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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外在中國:不做敵人,不做外賓,做個普通居民有多難

進中國難,留中國更難,即便老外們不威脅國家安全、也不要求外賓優待,生活還是遍布證件許可的溝溝坎坎。


中國有14億人口,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但卻是外國居民比例全球最低的國家之一。
中國有14億人口,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但卻是外國居民比例全球最低的國家之一。攝:Feng Li/Getty Images

午休時,40來歲的Neeraj Punhani在他位於中國浙江省紹興市的辦公室大廳裏面玩了一局桌球。和他一起打桌球的是一位和他年紀相仿的中國男人。兩個人話不多、繞着桌球桌慢慢地轉圈。「我們已經認識14年了,」 Punhani說,他是印度人,在紹興做紡織貿易。

走過一排排陳放着閃閃發光紡織材料的貨架,Punhani來到辦公桌前,桌上放着一尊中國「財神像」,還有幾尊印度神像。「紹興是我的家。在這裏有我的朋友,也有我的對手,」他一邊坐在桌前,一邊說道。

Punhani是紹興數以萬計的外商之一。據稱,從紹興的柯橋市區出口全球的印花紡織品,佔了全球生產總量的三成。上世紀90年代末,距離上海僅幾個小時車程的浙江,成為了廉價商品交易中心,吸引大批來自印度、非洲和中東的商人湧入,Punhani就是在這波浪潮中,從迪拜來到了紹興。

和中國其他同樣規模的城市不同,紹興當地人看到外國人並不會大驚小怪。但這並不意味着在紹興的外國人已經完全融入了當地生活。

即便是像Punhani這樣的「老柯橋」,每年還要重新申請一次工作簽證。作為外國商人,他們能拿到政府發放的「服務卡」,這讓獲取駕照、醫療服務等更加便捷。然而因為申請門檻很高,所以到現在為止,能拿到這種服務卡的在華外國人仍然很少。

「我在中國居住十五年了。我為當地經濟發展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貢獻,開了一所學校,投資不動產。即使這樣,你還需要不斷地證明自己屬於這個城市,感覺有點不對,」 Punhani的熟人Sanjay Sukhnani 說,「這不是抱怨,而是我的向中國政府的一個請求。」

拓寬國門:人口紅利殆盡下的政策轉向

「2013年以來,我的員工越來越難拿到工作簽證了,」現年36歲的Andrew(化名)說,他在中國開了一家外語學校,要聘用不少外教,受訪時他也正在申請簽證的過程中,為免影響申請結果,他要求使用化名。

目前中國的移民政策,仍然受到社會主義的傳統孤立主義和對外界的懷疑影響,比如,中國至今未建立「移民局」,外國人申請中國「綠卡」,首先要由本地公安局受理,然後需經省級公安廳(局)的審核,最後由公安部通過審批簽發,前後需要大約半年時間。

對高門檻相對應的是,中國是外國居民比例全球最低的國家之一,只有0.06%左右,世界平均水平是它的大約50倍。即便是在發展中人口大國印度,該比例也是中國的10倍。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統計,從2004到2014年的10年間,只有7300名外籍人士獲得了中國綠卡。但2000到2013年,獲得美國永久居留權的中國大陸人口,就超過了90萬。

在華外國居民少,正式變成中國公民的更少。中國不接受雙重國籍。中國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顯示,截至2010年11月,近59萬4000名外籍人士居住在中國,但其中僅有1448人加入了中國國籍。

中國面向外國人的大門似乎敞得更開,但要長久居留越來越不容易。
中國面向外國人的大門似乎敞得更開,但要長久居留越來越不容易。攝:Feng Li/Getty Images

但隨着全球化和中國自身的快速現代化、國際化,加上勞動力短缺和人口老齡化的壓力,外國人進入中國、中國引入外國人才的需求都在上升。2016年4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不管是哪個國家、哪個地區的,只要是優秀人才,都可以為我所用。」

兩個月後,中國正式加入國際移民組織(IO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主要希望通過制定頂級科學家和管理人才的吸引政策,提升中國企業的創新力和國際競爭力。未來,這些政策也可能更多地用於填補中國不同領域的人才缺口。又一個月後,2016年7月,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報導,中國將成立首個移民局。

「剛開始的時候在這裏工作很容易,沒人管。現在政府想加強控制。」

也是在2016年,公安部先後批准北京、廣東、上海實施總計多達46項的出入境新政,為一線城市和自貿區吸引「高層次」的創業和專業人才。整體而言,這些新政策更加市場化,只要年薪夠高就可以申請綠卡。2016年3月初,北京中關村設立對外國人永久居留服務窗口,到8月已有超過300人在這拿到了中國綠卡,相當於以前中國一整年的綠卡發放量。

2016年9月,「實施外國人來華工作許可制度試點工作座談會」在天津召開,決定從10月開始,在北京、天津、上海等9個省市區啟動外國人來華工作許可制度試點,簡化許可證類別和申請流程,2017年4月1日開始,該制度將在全國範圍內實施。

致力於移民領域相關研究的「中國與全球化智庫」主任王輝耀認為,成立專業移民機構「主要目的是吸引外國人才。大的潮流是:我們從貨物和貿易的流動開始,再到資本的流動,現在轉到人才上來。」

精細篩選:分類引進、嚴格管理、國家安全

中國面向外國人的大門似乎敞得更開了,但要真正邁過門檻,並在門內長久居留,仍然不容易,甚至越來越不容易。

中國對外國語言教師簽證的規定不斷變化,給Andrew帶來了很大的壓力。和其他很多外國人一樣,Andrew對中國的官僚主義感到傷腦筋,「我因此很沒有安全感,」 Andrew說,「但是剛開始的時候在這裏工作很容易,沒人管。現在政府想加強控制。」

即將在全國實施的外國人來華工作許可制度,在簡化許可的同時,也對來華工作的外國人實施分類管理。A類是「高端人才」,B類是「專業人才」,C類是「臨時性、季節性、非技術性或服務性工作的外國人」——類似「外國臨時工」。對A類人才來華,中國政府會「專門保障」,對B類要實施「比例限制」,對C類則要「嚴格限制」。

Andrew和他學校裏的外國老師,就屬於B類人才。官方媒體報導指,分類的目的是「既做到吸引外國高層次人才,又兼顧保障國內就業市場」。

「 關於移民對國家安全威脅的擔憂,比如恐怖主義相關的,經常是很抽象的。當地政府需要貫徹北京的意願,但是沒人知道如何去做到。最後的結果並不一定利於當地經濟的發展。」

同時,對於已經進入中國的外國人——比如外籍英語老師和在南方城市廣州迅速增長的非洲群體,過去幾年,政府以國家安全的名義進行了更嚴格的管理,對外籍人士非法居留的處理也更加嚴厲。據中國公安部的數據,2015年處理違反出入境管理法律法規人員的案件有6.20萬人次,是 2011年的三倍,其中籤證過期佔多數。

「老柯橋」Punhani所在紹興及周邊地區,商人們拿到簽證上,允許居留的時間越來越短,警察還會定期檢查外國人的身份證件,政府擔心來自中東的外國人與當地的穆斯林社群接觸。

「習近平上台之後,國家安全明顯是首要任務,」萊頓大學社會學研究者卓嘉健(Ka-Kin Cheuk)解釋。他也是歐盟研究中國作為移民國家的未來研究組的一員。「然而,關於移民對國家安全威脅的擔憂,比如恐怖主義相關的,經常是很抽象的。當地政府需要貫徹北京的意願,但是沒人知道如何去做到。最後的結果並不一定利於當地經濟的發展。」

內地關於外國人的輿論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媒體把外國人和擾亂公共秩序或犯罪率聯繫起來,有關不懷好意的「外國勢力」的報導也不少見。有的外國群體開始被看做是來中國「淘金」的一個例子是,官方英文媒體China Daily(《中國日報》)最近提到了,有外國年輕人利用學生簽證來中國「冒充專家和學者」。

招才矛盾:誰是國家最需要的人?

一方面,中國在移民體制上開始嘗試與世界接軌,鼓勵「天下」人才來華貢獻,另一方面,中國也小心拒絕不符合國家需要的外國人。而最關鍵的問題就是,中國最需要的是誰?比如,代表中國過去以出口牽頭的經濟增長模式的「老柯橋」們,他們的貢獻要怎麼評估?還有越來越多的來自東南亞的服行業人員呢?

國家專家局代表邱旭生解釋說,雖然中國以後可能會變成移民國家,按官方的說法,中國目前還是一個勞動力大國,主要想引進本地缺乏的人才,比如高層管理人員或者高級的外餐廚師。

「ABC是說分類,這樣管理更加科學,美國等國家也這麼做。沒有分高低的意思。不過我們主要還是一個人口大國,不可能無限制地讓人進來。而且中國國內就業情況還那麼複雜。目前那些不太受歡迎的領域,可以先採取鼓勵國內青年人去做它的措施。實在沒有人想幹的話,可以考慮招外國人。」

「我們到底要不要進行配額度,限制某一些群體到中國就業的計劃還在研究階段。」

「這個過程有多快發生,取決於二胎政策的效果。」

王輝耀認為,中國政府從2013年末開始逐步放鬆計劃生育政策,從2016年開始實施「全面二孩政策」,但孕育生養需要時間,如遠水難救近火。王輝耀預計,未來5到10年,中國將開始吸引東南亞的護理人員和建築工人,「這個過程有多快發生,取決於二胎政策的效果。」

比起「老柯橋」們和Andrew,在北京工作的26歲平面設計師Elke則沒有那麼憂心忡忡。之前的簽證申請讓她憔悴不堪:「我差點被驅逐出境。我不會中文,這個超級繁瑣的流程裏也沒有人幫我。」新許可制度讓她輕鬆不少,即便要被分類管理,但自視為「新經濟」一員的Elke看法相當樂觀:「我聽說新的政策對從事創造行業的人非常有利。中國的創造業還很年輕,需要有創造力的人才,應該會被列入A類。」

在新許可制度中,分類的基本依據是積分。

據國家專家局的代表的介紹,影響分數的因素有收入、工作經驗、還有就業地點(在西部和東北地區是加分項)。學過中文的外國人也會更受歡迎,他們的語言能力會讓他們在新評分標準中拿到分數。「去年對外投資金額首次超過了吸引外資金額,對於既了解中國,又懂海外市場的外國人的需求日益增加,」王輝耀這麼認為。

來自印度的「老柯橋」Punhani指,嚴重的空氣污染並沒有影響他對中國未來發展的期望。
來自印度的「老柯橋」Punhani指,嚴重的空氣污染並沒有影響他對中國未來發展的期望。攝:Feng Li/Getty Images

比簽證還難:「你不懂,因為你是外國人」

荷蘭人Luuk就是王輝耀所形容的那種外國人。在南方城市廈門拿到中國文化的碩士學位後,他加入了當地的一家燈泡生廠商。現在他是這家公司的銷售經理,在美國進行業務拓展。白天他和美國客戶打交道;晚上他用流利的普通話和中國團隊溝通。「關鍵還是我也可以解釋其背後的思維。為什麼客戶需要這個,而不是其他的。」他同時能給美國客戶注入信心。「他們對和中國人做生意所知甚少。」

26歲的Luuk 認為自己的工作能給中美工作夥伴的關係帶來改變。自從他在公司內部開始禮儀培訓之後,中美雙方的商務晚宴局面改善了很多:吃飯時不要發出聲音,也不要一直看智能手機,談話不要老是談公事。

但Luuk認為,「我的同事們還經常缺乏文化意識。」他在工作中經常遇到文化和認同的障礙,這也是除簽證政策外,讓外國人難以融入中國的一個重要因素。「不管你語言多好,對文化了解多深,你依舊被視作外國人。如果持有不同的觀點,回答永遠是:『你不懂,因為你是外國人』。」

22歲來自法國的留學生Florence面臨的問題卻正好相反。她是華裔,身邊的中國人一般都認為她就是個百分百的中國人,這種文化上的期待有時讓她不舒服。「無論你在國外呆了多久,如果你長得像中國人、你的祖先是中國人,你就是中國人。不過其實我對我作為中國人的身份感覺很複雜。小時候還會因為長得不一樣被人欺負。」

在中國政府吸引外國人才的戰略中,海外華人很重要。不管他們在哪裏長大,中國都視其為「中國大家庭的一份子」。習近平今年號召所有有中國背景的華人回到祖國,或是在外為祖國建設添磚加瓦。中國為他們制定了特別的人才計劃,居留證也比較容易獲得。確實,過去20年裏很多注入中國的國外投資來自海外華人,比如美國華人。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回家」了:自1978年起出國留學的400萬人員裏面,只有不到一半回國了。

「這種政治輿論還蠻多的,」目前在北京讀國際關係碩士的Florence說,「大家認為我『回來了』,不過我更是因為好奇,過來體驗下在中國的生活。」 她對於未來的計劃還不確定,「可能會在上海留下工作幾年,不過長期來看應該還是會回去。我大概還是更像一個歐洲人。」

第二故鄉:不是威脅,不當外賓,就想要點歸屬感

中國政府面臨的一個挑戰是:創造一個外國高技術移民和精英願意留下來的社會。國際搬家服務UniGroup Relocation2015年一項基於客戶數據的研究顯示,2014年,離開中國的外國人數量是進入的兩倍。

來華的留學生人口增長率這幾年也有所放緩。《中國留學發展報告(2016)》顯示,2004年來華留學生人數增幅為11.1萬,2010年為26.5萬,翻了一番有多。2010年「留學中國計劃」提出,之後3年,來華留學生人數保持兩位數的增速,2012年更達到近6年內的頂峰,但最近3年,增速有所下滑,2015年,新增的來華留學生有39.8萬人,比2010年增長50%左右。

「如果有這種保障的話,我也沒有必要像現在那樣把錢搞到國外去。」

留,還是不留,生活環境的影響很大。「日本和韓國的生活標準更高,那裏的污染也較少,」Andrew說,「對於外國人來說,那裏更適宜居住。」 在就業諮詢公司Mercer在對外國專業人士群體中的調查裏,世界上最宜居城市的前一百位當中,沒有上海,這個「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排在第101位,首都北京排第118位。Luuk也覺得在美國待着更好,「我樂於面對眼前的各種挑戰,但是我認為大部分人都和我想法一致,在中國工作有時的確太累了。」

對於大部分選擇中國作為「第二故鄉」的外國人而言,他們還是希望能找到歸屬感,希望能被本地人當成一個正常的群體對待,盡應盡的義務,享應有的權利,而不是被當成需要特殊待遇的外賓,或者威脅國家安全的因素。

「如果我有機會拿到永久居留權,我還是會很開心的,」Andrew說中國已經有9年了,但一直沒有定居的感覺,假如能拿到綠卡的話他會很樂意留下來,「如果有這種保障的話,我也沒有必要像現在那樣把錢搞到國外去。」

對於來自印度的「老柯橋」Punhani來說,嚴重的空氣污染並沒有影響他對中國未來發展的期望。「想想非洲的饑荒,或是印度基礎設施的缺乏。現代化進程給這裏剛好造成了一些污染,那又怎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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