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所身處的社會，工作極為重要。親朋戚友相逢，多以「現在做甚麼工作」打開話題。這類問題把工作預設為常態，去判斷一個人，端視乎他是否正在工作。假若我們給出的答案非穩定長工，而是隨興趣而活，短期工作以獲取最近所需即止，則會招來發問者以至周圍質疑的眼光，甚至被教訓指導，被指摘興趣不能當飯吃。
現代意義下的工作已與工資報酬掛勾，我們習慣以一個人的工作來判斷其生活意義，如果勞動不能換取工資酬勞，即屬次等，鮑曼把之稱作「工作倫理」——人不應滿足現狀，需要不斷追求，工作乃是高貴道德，且是責任，而既然工作意味著有所報酬，不工作的人即是不道德的懶人，貧窮乃是窮人不夠努力投身神聖工作之故。簡言之，「工作倫理」指令人們不斷工作，獲取「對社會有用」的身份。
「工作倫理」不是自然而來，鮑曼指出這是由早期資本家所發明出來的產物。我們可以想像，在農業社會裏，國家所能管理的土地有限，農耕者或工匠手藝人有自己的土地與空間，可以安排自己的工作節奏與進度，從中獲取工作意義及生活所需。再多的工作並沒有意思。當歷史轉入工業社會，可耕之地變少，大型工廠取代手藝工活，人們唯有投身工廠工作。然而工廠工作乃是按別人定下的目標而行事，重複、不帶情感且無意義。資本家開始抱怨那些嚮往自主的工人們厭惡規律，無法把工作做好，於是創造出「工作倫理」的觀念——工作本身乃是神聖而高貴，重點不在於為何工作，而是能夠工作。這個觀念盛極至今，舉個近一點的例子，這就好比今天社會幾乎無人不抱怨工作之苦，卻沒有任何人願意放棄「工作」，甚至為能夠工作不至失業而額手稱慶。
環顧我們的社會，固然不少人抱著「有所工作，生活有所意義」的想法，但這種把工作神聖化的觀念已有所轉變，很多人認為工作不過是賺取報酬的必要手段，無道德不道德，意義不意義可言。真正具有意義的，是使用酬勞所得來消費——消費才真正具有意義，是使人神聖之務。
消費成為日常生活的關鍵（這當然是商家有意為之）——像是「挽回消費者信心」、「刺激內需」、「消費作為經濟支柱」這類的話語在每日新聞報導內不絕於耳。消費成為新式定義人們的標竿，但這不代表舊的工作標竿失去效力，由於「工作」能換得酬勞，有酬勞才得以「消費」，這二者共生揉合，成為鼓勵人們繼續為商家工作，為他們產品與服務付鈔的無上律令，也界定了何謂「正常」——不只工作，我們還要有消費能力，方叫「對社會有用」。
「在滿是生產者與普遍就業的社會裏，貧窮是一回事；在生涯規劃以消費選擇為中心，而非集中於勞動、專業技能或工作的社會裏，貧窮又是另一回事。」
以下摘自《工作、消費與新貧》，獲「巨流圖書公司」授權刊出。
《工作、消費與新貧》
出版時間：2003年01月
出版社： 巨流圖書公司
作者：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
譯者：王志弘
沒有角色的窮人
至今為止，每個社會都有窮人。這也難怪，容我再次強調，因為任何秩序模式的實行，都是一種區隔的行為，造成社會現實的某些部分因不適當或不正常而資格不符，而將任何特殊存在方式提升為規範，便是把其他不同方式降格為低於標準或異常的類別。窮人正是「不宜」與「尋常」的最佳表徵和典範。
每個我們已知道的社會對窮人都抱持著特有的矛盾心態，一方面是懼怕與討厭，另一方面是憐憫與同情，兩者不安地混雜在一起。兩種成份都不可或缺。前者容許為了維護秩序而嚴酷處置窮人；後者強調身處標準之下者的悲慘命運，這種命運使得那些遵循規範的人經受的一切痛苦，相形之下都微不足道。以這種間接迂迴的方式，縱有種種不是，窮人在複製社會秩序及保證遵從規範上，可說是扮演了有用的角色。
然而，每個社會都根據其特定的秩序及規範模式，以其自身的形象建構了窮人，並為其存在提供不同解釋，發現不同的窮人用途，並發展出對付貧窮問題的不同策略。
前現代的歐洲，比起現代的承繼者，更能發掘窮人的重要功能。在前現代天主教的歐洲裏，窮人一如其他人事物，都是上帝子民，是「神聖的存有之鍊」中無可或缺的一環；窮人是上帝的造物，就像其他萬物一樣，在現代的去神聖化或「除魅」（disenchanted）以前，各有意義與目的。窮人飽受苦難，這些折磨是對原罪的懺悔，也是救贖的保證。不過，比較幸運的人有責任援助和慰藉這些受苦者，藉著行善，也增添了施捨者本身得到救贖的份量。因此，窮人是上帝賜與眾人的恩澤：如此才有機會自我犧牲，過著良善的生活，也才能悔過而得到上帝庇佑。我們幾乎可以說，一個在彼世尋找俗世生命意義的社會，假使沒有窮人的話，也得創造另一種個人救贖工具。
這種情形在「除魅」的世界裏尤然，在這個世界裏，過往的種種不會僅因其偶然地存在那裏，便擁有存在的權利，過往的一切，都必須為其存在的權利提出正當合理的證據。更重要的是，與前現代的歐洲相較，這個現代性的美麗新世界自行制定規則，沒有所謂的理所當然，既存的一切事物都必須納入理性的審視，認為自身的權威沒有限度，尤其排斥「死者權勢大過生者」、傳統權威、以及承繼的傳統知識或習俗。秩序和規範的計劃，取代了神聖存有之鍊的願景。不同於被取代的願景，秩序和規範乃是人類產物，這項設計要仰仗人類行動來執行——是有待製作或建造的事物，不是有待發現而後默默遵從的事物。如果傳承而來的現實無法符合計劃的秩序，那麼出問題的是現實。
由此看來，窮人的存在便成了問題（所謂的「問題」是指某些事物造成不悅，從而引發解決、補救或消除的意圖）。窮人是秩序的威脅與阻礙；他們還公然違反規範。
窮人是雙重危難：既然貧困不再是上帝的旨意，窮人就沒有理由再謙卑感恩地接受命運，而過去窮人抱怨和反抗富人的種種理由，如今都可以歸於他們遭受的剝削。另一方面，過去天主教的慈善倫理，如今成了無可忍受的重擔，會耗盡國家財富。與不受幸運之神眷顧者分享財富，曾經是對彼世的明智投資，但這「並無道理可循」，更有違於此時此地、此世的商業原則。
除了上述兩種威脅，第三個威脅也緊隨而至：默默接受困苦，視之為天意的窮人，不會努力脫離困境，因此他們也無心於工廠工作，一旦他們早已習慣並視為「當然」的卑微需求得到了滿足，便不願再出賣勞力。工業社會初期的數十年間，一直苦於勞力短缺。聽天由命的窮人，乃是企業主的夢魘：這些窮人對固定薪資的引誘無動於衷，也不認為在足夠飽餐一天後，為何還要繼續忍受長時間的苦工。這的確是惡性循環：不滿於自身困境的窮人會引發反叛與革命；而與悲慘命運妥協的貧民，則會阻撓工業的進展。強迫窮人成為長期的工廠勞動力，似乎是解決惡性循環的良方。
因此，工業時代的窮人被重新定義為勞動預備軍。就業、穩定的雇傭，以及讓人無暇惹麻煩的工作，都成了規範，而貧窮則等同於失業——違反規範，屬於異常。這種情形下，治療貧窮，及早遏止進步的兩大威脅的妙方，就是誘導窮人，必要時甚至強迫他們，接受工廠勞動的命運。達到這個目標的最明顯方法，當然就是剝奪窮人其他生計來源：不論多麼令人厭惡、憎恨，都得接受提出的條件，否則便縮回一切援手。嚴格說來，在這種「別無選擇」的情況下，宣揚倫理責任已屬多餘；把窮人全都送入工廠勞動，並不是為了回應對窮人的道德衝動。儘管如此，工作倫理幾乎還是普遍被認為是治療貧窮、勞力不足，以及革命威脅這三種病症，有用甚至不可或缺的藥方。工作倫理像是一層糖衣，把業主提供的難以下嚥糕餅包裹起來。將苦工提升至道德責任的高貴層次，或許能夠安撫那些辛勤勞動者的怨怒，同時也撫慰了驅策他們勞動者的道德良知。當然，工作倫理的選擇漸趨簡單，甚至是再明白與自然不過，因為當時的中產階級早已接受工作倫理，並據此看待自己的人生。
當時的開明觀點多所分歧，有人視窮人為頑強不羈的待馴野獸，有人則是奉道德、良知和憐憫為圭臬，但在論及工作倫理時，各家意見趨於一致。因此，一方面洛克（John Locke）想出一套綜合方案，拔除窮人天生具有的「放蕩」和「怠懶」，亦即強迫窮人小孩在貧民學校裏接受規律工作的職訓，而大人就在紀律嚴明的貧民習藝所裏，勉強裹腹，勉力工作，橫遭體罰，皆屬常態。另一方面，柴爾德（Josiah Child）則悲歎窮人「悽慘、可憐、病痛、虛弱又無用」的命運，他也認為，「讓窮人工作」是「人類對上天和自然的責任」。
這種視工作為「人類對上天的責任」的概念，迂迴地讓窮人置身貧窮這件事，烙上倫理印記。大家都認為，窮人會安於貧困，不願努力賺取更多，因此薪資必須保持在勉強維生的地步，因此即使有了工作，窮人生活仍然僅能餬口，必須持續勞動才能保命。楊恩（Arthur Young）曾說：「除了白癡，每個人都知道一定要讓下層人民繼續過貧窮生活，否則永遠不會勤勉」。當時學養豐富的經濟學家，很快便估算出工資低廉時，「窮人便會較常勞動，實際上會過得更好」，勝過工資較高的情況，因為這時窮人會沈溺於安逸怠惰與放蕩喧鬧。
邊沁（Jeremy Bentham）是身為現代智慧典範的改革家，勝過同時代任何思想家（他的構想為當時學人同聲讚賞為「極為合理又富啟發」）；他更進一步，主張任何經濟誘因都不是達到預期效果的可靠方法；採用純粹高壓手段，對付那些顯然意志不堅或缺乏智力的窮人，比什麼都有效。他提議設立五百間收容所，每間收容兩千名「形成負擔的窮人」，置於首長的持續監督以及絕對而不容分割的權威之下。根據計畫，那些不能養活自己的大人、小孩，乞丐，未婚媽媽，不受教的學徒等「人類廢物、垃圾」，都應該予以逮捕，強迫進入這些私人經營的強制勞動所，才能「化腐朽為神奇」。有些自由主義者批評他，邊沁憤怒地回應道：「反對——被妨害的自由。答覆——作壞事的自由。」邊沁認為，那些窮人單憑其貧困處境，就已證明他們和頑童沒啥兩樣，都不能享受自由。他們無法管好自己；必須接受管教。
洛克、楊恩及邊沁等人身後，各家各派隨之興起，以探險未知大陸的大膽狂熱，宣稱逐漸為世人普遍接受的現代窮人哲學。如今，鮮少有人敢同樣直言不諱地陳述這種哲學的道理，就算有人真的敢說，他們的主張也會引發抗議。然而，這種窮人哲學依據支撐了大部分涉及貧困者的公共政策；他們由於某種原因，無法在「不勞而獲」的協助下餬口維生。如今，在連串反對「寄生蟲」、「騙子」或「領救濟金的毒蟲」的風潮裏，或是三令五申警告要求調薪的人，會有「因付出失業代價」的風險，都可以聽到窮人哲學的強烈回響。儘管有許多反證，眾人依然堅信貧窮的主因，一如以往，乃是違反了為生計而工作的普遍規範，解決貧窮之道便在於引導失業人口回歸勞動市場，窮人哲學的衝擊莫此為甚。在公共政策的民間傳說裏，唯有自身成為商品，勞動才有權利使用同樣被商品化了的維生手段。
在表面上，今日的窮人依然保有早期新興現代工業時代所分派的功能——勞動預備軍。這項功能的指派，對那些「不積極工作」者的誠信抱以懷疑與猜忌，並且明白指出要「引導他們回歸正途」，並恢復因逃避積極工作而破壞的秩序。然而，有個意想不到的阻礙，在於曾經試圖掌握與清楚表述新興工業時代的窮人哲學，已經喪失原先的效用，跟不上工業時代末期的新狀況。窮人哲學曾經是創造秩序的作用者，如今卻緩慢但確定地成為一種煙幕，遮蔽了窮人目前所處困境中各種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工作倫理誕生之際的使命，是揭露窮人擔任勞動預備軍的角色；而其身後的功用，卻是擔任掩護。
將今天的窮人轉變為明日的勞工，過去在經濟和政治上都很有道理。這潤滑了奠基於工業之下的經濟之輪，也順利執行了「社會整合」的任務，亦即維持秩序與調節規範。這兩種功能都不再適用於我們所謂的「晚期現代」後「後現代」，更遑論是這消費者社會了。學到了如何同時增加利潤與產量，卻減少勞力和成本後，現代經濟已不再需要大量勞動力。同時，對規範與一般「社會紀律」的遵從，大體上是透過商品市場的吸引與誘惑來確保，而非仰賴國家掌控的強制措施與全景監控機構網絡城行的訓練。不論在經濟或政治上，晚期現代或後現代的消費者社會，不需要多數成員通過工業勞動的石磨，便可以繁榮興盛。就一切的實際意圖與目的而論，窮人都不再是勞動預備軍，而工作倫理的召喚也愈來愈含糊，脫離了今日的現實。
當代社會的成員主要是擔任消費者；生產者的角色屬於次要而局部。為了達到社會規範，成為社會的完整成員，就必須立即而有效地回應消費者市場的誘惑；我們必須對於「消耗供給的需求」有所貢獻，在經濟危機時，也得成為「消費導向復甦」的一部分。這些都是阮囊羞澀、沒有信用卡與美好前景的窮人做不來的。由此可知，現代窮人所違反，並因此使其成為「異常」的規範，並非就業的規範，而是消費能力或傾向的規範。最重要的是，現代窮人是「非消費者」，而非「失業者」；他們首先是被界定為有缺陷的消費者，因為他們無法完成的最重要社會責任，便是擔任消費市場提供之財貨與服務的積極有效買家。在消費者社會的損益表上，窮人顯然是負債，不必費力思索，也知道他們不可能是目前或未來的資產。
因此這是有史以來，窮人首度純粹只是令人憂心和令人討厭的人。他們沒有任何優點足以減輕、更不用說要彌補他們的缺點。他們沒有任何貢獻，能夠用來交換納稅人的開銷。他們是不良投資，不可能回償，更別提能夠帶來任何利潤；就像黑洞一般，吸走一切靠近的東西，除了可能有麻煩以外，吐不出任何一點渣。社會裏高尚而正常的成員，也就是消費者，根本不想也不期望從窮人身上得到什麼。窮人毫無用處。沒人——沒有任何真正算數、說話有人聽的人——需要他們。對他們的容忍度是零。如果窮人把自己的帳篷燒毀，然後搬離，社會境況會更好。沒有窮人，世界會更愉快。沒有人需要窮人，因此大家都不要他們。因為沒有人要，即使將之拋棄，也不會有太多悔恨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