻，這對北京而言這反而趨近法理台獨的內涵。
由於台灣與北京對於「九二共識」與「兩岸同屬一中」的立場南轅北轍且各執一詞，遂造成兩岸關係現階段冷和或僵持的狀態。雖然不至於立即產生「地動山搖」的後果，但是不免帶來國際空間與外交的封殺，以及兩岸經貿關係的絞鎖。
就兩岸經貿關係而論，由於台灣與中國大陸的互賴甚強，在新南進政策尚未奏效，日益萎縮的經貿交流將直接衝擊台灣的經濟成長。縱使兩岸關係仍可維持現狀，但經濟衰退的後果將使得民進黨政府的國家能力與政府治理面臨嚴峻挑戰，特別是在面對社會資源重分配與公平正義的議題時。
由於欠缺中國連結與政治互信，導致民共交流始終停留在個人層級。現實來說，如果民進黨希望開啟「制度性的對話機制」或是「智庫交流」的模式，就必須建立與北京的基礎互信條件，除非北京與台北之間，能夠尋求類似美中兩國在1970年代因共同對抗蘇聯所產生的破冰誘因，否則就只能選擇逐次、累積性的政治宣示，從中建構欠缺的政治互信。然而難度在於，這樣的政治作為又不能牴觸民進黨既有論述與路線的內在邏輯，否則派系共治的權力結構恐將發生傾斜，特別是台獨基本教義派的反作用力。
台灣對中，軟實力的三個軸線
在保持權力政治平衡的同時，展現台灣自身的高度，民主人權、文化價值與歷史脈絡，應是蔡英文政府調整大陸政策時可考慮的主要面向。這也是豐富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的具體內容，以及建構一中議題的初始條件；重要的是，這些都是台灣擁有的「軟實力」優勢。
第一個軸線是民主人權。去年北京高調紀念孫中山一百五十年誕辰時，對民進黨而言其實是政治喊話的絕佳契機，可惜當時鎂光燈的焦點，都在台灣赴陸退將出席引起的爭議。
相較於蔣介石的負面形象，孫中山應是台灣大眾較能接受的政治圖騰。為了延伸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的象徵合法性，民進黨應主動澄明孫中山的理念價值在「天下為公」與「博愛」，其政治實踐為三民主義。相較於北京選擇性接受孫中山的資產階級革命，並只著墨民族與民生主義，民進黨應凸顯民主與人權，更可積極表明對中國相關議題的關切──例如六四、08憲章、維權。
第二個軸線則是華文傳統文化的詮釋。相較於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台灣不僅讓人本文化底蘊有更好保留，同時也在現代化過程中，讓傳統思想有了新的詮釋或「再現形式」，遠比中共改革開放以來基於經濟發展需要才重新擁抱的「傳統文化」深遠。由於中國大陸面對市場轉型遺留的嚴重經濟社會問題，自十六屆三中全會以來，喊出所謂「以人為本」與「和諧社會」等口號，讓「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的訴求更有著力點。
尤其是民進黨政府對內推動轉型正義，也可將視野放在中國內部的資源分配的問題，因為中國扭曲的政經制度，同時也產生嚴重的「三農」與「三差問題」，北京自己也坦承所謂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模式，已經造成嚴重的經濟社會問題，特別分配與社會穩定問題。
儒家與傳統價值不是四書五經的八股教育，而是對人文精神尊重。蔡英文本來有意，讓準備接任文化總會的林錦昌推動兩岸文化交流與對話，這說明民進黨政府已有初步的戰略規劃。
第三個面向則是歷史詮釋，先前在《抗戰史觀的爭議中，自處邊緣化的台灣》一文中，筆者已論證中共修改抗戰史與「歷史讓利」的政治動機，其目的在釜底抽薪地否認民進黨主政下中華民國的合法性。今年的7月7日是國府對日抗戰八十週年，只要蔡英文仍以總統身份赴忠烈祠進行中樞春秋祭典，只要教育部的高國中近代史課綱仍以「國府領導抗日」作為官方解釋，只要仍接受中華民國法統，那麼民進黨政府不該在歷史的詮釋中缺席。
民進黨已從法理論述、民主實踐與邏輯關係徹底否認了「九二共識」的存在，因此自無可能接收北京所定義的「一中原則」與「兩岸同屬一中」概念。同時，鑑於民共之間欠缺足夠的政治互信，要建立制度性的協商對話機制有其難度。但這不意味，蔡英文政府就喪失了兩岸關係的戰略主動權──在不失自我立場的前提下，民主、人權、文化價值與歷史脈絡應是可以多嘗試的方向。
（張宇韶，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