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休時，40來歲的Neeraj Punhani在他位於中國浙江省紹興市的辦公室大廳裏面玩了一局桌球。和他一起打桌球的是一位和他年紀相仿的中國男人。兩個人話不多、繞着桌球桌慢慢地轉圈。「我們已經認識14年了，」 Punhani說，他是印度人，在紹興做紡織貿易。
走過一排排陳放着閃閃發光紡織材料的貨架，Punhani來到辦公桌前，桌上放着一尊中國「財神像」，還有幾尊印度神像。「紹興是我的家。在這裏有我的朋友，也有我的對手，」他一邊坐在桌前，一邊說道。
Punhani是紹興數以萬計的外商之一。據稱，從紹興的柯橋市區出口全球的印花紡織品，佔了全球生產總量的三成。上世紀90年代末，距離上海僅幾個小時車程的浙江，成為了廉價商品交易中心，吸引大批來自印度、非洲和中東的商人湧入，Punhani就是在這波浪潮中，從迪拜來到了紹興。
和中國其他同樣規模的城市不同，紹興當地人看到外國人並不會大驚小怪。但這並不意味着在紹興的外國人已經完全融入了當地生活。
即便是像Punhani這樣的「老柯橋」，每年還要重新申請一次工作簽證。作為外國商人，他們能拿到政府發放的「服務卡」，這讓獲取駕照、醫療服務等更加便捷。然而因為申請門檻很高，所以到現在為止，能拿到這種服務卡的在華外國人仍然很少。
「我在中國居住十五年了。我為當地經濟發展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貢獻，開了一所學校，投資不動產。即使這樣，你還需要不斷地證明自己屬於這個城市，感覺有點不對，」 Punhani的熟人Sanjay Sukhnani 說，「這不是抱怨，而是我的向中國政府的一個請求。」
拓寬國門：人口紅利殆盡下的政策轉向
「2013年以來，我的員工越來越難拿到工作簽證了，」現年36歲的Andrew（化名）說，他在中國開了一家外語學校，要聘用不少外教，受訪時他也正在申請簽證的過程中，為免影響申請結果，他要求使用化名。
目前中國的移民政策，仍然受到社會主義的傳統孤立主義和對外界的懷疑影響，比如，中國至今未建立「移民局」，外國人申請中國「綠卡」，首先要由本地公安局受理，然後需經省級公安廳（局）的審核，最後由公安部通過審批簽發，前後需要大約半年時間。
對高門檻相對應的是，中國是外國居民比例全球最低的國家之一，只有0.06%左右，世界平均水平是它的大約50倍。即便是在發展中人口大國印度，該比例也是中國的10倍。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統計，從2004到2014年的10年間，只有7300名外籍人士獲得了中國綠卡。但2000到2013年，獲得美國永久居留權的中國大陸人口，就超過了90萬。
在華外國居民少，正式變成中國公民的更少。中國不接受雙重國籍。中國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顯示，截至2010年11月，近59萬4000名外籍人士居住在中國，但其中僅有1448人加入了中國國籍。
但隨着全球化和中國自身的快速現代化、國際化，加上勞動力短缺和人口老齡化的壓力，外國人進入中國、中國引入外國人才的需求都在上升。2016年4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不管是哪個國家、哪個地區的，只要是優秀人才，都可以為我所用。」
兩個月後，中國正式加入國際移民組織（IO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主要希望通過制定頂級科學家和管理人才的吸引政策，提升中國企業的創新力和國際競爭力。未來，這些政策也可能更多地用於填補中國不同領域的人才缺口。又一個月後，2016年7月，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報導，中國將成立首個移民局。
「剛開始的時候在這裏工作很容易，沒人管。現在政府想加強控制。」
也是在2016年，公安部先後批准北京、廣東、上海實施總計多達46項的出入境新政，為一線城市和自貿區吸引「高層次」的創業和專業人才。整體而言，這些新政策更加市場化，只要年薪夠高就可以申請綠卡。2016年3月初，北京中關村設立對外國人永久居留服務窗口，到8月已有超過300人在這拿到了中國綠卡，相當於以前中國一整年的綠卡發放量。
2016年9月，「實施外國人來華工作許可制度試點工作座談會」在天津召開，決定從10月開始，在北京、天津、上海等9個省市區啟動外國人來華工作許可制度試點，簡化許可證類別和申請流程，2017年4月1日開始，該制度將在全國範圍內實施。
致力於移民領域相關研究的「中國與全球化智庫」主任王輝耀認為，成立專業移民機構「主要目的是吸引外國人才。大的潮流是：我們從貨物和貿易的流動開始，再到資本的流動，現在轉到人才上來。」
精細篩選：分類引進、嚴格管理、國家安全
中國面向外國人的大門似乎敞得更開了，但要真正邁過門檻，並在門內長久居留，仍然不容易，甚至越來越不容易。
中國對外國語言教師簽證的規定不斷變化，給Andrew帶來了很大的壓力。和其他很多外國人一樣，Andrew對中國的官僚主義感到傷腦筋，「我因此很沒有安全感，」 Andrew說，「但是剛開始的時候在這裏工作很容易，沒人管。現在政府想加強控制。」
即將在全國實施的外國人來華工作許可制度，在簡化許可的同時，也對來華工作的外國人實施分類管理。A類是「高端人才」，B類是「專業人才」，C類是「臨時性、季節性、非技術性或服務性工作的外國人」——類似「外國臨時工」。對A類人才來華，中國政府會「專門保障」，對B類要實施「比例限制」，對C類則要「嚴格限制」。
Andrew和他學校裏的外國老師，就屬於B類人才。官方媒體報導指，分類的目的是「既做到吸引外國高層次人才，又兼顧保障國內就業市場」。
「 關於移民對國家安全威脅的擔憂，比如恐怖主義相關的，經常是很抽象的。當地政府需要貫徹北京的意願，但是沒人知道如何去做到。最後的結果並不一定利於當地經濟的發展。」
同時，對於已經進入中國的外國人——比如外籍英語老師和在南方城市廣州迅速增長的非洲群體，過去幾年，政府以國家安全的名義進行了更嚴格的管理，對外籍人士非法居留的處理也更加嚴厲。據中國公安部的數據，2015年處理違反出入境管理法律法規人員的案件有6.20萬人次，是 2011年的三倍，其中籤證過期佔多數。
「老柯橋」Punhani所在紹興及周邊地區，商人們拿到簽證上，允許居留的時間越來越短，警察還會定期檢查外國人的身份證件，政府擔心來自中東的外國人與當地的穆斯林社群接觸。
「習近平上台之後，國家安全明顯是首要任務，」萊頓大學社會學研究者卓嘉健（Ka-Kin Cheuk）解釋。他也是歐盟研究中國作為移民國家的未來研究組的一員。「然而，關於移民對國家安全威脅的擔憂，比如恐怖主義相關的，經常是很抽象的。當地政府需要貫徹北京的意願，但是沒人知道如何去做到。最後的結果並不一定利於當地經濟的發展。」
內地關於外國人的輿論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媒體把外國人和擾亂公共秩序或犯罪率聯繫起來，有關不懷好意的「外國勢力」的報導也不少見。有的外國群體開始被看做是來中國「淘金」的一個例子是，官方英文媒體China Daily（《中國日報》）最近提到了，有外國年輕人利用學生簽證來中國「冒充專家和學者」。
招才矛盾：誰是國家最需要的人？
一方面，中國在移民體制上開始嘗試與世界接軌，鼓勵「天下」人才來華貢獻，另一方面，中國也小心拒絕不符合國家需要的外國人。而最關鍵的問題就是，中國最需要的是誰？比如，代表中國過去以出口牽頭的經濟增長模式的「老柯橋」們，他們的貢獻要怎麼評估？還有越來越多的來自東南亞的服行業人員呢？
國家專家局代表邱旭生解釋說，雖然中國以後可能會變成移民國家，按官方的說法，中國目前還是一個勞動力大國，主要想引進本地缺乏的人才，比如高層管理人員或者高級的外餐廚師。
「ABC是說分類，這樣管理更加科學，美國等國家也這麼做。沒有分高低的意思。不過我們主要還是一個人口大國，不可能無限制地讓人進來。而且中國國內就業情況還那麼複雜。目前那些不太受歡迎的領域，可以先採取鼓勵國內青年人去做它的措施。實在沒有人想幹的話，可以考慮招外國人。」
「我們到底要不要進行配額度，限制某一些群體到中國就業的計劃還在研究階段。」
「這個過程有多快發生，取決於二胎政策的效果。」
王輝耀認為，中國政府從2013年末開始逐步放鬆計劃生育政策，從2016年開始實施「全面二孩政策」，但孕育生養需要時間，如遠水難救近火。王輝耀預計，未來5到10年，中國將開始吸引東南亞的護理人員和建築工人，「這個過程有多快發生，取決於二胎政策的效果。」
比起「老柯橋」們和Andrew，在北京工作的26歲平面設計師Elke則沒有那麼憂心忡忡。之前的簽證申請讓她憔悴不堪：「我差點被驅逐出境。我不會中文，這個超級繁瑣的流程裏也沒有人幫我。」新許可制度讓她輕鬆不少，即便要被分類管理，但自視為「新經濟」一員的Elke看法相當樂觀：「我聽說新的政策對從事創造行業的人非常有利。中國的創造業還很年輕，需要有創造力的人才，應該會被列入A類。」
在新許可制度中，分類的基本依據是積分。
據國家專家局的代表的介紹，影響分數的因素有收入、工作經驗、還有就業地點（在西部和東北地區是加分項）。學過中文的外國人也會更受歡迎，他們的語言能力會讓他們在新評分標準中拿到分數。「去年對外投資金額首次超過了吸引外資金額，對於既了解中國，又懂海外市場的外國人的需求日益增加，」王輝耀這麼認為。
比簽證還難：「你不懂，因為你是外國人」
荷蘭人Luuk就是王輝耀所形容的那種外國人。在南方城市廈門拿到中國文化的碩士學位後，他加入了當地的一家燈泡生廠商。現在他是這家公司的銷售經理，在美國進行業務拓展。白天他和美國客戶打交道；晚上他用流利的普通話和中國團隊溝通。「關鍵還是我也可以解釋其背後的思維。為什麼客戶需要這個，而不是其他的。」他同時能給美國客戶注入信心。「他們對和中國人做生意所知甚少。」
26歲的Luuk 認為自己的工作能給中美工作夥伴的關係帶來改變。自從他在公司內部開始禮儀培訓之後，中美雙方的商務晚宴局面改善了很多：吃飯時不要發出聲音，也不要一直看智能手機，談話不要老是談公事。
但Luuk認為，「我的同事們還經常缺乏文化意識。」他在工作中經常遇到文化和認同的障礙，這也是除簽證政策外，讓外國人難以融入中國的一個重要因素。「不管你語言多好，對文化了解多深，你依舊被視作外國人。如果持有不同的觀點，回答永遠是：『你不懂，因為你是外國人』。」
22歲來自法國的留學生Florence面臨的問題卻正好相反。她是華裔，身邊的中國人一般都認為她就是個百分百的中國人，這種文化上的期待有時讓她不舒服。「無論你在國外呆了多久，如果你長得像中國人、你的祖先是中國人，你就是中國人。不過其實我對我作為中國人的身份感覺很複雜。小時候還會因為長得不一樣被人欺負。」
在中國政府吸引外國人才的戰略中，海外華人很重要。不管他們在哪裏長大，中國都視其為「中國大家庭的一份子」。習近平今年號召所有有中國背景的華人回到祖國，或是在外為祖國建設添磚加瓦。中國為他們制定了特別的人才計劃，居留證也比較容易獲得。確實，過去20年裏很多注入中國的國外投資來自海外華人，比如美國華人。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回家」了：自1978年起出國留學的400萬人員裏面，只有不到一半回國了。
「這種政治輿論還蠻多的，」目前在北京讀國際關係碩士的Florence說，「大家認為我『回來了』，不過我更是因為好奇，過來體驗下在中國的生活。」 她對於未來的計劃還不確定，「可能會在上海留下工作幾年，不過長期來看應該還是會回去。我大概還是更像一個歐洲人。」
第二故鄉：不是威脅，不當外賓，就想要點歸屬感
中國政府面臨的一個挑戰是：創造一個外國高技術移民和精英願意留下來的社會。國際搬家服務UniGroup Relocation2015年一項基於客戶數據的研究顯示，2014年，離開中國的外國人數量是進入的兩倍。
來華的留學生人口增長率這幾年也有所放緩。《中國留學發展報告（2016）》顯示，2004年來華留學生人數增幅為11.1萬，2010年為26.5萬，翻了一番有多。2010年「留學中國計劃」提出，之後3年，來華留學生人數保持兩位數的增速，2012年更達到近6年內的頂峰，但最近3年，增速有所下滑，2015年，新增的來華留學生有39.8萬人，比2010年增長50%左右。
「如果有這種保障的話，我也沒有必要像現在那樣把錢搞到國外去。」
留，還是不留，生活環境的影響很大。「日本和韓國的生活標準更高，那裏的污染也較少，」Andrew說，「對於外國人來說，那裏更適宜居住。」 在就業諮詢公司Mercer在對外國專業人士群體中的調查裏，世界上最宜居城市的前一百位當中，沒有上海，這個「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排在第101位，首都北京排第118位。Luuk也覺得在美國待着更好，「我樂於面對眼前的各種挑戰，但是我認為大部分人都和我想法一致，在中國工作有時的確太累了。」
對於大部分選擇中國作為「第二故鄉」的外國人而言，他們還是希望能找到歸屬感，希望能被本地人當成一個正常的群體對待，盡應盡的義務，享應有的權利，而不是被當成需要特殊待遇的外賓，或者威脅國家安全的因素。
「如果我有機會拿到永久居留權，我還是會很開心的，」Andrew說中國已經有9年了，但一直沒有定居的感覺，假如能拿到綠卡的話他會很樂意留下來，「如果有這種保障的話，我也沒有必要像現在那樣把錢搞到國外去。」
對於來自印度的「老柯橋」Punhani來說，嚴重的空氣污染並沒有影響他對中國未來發展的期望。「想想非洲的饑荒，或是印度基礎設施的缺乏。現代化進程給這裏剛好造成了一些污染，那又怎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