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傳統的路上，武志紅是一個精神鬥士。讀完他的《巨嬰國》，我腦海裏浮現最多的畫面是：
——父母/其他成人: 你要給我成為一個懂事的人。
——武: 你才不懂事，你全家都不懂事！聽我說，你們都是巨嬰！
武志紅的觀點，雖然在精神分析的包裝下看似非常前衞新潮，但卻時時宣泄出一種樸素的情感：我們天生愛自由，我們天生該獨立，別粘我太近，給我點空間，不要拿家庭的道德綁架我們！
正是傳達出的這種樸素情感，讓包括我在內的很多讀者產生強烈的共鳴：這不就是中國的社會，中國的家庭嗎！這不就是我自己的遭遇嗎？終於有人把我讀懂了，原來我們都是纏繞在一起的「巨嬰」！
我無法否認武的許多觀點，也很欣賞他別出心裁的比喻和生動用詞。例如，他用「可控第三者」的概念來解讀中國人喜歡從外部，而非內部去尋求掌控感的媒介——在飯局上逼別人跟你喝酒，在相親時依賴父母，攜帶朋友，等等。但同時我也擔心，他的這些生動比喻，是否有時過於誇張。
如果說每一個觀點都是一副幫助你觀察世界的眼鏡，那麼武志紅的書更像是現實增強眼鏡：其中豐富的比喻、故事性、道德感和情感宣泄，讓整本書更像是一本現代寓言故事。
例如，他假設了人的心理成長有某種標準，以此來試圖瓦解中國家庭的「懂事」概念。人際之間模糊的邊界感，是嬰兒的共生心理。在中國家庭裏難解難分的關係，就是巨嬰之間的病態黏連。所以，擁有如此「嬰兒心態」的成人是不成熟的。這背後隱含的假設是：人與人之間，只有相對獨立才是健康的象徵。
把意思抽象出來，其實我們很容易認同這個觀點：不論是集體主義還是個人主義，去到極致的時候都很容易產生病態。但我們是否非得把這個東西標籤為「嬰兒心態」呢？個體心理學所推崇的健康狀態，又是否可以用來評價以人際相互依存為美的東亞社會？
這要從中國的精神分析熱說起。
中國的精神分析熱？
提到精神分析，不少人腦海裏浮現的畫面是：一個西方人躺在沙發上敘述自己的私生活。旁邊坐著一位戴著金邊眼鏡的精神分析師傾聽他的敘述，並不時地在筆記本上記錄，偶爾停下來拋出一個簡短的問句……這個畫面似乎離中國人的日常世界很遙遠。
但實際上，精神分析近十年來已經成為大城市中産階級的時尚。很多中國人已經對包括精神分析在內的諸多心理治療不再陌生。城市中孤獨和抑鬱的靈魂開始主動地尋找職業心理諮詢師，尋求自我的療愈和改變。
精神分析哲學性的治療語言及其龐大的意象體系令中國人痴迷。一談到弗洛伊德，不少人都能就「潛意識」、「俄狄浦斯情結」、「性慾」、「力比多」侃侃而談。經典精神分析深刻影響了早期西方心理學的發展，它始終保持著對個體心理狀態的深刻觀察。這是在強調為集體或他人考慮的家庭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中國人所匱乏的。它填補了日漸個體化的中國社會中，人們了解自身、展現個性的慾望。
萌發於1980年代、並在中國發展至今的「心理學熱」，和市場化、城市化，以及意識形態解禁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精神分析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如人類學者黃宣穎所描述的，儘管精神分析的很多理論在美國等西方社會已淪為了心理治療的邊緣分支，在中國，精神分析儼然是整個心理諮詢界的通用詞匯——許多心理學泰斗都來自精神分析流派。
一方面，這一現象有歷史原因。比如1997年開始的「中德班」（中德高級心理治療師連續培訓項目）培養了中國心理學界的領軍人物。另一方面，近二十年的心理學熱不僅僅是專業領域的發展，也可以說是一場大眾運動。電視節目讓大眾能在電視機前就能看到心理諮詢效果；各類心理學科普書籍湧入熱銷榜單；許多社會化的培訓課程令非心理學專業的普通人也可以通過培訓，參加認證考試，成為一名心理諮詢師。
國內的心理學界不像美國、香港一樣牢牢被學術界控制，而是一個學院派和「江湖派」分庭抗禮的活躍環境。任何人都可能通過自己的實踐、努力和天賦成為「大師」。這裏的大師並不一定等於「江湖郎中」——不論是學院派還是江湖派，都有一些具備「領袖氣質」和長期實踐經驗的人。這給在西方心理治療中比較「非主流」的深度心理學和家庭治療提供了豐厚的土壤。
以精神分析為代表的深度心理學，令人感到神秘、有趣、精神性強，符合人對經驗性、精神深度和靈性的渴求。同時，精神分析對家庭的很多觀點，讓國人耳目一新；弗洛伊德的著作討論性、夢、潛意識、戀母/戀父，賦予中國人前所未有的語言來描繪人生體驗。人們體會到精神分析帶來的人性解放。
在這背景下，精神分析在中國逐漸大眾化，並且通過大眾讀物，演變成很多中國人的「精神武器」，對抗生活中的困局。這種困局往往和家庭、愛情、人際關係息息相關，並深深植根於中國的社會和文化，也即中國人的集體無意識。
這些訴求可以從武志紅的書名中看出：《為何家會傷人》、《為何愛會傷人》、《感謝自己的不完美》。人們強烈地想通過心理學知識了解自己為何會在與「重要他人」的相處中屢屢受傷並質疑自己。其中，與父母的關係，永遠是中國的心理學書籍繞不開的話題。
「孝道」與「獨立人格」的戰場
在一篇名為「孝道是對人性的逆襲」的文章中，武志紅說：「人要活的像個人，而不是某種規則下看似正確的東西」。在孝道的洗禮下成長起來的孩子，學會的是一種「假自我」，不是以自己的感受為中心，成為他自己，而是以父母的感受為中心，成為父母期待中的那個懂事的人。
的確，中國的家庭教育理念鼓勵孩子多去捕捉他人需求，滿足社會期待，而不是去發掘自身。這從一個側面解釋了當今中國人的心理困局：孩子的高考更像是父母的高考；買房不是為了自己住著舒服，而是為了迎合家長和社會對「成家」的期待；年輕人在鋼筋水泥的叢林中為了夢想拼搏，過年回家卻不得不面對七大姑八大姨的逼婚。精神分析把這種狀態稱為家庭成員間邊界感的模糊，甚至「相互吞噬」。它使得一個人永遠無法獨立，也就無法盡情地滿足自身的需求，甚至不知道自己需要什麼。
在心理學旗幟下，中國鋪開了「孝道」與「獨立人格」的戰場。以武志紅為代表的暢銷書作家，以及很多深受西方心理學影響的中國人，將孝道看成影響個人幸福感的社會糟粕；另一些人則堅稱孝道是中國傳統文化，老祖宗的東西是不容質疑和拋棄的。而實際上，更多的人，甚至可能包括武志紅自己，每天都要在這兩種價值觀之間搖擺和掙扎。理想中那種既能「盡孝」，又能追求自己夢想的生活方式，可望而不可得。
這種戰場不只中國存在。任何社會都存在社會、文化模式和個人表達之間的摩擦和衝突。「巨嬰」理論看似在用主流西方心理學標準來評價文化健康度行為，但這並不是武志紅的專利。比如在日本，男人在外酗酒社交稀鬆平常，但他們的妻子（一般是全職主婦）往往面臨困境。日本的文化裏，妻子應該一方面悉心照顧醉酒的丈夫，另一方面又有責任不讓丈夫的醉態公之於眾。而一旦丈夫酗酒在家裏造成不良影響（比如家暴）被其他人看到，妻子就倍感壓力和自責，因為她沒有盡力維繫一個和諧家庭。
這一職責可以解釋為叫做「甘え」（amae）的集體無意識。日本社會中，公司、學校、家庭，社會成員之間具有很強的一體感，相互扶持、依賴、照顧。在日本吃飯、乘坐交通工具、與人打交道，你都能感覺到一種來自社會和他人細心的關懷。就好像整個社會是一個「家」，接受和發出這種互相依賴的關係是被鼓勵的。同時，你也有義務去照顧他人的感受，去和他人一起維繫這個「家人」的關係。
二戰後，美國人將「共依存」（co-dependency）這個心理學概念帶到日本，許多日本人開始質疑自己是否對他人過於盡心，以至於産生了不良後果。「共依存」指的是當我們過度容忍成癮者之後，會讓他的上癮行為更加嚴重，而自己反而會成為這段關係的附屬品，為自己的犧牲感動，並逐漸對這段關係本身産生依賴感。
在戰後日本，這種擺脱責任感的「情感獨立」和「甘え」，就如「人格獨立」和「孝道」一樣，拉開了一個巨大的戰場。家庭主婦將「共依存」概念用作精神武器，來對抗自己在處理酗酒丈夫問題中的矛盾和糾結，她們不再認為照顧酗酒的丈夫是自己的義務，從而學會了去逼迫丈夫自己做出改變。
北風和太陽
個體心理學所宣揚的以人格獨立為基礎的心理健康模型，似乎可以斬斷生活中的一團亂麻。但正如所有鋒利的武器一樣，這種模型能披荊斬棘，也一樣能傷害到他人甚至自己。
伊索寓言裏有一個「北風和太陽」的故事，北風和太陽打賭看誰能成功讓旅人脱掉帽子和大衣。北風呼呼地吹，試圖將他的帽子和大衣颳走。但旅人卻把大衣裹得更緊。而太陽的做法，則是照在旅行者的身上，讓旅行者自己脱掉了大衣。
講述這個故事，是在向一味拒絕和割裂自己和父母的連接的朋友提一個醒。有的時候，當我們去用類似「巨嬰」的字眼標簽他人的過程中，無意中會加深自己和他人的隔閡。這樣做的後果，並沒有讓自己的心理更加健康，反而可能會造成不必要的矛盾，使對方更難接受自己的觀點。就像故事中的「北風」一樣，當我們試圖用標簽的方式去試圖改變他人的時候，往往會適得其反。
實際上，在西方，心理學界近幾十年來已開始了對個體心理學的反思。人們意識到，從獨立個體層面來處理心理問題，並不一定是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法。其中，系統家庭治療基於一個新的視角：心理問題不是個體層面的問題，而是「關係」和「溝通」之中的「系統」紊亂。每一個家庭就像一個生態系統，當系統中的平衡被打破時，問題就會連鎖性地産生。
比如說，當孩子叛逆自己的父母時，個體心理學關注的往往是孩子身上具有的攻擊性及其産生原因（例如認知偏差、童年陰影、同輩影響等等）；而家庭治療則關注孩子和父母的交流和溝通過程本身，把一家人放在同一個治療室，觀察他們互動的過程，家庭治療師會找到一些切入點，幫助家庭改善整體溝通，重新認識每個人在家庭中的想法和角色，而不是從一個人入手。簡單說，個體心理學會把「錯誤」歸結於人格，而家庭治療則會把「錯誤」歸結於關係。
這其中的區別看似有點玄妙。但在臨床過程中，家庭治療比起個體治療，在處理網癮、叛逆等親子關係問題時作用顯著，但不能解決問題的實質。因為個體意識上的改變，無法直接帶來行為和關係的改變。當孩子離開諮詢室，回到家庭的時候，矛盾還是會在日常的親子交流中積累爆發。而家庭治療的焦點，則是幫助家庭的成員找出這些日常的矛盾和關係，並逐個解決，而非去找出「問題出在誰身上」或者「孰對孰錯」。
如果把這種治療比作太陽的話。治療師會刻意在治療過程中，聚焦並放大某一段矛盾，讓家庭中每一個人共同地、均勻地體會到那種短暫的灼熱感，然後再指導家庭成員談論並釋放這種矛盾，引發每個人主動去感受和思考——最終「脱掉大衣」。
「孝道」沒有原罪
我們還應當意識到，當今家庭遇到的普遍矛盾和衝突，並不是因為「孝道」本身的不合理，而是因為當今時代下，「孝道」和我們的生活狀態存在天然的衝突。
「孝道」誕生於封建時代的中國，是儒家自上而下的社會控制。封建時代的「孝」，不單是精神狀態，也不單是家庭行為，而是維護社會穩定的機構的實體。上到朝廷的選人標準，下到宗族、學校等基層社區中的社會評價，「孝」都是約束社會成員的重要的控制機制。
而在當今中國，意識形態日漸多元，小範圍的強社區消失，僅僅剩下「家庭」這一個實踐者。人口控制讓家庭的規模變小，獨生子成為了家庭關注的全部；隨著競爭的加劇，家長和孩子的社會壓力都日益增加。
人們越來越難想像，除了三口之家，還有什麼地方讓我們擁有強烈的歸屬感；除了父母，還有誰可以為孩子的人生決策負有關鍵責任。當孩子犯錯誤的時候，最終的解決方案往往就是「叫你父母來」。正是這些社會結構的微縮變化，逐漸將孩子和父母以前所未有的緊密度捆綁在一起。也正因此，「孝」和個體化的衝突變得更加明顯，家庭成員之間的病態「共生」和「邊界感」才被賦予了「問題」意義。
所以，請不要過於急切地將我們身邊的人標簽為「巨嬰」，儘管它可以讓我們體驗到斬斷糾結的短暫快感。新的時代下，傳統觀念與現實處境的衝突更需要付出持續的努力。能除去旅人帽子和大衣的，不只有猛烈的北風。
（饒一晨，人類學學徒，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