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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費中貧乏,沒有角色的窮人

這是有史以來,窮人首度純粹只是令人憂心和令人討厭的人。


我們所身處的社會,工作極為重要。親朋戚友相逢,多以「現在做甚麼工作」打開話題。這類問題把工作預設為常態,去判斷一個人,端視乎他是否正在工作。假若我們給出的答案非穩定長工,而是隨興趣而活,短期工作以獲取最近所需即止,則會招來發問者以至周圍質疑的眼光,甚至被教訓指導,被指摘興趣不能當飯吃。

現代意義下的工作已與工資報酬掛勾,我們習慣以一個人的工作來判斷其生活意義,如果勞動不能換取工資酬勞,即屬次等,鮑曼把之稱作「工作倫理」——人不應滿足現狀,需要不斷追求,工作乃是高貴道德,且是責任,而既然工作意味著有所報酬,不工作的人即是不道德的懶人,貧窮乃是窮人不夠努力投身神聖工作之故。簡言之,「工作倫理」指令人們不斷工作,獲取「對社會有用」的身份。

「工作倫理」不是自然而來,鮑曼指出這是由早期資本家所發明出來的產物。我們可以想像,在農業社會裏,國家所能管理的土地有限,農耕者或工匠手藝人有自己的土地與空間,可以安排自己的工作節奏與進度,從中獲取工作意義及生活所需。再多的工作並沒有意思。當歷史轉入工業社會,可耕之地變少,大型工廠取代手藝工活,人們唯有投身工廠工作。然而工廠工作乃是按別人定下的目標而行事,重複、不帶情感且無意義。資本家開始抱怨那些嚮往自主的工人們厭惡規律,無法把工作做好,於是創造出「工作倫理」的觀念——工作本身乃是神聖而高貴,重點不在於為何工作,而是能夠工作。這個觀念盛極至今,舉個近一點的例子,這就好比今天社會幾乎無人不抱怨工作之苦,卻沒有任何人願意放棄「工作」,甚至為能夠工作不至失業而額手稱慶。

環顧我們的社會,固然不少人抱著「有所工作,生活有所意義」的想法,但這種把工作神聖化的觀念已有所轉變,很多人認為工作不過是賺取報酬的必要手段,無道德不道德,意義不意義可言。真正具有意義的,是使用酬勞所得來消費——消費才真正具有意義,是使人神聖之務。

消費成為日常生活的關鍵(這當然是商家有意為之)——像是「挽回消費者信心」、「刺激內需」、「消費作為經濟支柱」這類的話語在每日新聞報導內不絕於耳。消費成為新式定義人們的標竿,但這不代表舊的工作標竿失去效力,由於「工作」能換得酬勞,有酬勞才得以「消費」,這二者共生揉合,成為鼓勵人們繼續為商家工作,為他們產品與服務付鈔的無上律令,也界定了何謂「正常」——不只工作,我們還要有消費能力,方叫「對社會有用」。

「在滿是生產者與普遍就業的社會裏,貧窮是一回事;在生涯規劃以消費選擇為中心,而非集中於勞動、專業技能或工作的社會裏,貧窮又是另一回事。」

以下摘自《工作、消費與新貧》,獲「巨流圖書公司」授權刊出。

《工作、消費與新貧》

出版時間:2003年01月
出版社: 巨流圖書公司
作者: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
譯者:王志弘

沒有角色的窮人

至今為止,每個社會都有窮人。這也難怪,容我再次強調,因為任何秩序模式的實行,都是一種區隔的行為,造成社會現實的某些部分因不適當或不正常而資格不符,而將任何特殊存在方式提升為規範,便是把其他不同方式降格為低於標準或異常的類別。窮人正是「不宜」與「尋常」的最佳表徵和典範。

每個我們已知道的社會對窮人都抱持著特有的矛盾心態,一方面是懼怕與討厭,另一方面是憐憫與同情,兩者不安地混雜在一起。兩種成份都不可或缺。前者容許為了維護秩序而嚴酷處置窮人;後者強調身處標準之下者的悲慘命運,這種命運使得那些遵循規範的人經受的一切痛苦,相形之下都微不足道。以這種間接迂迴的方式,縱有種種不是,窮人在複製社會秩序及保證遵從規範上,可說是扮演了有用的角色。

然而,每個社會都根據其特定的秩序及規範模式,以其自身的形象建構了窮人,並為其存在提供不同解釋,發現不同的窮人用途,並發展出對付貧窮問題的不同策略。

前現代的歐洲,比起現代的承繼者,更能發掘窮人的重要功能。在前現代天主教的歐洲裏,窮人一如其他人事物,都是上帝子民,是「神聖的存有之鍊」中無可或缺的一環;窮人是上帝的造物,就像其他萬物一樣,在現代的去神聖化或「除魅」(disenchanted)以前,各有意義與目的。窮人飽受苦難,這些折磨是對原罪的懺悔,也是救贖的保證。不過,比較幸運的人有責任援助和慰藉這些受苦者,藉著行善,也增添了施捨者本身得到救贖的份量。因此,窮人是上帝賜與眾人的恩澤:如此才有機會自我犧牲,過著良善的生活,也才能悔過而得到上帝庇佑。我們幾乎可以說,一個在彼世尋找俗世生命意義的社會,假使沒有窮人的話,也得創造另一種個人救贖工具。

這種情形在「除魅」的世界裏尤然,在這個世界裏,過往的種種不會僅因其偶然地存在那裏,便擁有存在的權利,過往的一切,都必須為其存在的權利提出正當合理的證據。更重要的是,與前現代的歐洲相較,這個現代性的美麗新世界自行制定規則,沒有所謂的理所當然,既存的一切事物都必須納入理性的審視,認為自身的權威沒有限度,尤其排斥「死者權勢大過生者」、傳統權威、以及承繼的傳統知識或習俗。秩序和規範的計劃,取代了神聖存有之鍊的願景。不同於被取代的願景,秩序和規範乃是人類產物,這項設計要仰仗人類行動來執行——是有待製作或建造的事物,不是有待發現而後默默遵從的事物。如果傳承而來的現實無法符合計劃的秩序,那麼出問題的是現實。

由此看來,窮人的存在便成了問題(所謂的「問題」是指某些事物造成不悅,從而引發解決、補救或消除的意圖)。窮人是秩序的威脅與阻礙;他們還公然違反規範。

窮人是雙重危難:既然貧困不再是上帝的旨意,窮人就沒有理由再謙卑感恩地接受命運,而過去窮人抱怨和反抗富人的種種理由,如今都可以歸於他們遭受的剝削。另一方面,過去天主教的慈善倫理,如今成了無可忍受的重擔,會耗盡國家財富。與不受幸運之神眷顧者分享財富,曾經是對彼世的明智投資,但這「並無道理可循」,更有違於此時此地、此世的商業原則。

除了上述兩種威脅,第三個威脅也緊隨而至:默默接受困苦,視之為天意的窮人,不會努力脫離困境,因此他們也無心於工廠工作,一旦他們早已習慣並視為「當然」的卑微需求得到了滿足,便不願再出賣勞力。工業社會初期的數十年間,一直苦於勞力短缺。聽天由命的窮人,乃是企業主的夢魘:這些窮人對固定薪資的引誘無動於衷,也不認為在足夠飽餐一天後,為何還要繼續忍受長時間的苦工。這的確是惡性循環:不滿於自身困境的窮人會引發反叛與革命;而與悲慘命運妥協的貧民,則會阻撓工業的進展。強迫窮人成為長期的工廠勞動力,似乎是解決惡性循環的良方。

因此,工業時代的窮人被重新定義為勞動預備軍。就業、穩定的雇傭,以及讓人無暇惹麻煩的工作,都成了規範,而貧窮則等同於失業——違反規範,屬於異常。這種情形下,治療貧窮,及早遏止進步的兩大威脅的妙方,就是誘導窮人,必要時甚至強迫他們,接受工廠勞動的命運。達到這個目標的最明顯方法,當然就是剝奪窮人其他生計來源:不論多麼令人厭惡、憎恨,都得接受提出的條件,否則便縮回一切援手。嚴格說來,在這種「別無選擇」的情況下,宣揚倫理責任已屬多餘;把窮人全都送入工廠勞動,並不是為了回應對窮人的道德衝動。儘管如此,工作倫理幾乎還是普遍被認為是治療貧窮、勞力不足,以及革命威脅這三種病症,有用甚至不可或缺的藥方。工作倫理像是一層糖衣,把業主提供的難以下嚥糕餅包裹起來。將苦工提升至道德責任的高貴層次,或許能夠安撫那些辛勤勞動者的怨怒,同時也撫慰了驅策他們勞動者的道德良知。當然,工作倫理的選擇漸趨簡單,甚至是再明白與自然不過,因為當時的中產階級早已接受工作倫理,並據此看待自己的人生。

一名乞丐坐在北京火車站附近的街道。
一名乞丐坐在北京火車站附近的街道。攝:Lintao Zhang/Getty Images

當時的開明觀點多所分歧,有人視窮人為頑強不羈的待馴野獸,有人則是奉道德、良知和憐憫為圭臬,但在論及工作倫理時,各家意見趨於一致。因此,一方面洛克(John Locke)想出一套綜合方案,拔除窮人天生具有的「放蕩」和「怠懶」,亦即強迫窮人小孩在貧民學校裏接受規律工作的職訓,而大人就在紀律嚴明的貧民習藝所裏,勉強裹腹,勉力工作,橫遭體罰,皆屬常態。另一方面,柴爾德(Josiah Child)則悲歎窮人「悽慘、可憐、病痛、虛弱又無用」的命運,他也認為,「讓窮人工作」是「人類對上天和自然的責任」。

這種視工作為「人類對上天的責任」的概念,迂迴地讓窮人置身貧窮這件事,烙上倫理印記。大家都認為,窮人會安於貧困,不願努力賺取更多,因此薪資必須保持在勉強維生的地步,因此即使有了工作,窮人生活仍然僅能餬口,必須持續勞動才能保命。楊恩(Arthur Young)曾說:「除了白癡,每個人都知道一定要讓下層人民繼續過貧窮生活,否則永遠不會勤勉」。當時學養豐富的經濟學家,很快便估算出工資低廉時,「窮人便會較常勞動,實際上會過得更好」,勝過工資較高的情況,因為這時窮人會沈溺於安逸怠惰與放蕩喧鬧。

邊沁(Jeremy Bentham)是身為現代智慧典範的改革家,勝過同時代任何思想家(他的構想為當時學人同聲讚賞為「極為合理又富啟發」);他更進一步,主張任何經濟誘因都不是達到預期效果的可靠方法;採用純粹高壓手段,對付那些顯然意志不堅或缺乏智力的窮人,比什麼都有效。他提議設立五百間收容所,每間收容兩千名「形成負擔的窮人」,置於首長的持續監督以及絕對而不容分割的權威之下。根據計畫,那些不能養活自己的大人、小孩,乞丐,未婚媽媽,不受教的學徒等「人類廢物、垃圾」,都應該予以逮捕,強迫進入這些私人經營的強制勞動所,才能「化腐朽為神奇」。有些自由主義者批評他,邊沁憤怒地回應道:「反對——被妨害的自由。答覆——作壞事的自由。」邊沁認為,那些窮人單憑其貧困處境,就已證明他們和頑童沒啥兩樣,都不能享受自由。他們無法管好自己;必須接受管教。

洛克、楊恩及邊沁等人身後,各家各派隨之興起,以探險未知大陸的大膽狂熱,宣稱逐漸為世人普遍接受的現代窮人哲學。如今,鮮少有人敢同樣直言不諱地陳述這種哲學的道理,就算有人真的敢說,他們的主張也會引發抗議。然而,這種窮人哲學依據支撐了大部分涉及貧困者的公共政策;他們由於某種原因,無法在「不勞而獲」的協助下餬口維生。如今,在連串反對「寄生蟲」、「騙子」或「領救濟金的毒蟲」的風潮裏,或是三令五申警告要求調薪的人,會有「因付出失業代價」的風險,都可以聽到窮人哲學的強烈回響。儘管有許多反證,眾人依然堅信貧窮的主因,一如以往,乃是違反了為生計而工作的普遍規範,解決貧窮之道便在於引導失業人口回歸勞動市場,窮人哲學的衝擊莫此為甚。在公共政策的民間傳說裏,唯有自身成為商品,勞動才有權利使用同樣被商品化了的維生手段。

在表面上,今日的窮人依然保有早期新興現代工業時代所分派的功能——勞動預備軍。這項功能的指派,對那些「不積極工作」者的誠信抱以懷疑與猜忌,並且明白指出要「引導他們回歸正途」,並恢復因逃避積極工作而破壞的秩序。然而,有個意想不到的阻礙,在於曾經試圖掌握與清楚表述新興工業時代的窮人哲學,已經喪失原先的效用,跟不上工業時代末期的新狀況。窮人哲學曾經是創造秩序的作用者,如今卻緩慢但確定地成為一種煙幕,遮蔽了窮人目前所處困境中各種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工作倫理誕生之際的使命,是揭露窮人擔任勞動預備軍的角色;而其身後的功用,卻是擔任掩護。

將今天的窮人轉變為明日的勞工,過去在經濟和政治上都很有道理。這潤滑了奠基於工業之下的經濟之輪,也順利執行了「社會整合」的任務,亦即維持秩序與調節規範。這兩種功能都不再適用於我們所謂的「晚期現代」後「後現代」,更遑論是這消費者社會了。學到了如何同時增加利潤與產量,卻減少勞力和成本後,現代經濟已不再需要大量勞動力。同時,對規範與一般「社會紀律」的遵從,大體上是透過商品市場的吸引與誘惑來確保,而非仰賴國家掌控的強制措施與全景監控機構網絡城行的訓練。不論在經濟或政治上,晚期現代或後現代的消費者社會,不需要多數成員通過工業勞動的石磨,便可以繁榮興盛。就一切的實際意圖與目的而論,窮人都不再是勞動預備軍,而工作倫理的召喚也愈來愈含糊,脫離了今日的現實。

當代社會的成員主要是擔任消費者;生產者的角色屬於次要而局部。為了達到社會規範,成為社會的完整成員,就必須立即而有效地回應消費者市場的誘惑;我們必須對於「消耗供給的需求」有所貢獻,在經濟危機時,也得成為「消費導向復甦」的一部分。這些都是阮囊羞澀、沒有信用卡與美好前景的窮人做不來的。由此可知,現代窮人所違反,並因此使其成為「異常」的規範,並非就業的規範,而是消費能力或傾向的規範。最重要的是,現代窮人是「非消費者」,而非「失業者」;他們首先是被界定為有缺陷的消費者,因為他們無法完成的最重要社會責任,便是擔任消費市場提供之財貨與服務的積極有效買家。在消費者社會的損益表上,窮人顯然是負債,不必費力思索,也知道他們不可能是目前或未來的資產。

因此這是有史以來,窮人首度純粹只是令人憂心和令人討厭的人。他們沒有任何優點足以減輕、更不用說要彌補他們的缺點。他們沒有任何貢獻,能夠用來交換納稅人的開銷。他們是不良投資,不可能回償,更別提能夠帶來任何利潤;就像黑洞一般,吸走一切靠近的東西,除了可能有麻煩以外,吐不出任何一點渣。社會裏高尚而正常的成員,也就是消費者,根本不想也不期望從窮人身上得到什麼。窮人毫無用處。沒人——沒有任何真正算數、說話有人聽的人——需要他們。對他們的容忍度是零。如果窮人把自己的帳篷燒毀,然後搬離,社會境況會更好。沒有窮人,世界會更愉快。沒有人需要窮人,因此大家都不要他們。因為沒有人要,即使將之拋棄,也不會有太多悔恨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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