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在中国：不做敌人，不做外宾，做个普通居民有多难

午休时，40来岁的Neeraj Punhani在他位于中国浙江省绍兴市的办公室大厅里面玩了一局桌球。和他一起打桌球的是一位和他年纪相仿的中国男人。两个人话不多、绕着桌球桌慢慢地转圈。“我们已经认识14年了，” Punhani说，他是印度人，在绍兴做纺织贸易。

走过一排排陈放着闪闪发光纺织材料的货架，Punhani来到办公桌前，桌上放着一尊中国“财神像”，还有几尊印度神像。“绍兴是我的家。在这里有我的朋友，也有我的对手，”他一边坐在桌前，一边说道。

Punhani是绍兴数以万计的外商之一。据称，从绍兴的柯桥市区出口全球的印花纺织品，占了全球生产总量的三成。上世纪90年代末，距离上海仅几个小时车程的浙江，成为了廉价商品交易中心，吸引大批来自印度、非洲和中东的商人涌入，Punhani就是在这波浪潮中，从迪拜来到了绍兴。

和中国其他同样规模的城市不同，绍兴当地人看到外国人并不会大惊小怪。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绍兴的外国人已经完全融入了当地生活。

即便是像Punhani这样的“老柯桥”，每年还要重新申请一次工作签证。作为外国商人，他们能拿到政府发放的“服务卡”，这让获取驾照、医疗服务等更加便捷。然而因为申请门槛很高，所以到现在为止，能拿到这种服务卡的在华外国人仍然很少。

“我在中国居住十五年了。我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开了一所学校，投资不动产。即使这样，你还需要不断地证明自己属于这个城市，感觉有点不对，” Punhani的熟人Sanjay Sukhnani 说，“这不是抱怨，而是我的向中国政府的一个请求。”

拓宽国门：人口红利殆尽下的政策转向

“2013年以来，我的员工越来越难拿到工作签证了，”现年36岁的Andrew（化名）说，他在中国开了一家外语学校，要聘用不少外教，受访时他也正在申请签证的过程中，为免影响申请结果，他要求使用化名。

目前中国的移民政策，仍然受到社会主义的传统孤立主义和对外界的怀疑影响，比如，中国至今未建立“移民局”，外国人申请中国“绿卡”，首先要由本地公安局受理，然后需经省级公安厅（局）的审核，最后由公安部通过审批签发，前后需要大约半年时间。

对高门槛相对应的是，中国是外国居民比例全球最低的国家之一，只有0.06%左右，世界平均水平是它的大约50倍。即便是在发展中人口大国印度，该比例也是中国的10倍。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统计，从2004到2014年的10年间，只有7300名外籍人士获得了中国绿卡。但2000到2013年，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的中国大陆人口，就超过了90万。

在华外国居民少，正式变成中国公民的更少。中国不接受双重国籍。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显示，截至2010年11月，近59万4000名外籍人士居住在中国，但其中仅有1448人加入了中国国籍。

但随着全球化和中国自身的快速现代化、国际化，加上劳动力短缺和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外国人进入中国、中国引入外国人才的需求都在上升。2016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地区的，只要是优秀人才，都可以为我所用。”

两个月后，中国正式加入国际移民组织（IO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主要希望通过制定顶级科学家和管理人才的吸引政策，提升中国企业的创新力和国际竞争力。未来，这些政策也可能更多地用于填补中国不同领域的人才缺口。又一个月后，2016年7月，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导，中国将成立首个移民局。

“刚开始的时候在这里工作很容易，没人管。现在政府想加强控制。”

也是在2016年，公安部先后批准北京、广东、上海实施总计多达46项的出入境新政，为一线城市和自贸区吸引“高层次”的创业和专业人才。整体而言，这些新政策更加市场化，只要年薪够高就可以申请绿卡。2016年3月初，北京中关村设立对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窗口，到8月已有超过300人在这拿到了中国绿卡，相当于以前中国一整年的绿卡发放量。

2016年9月，“实施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试点工作座谈会”在天津召开，决定从10月开始，在北京、天津、上海等9个省市区启动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试点，简化许可证类别和申请流程，2017年4月1日开始，该制度将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致力于移民领域相关研究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认为，成立专业移民机构“主要目的是吸引外国人才。大的潮流是：我们从货物和贸易的流动开始，再到资本的流动，现在转到人才上来。”

精细筛选：分类引进、严格管理、国家安全

中国面向外国人的大门似乎敞得更开了，但要真正迈过门槛，并在门内长久居留，仍然不容易，甚至越来越不容易。

中国对外国语言教师签证的规定不断变化，给Andrew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和其他很多外国人一样，Andrew对中国的官僚主义感到伤脑筋，“我因此很没有安全感，” Andrew说，“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在这里工作很容易，没人管。现在政府想加强控制。”

即将在全国实施的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在简化许可的同时，也对来华工作的外国人实施分类管理。A类是“高端人才”，B类是“专业人才”，C类是“临时性、季节性、非技术性或服务性工作的外国人”——类似“外国临时工”。对A类人才来华，中国政府会“专门保障”，对B类要实施“比例限制”，对C类则要“严格限制”。

Andrew和他学校里的外国老师，就属于B类人才。官方媒体报导指，分类的目的是“既做到吸引外国高层次人才，又兼顾保障国内就业市场”。

“ 关于移民对国家安全威胁的担忧，比如恐怖主义相关的，经常是很抽象的。当地政府需要贯彻北京的意愿，但是没人知道如何去做到。最后的结果并不一定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

同时，对于已经进入中国的外国人——比如外籍英语老师和在南方城市广州迅速增长的非洲群体，过去几年，政府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进行了更严格的管理，对外籍人士非法居留的处理也更加严厉。据中国公安部的数据，2015年处理违反出入境管理法律法规人员的案件有6.20万人次，是 2011年的三倍，其中签证过期占多数。

“老柯桥”Punhani所在绍兴及周边地区，商人们拿到签证上，允许居留的时间越来越短，警察还会定期检查外国人的身份证件，政府担心来自中东的外国人与当地的穆斯林社群接触。

“习近平上台之后，国家安全明显是首要任务，”莱顿大学社会学研究者卓嘉健（Ka-Kin Cheuk）解释。他也是欧盟研究中国作为移民国家的未来研究组的一员。“然而，关于移民对国家安全威胁的担忧，比如恐怖主义相关的，经常是很抽象的。当地政府需要贯彻北京的意愿，但是没人知道如何去做到。最后的结果并不一定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

内地关于外国人的舆论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媒体把外国人和扰乱公共秩序或犯罪率联系起来，有关不怀好意的“外国势力”的报导也不少见。有的外国群体开始被看做是来中国“淘金”的一个例子是，官方英文媒体China Daily（《中国日报》）最近提到了，有外国年轻人利用学生签证来中国“冒充专家和学者”。

招才矛盾：谁是国家最需要的人？

一方面，中国在移民体制上开始尝试与世界接轨，鼓励“天下”人才来华贡献，另一方面，中国也小心拒绝不符合国家需要的外国人。而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中国最需要的是谁？比如，代表中国过去以出口牵头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老柯桥”们，他们的贡献要怎么评估？还有越来越多的来自东南亚的服行业人员呢？

国家专家局代表邱旭生解释说，虽然中国以后可能会变成移民国家，按官方的说法，中国目前还是一个劳动力大国，主要想引进本地缺乏的人才，比如高层管理人员或者高级的外餐厨师。

“ABC是说分类，这样管理更加科学，美国等国家也这么做。没有分高低的意思。不过我们主要还是一个人口大国，不可能无限制地让人进来。而且中国国内就业情况还那么复杂。目前那些不太受欢迎的领域，可以先采取鼓励国内青年人去做它的措施。实在没有人想干的话，可以考虑招外国人。”

“我们到底要不要进行配额度，限制某一些群体到中国就业的计划还在研究阶段。”

“这个过程有多快发生，取决于二胎政策的效果。”

王辉耀认为，中国政府从2013年末开始逐步放松计划生育政策，从2016年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但孕育生养需要时间，如远水难救近火。王辉耀预计，未来5到10年，中国将开始吸引东南亚的护理人员和建筑工人，“这个过程有多快发生，取决于二胎政策的效果。”

比起“老柯桥”们和Andrew，在北京工作的26岁平面设计师Elke则没有那么忧心忡忡。之前的签证申请让她憔悴不堪：“我差点被驱逐出境。我不会中文，这个超级繁琐的流程里也没有人帮我。”新许可制度让她轻松不少，即便要被分类管理，但自视为“新经济”一员的Elke看法相当乐观：“我听说新的政策对从事创造行业的人非常有利。中国的创造业还很年轻，需要有创造力的人才，应该会被列入A类。”

在新许可制度中，分类的基本依据是积分。

据国家专家局的代表的介绍，影响分数的因素有收入、工作经验、还有就业地点（在西部和东北地区是加分项）。学过中文的外国人也会更受欢迎，他们的语言能力会让他们在新评分标准中拿到分数。“去年对外投资金额首次超过了吸引外资金额，对于既了解中国，又懂海外市场的外国人的需求日益增加，”专家局的王辉耀这么认为。

比签证还难：“你不懂，因为你是外国人”

荷兰人Luuk就是王辉耀所形容的那种外国人。在南方城市厦门拿到中国文化的硕士学位后，他加入了当地的一家灯泡生厂商。现在他是这家公司的销售经理，在美国进行业务拓展。白天他和美国客户打交道；晚上他用流利的普通话和中国团队沟通。“关键还是我也可以解释其背后的思维。为什么客户需要这个，而不是其他的。”他同时能给美国客户注入信心。“他们对和中国人做生意所知甚少。”

26岁的Luuk 认为自己的工作能给中美工作伙伴的关系带来改变。自从他在公司内部开始礼仪培训之后，中美双方的商务晚宴局面改善了很多：吃饭时不要发出声音，也不要一直看智能手机，谈话不要老是谈公事。

但Luuk认为，“我的同事们还经常缺乏文化意识。”他在工作中经常遇到文化和认同的障碍，这也是除签证政策外，让外国人难以融入中国的一个重要因素。“不管你语言多好，对文化了解多深，你依旧被视作外国人。如果持有不同的观点，回答永远是：‘你不懂，因为你是外国人’。”

22岁来自法国的留学生Florence面临的问题却正好相反。她是华裔，身边的中国人一般都认为她就是个百分百的中国人，这种文化上的期待有时让她不舒服。“无论你在国外呆了多久，如果你长得像中国人、你的祖先是中国人，你就是中国人。不过其实我对我作为中国人的身份感觉很复杂。小时候还会因为长得不一样被人欺负。”

在中国政府吸引外国人才的战略中，海外华人很重要。不管他们在哪里长大，中国都视其为“中国大家庭的一份子”。习近平今年号召所有有中国背景的华人回到祖国，或是在外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中国为他们制定了特别的人才计划，居留证也比较容易获得。确实，过去20年里很多注入中国的国外投资来自海外华人，比如美国华人。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回家”了：自1978年起出国留学的400万人员里面，只有不到一半回国了。

“这种政治舆论还蛮多的，”目前在北京读国际关系硕士的Florence说，“大家认为我‘回来了’，不过我更是因为好奇，过来体验下在中国的生活。” 她对于未来的计划还不确定，“可能会在上海留下工作几年，不过长期来看应该还是会回去。我大概还是更像一个欧洲人。”

第二故乡：不是威胁，不当外宾，就想要点归属感

中国政府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创造一个外国高技术移民和精英愿意留下来的社会。国际搬家服务UniGroup Relocation2015年一项基于客户数据的研究显示，2014年，离开中国的外国人数量是进入的两倍。

来华的留学生人口增长率这几年也有所放缓。《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6）》显示，2004年来华留学生人数增幅为11.1万，2010年为26.5万，翻了一番有多。2010年“留学中国计划”提出，之后3年，来华留学生人数保持两位数的增速，2012年更达到近6年内的顶峰，但最近3年，增速有所下滑，2015年，新增的来华留学生有39.8万人，比2010年增长50%左右。

“如果有这种保障的话，我也没有必要像现在那样把钱搞到国外去。”

留，还是不留，生活环境的影响很大。“日本和韩国的生活标准更高，那里的污染也较少，”Andrew说，“对于外国人来说，那里更适宜居住。” 在就业咨询公司Mercer在对外国专业人士群体中的调查里，世界上最宜居城市的前一百位当中，没有上海，这个“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排在第101位，首都北京排第118位。Luuk也觉得在美国待着更好，“我乐于面对眼前的各种挑战，但是我认为大部分人都和我想法一致，在中国工作有时的确太累了。”

对于大部分选择中国作为“第二故乡”的外国人而言，他们还是希望能找到归属感，希望能被本地人当成一个正常的群体对待，尽应尽的义务，享应有的权利，而不是被当成需要特殊待遇的外宾，或者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

“如果我有机会拿到永久居留权，我还是会很开心的，”Andrew说中国已经有9年了，但一直没有定居的感觉，假如能拿到绿卡的话他会很乐意留下来，“如果有这种保障的话，我也没有必要像现在那样把钱搞到国外去。”

对于来自印度的“老柯桥”Punhani来说，严重的空气污染并没有影响他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期望。“想想非洲的饥荒，或是印度基础设施的缺乏。现代化进程给这里刚好造成了一些污染，那又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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