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堅決與『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等西方錯誤思潮劃清界限」……在鄧小平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25年後，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的上述言論掀起了學界和公眾的批駁聲浪。
周強此類與西方劃界、強調中國特色的「自信」式話語，與中共提出的「四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如出一轍。探索其源頭和流變可知，這些自帶稱頌光暈的口號，正逐漸演變為滲透在各個領域的思維模式與行為準則。
改革開放初：「道路」是「中國特色」
「道路自信」並非是近年新創，它的本質還是1982年鄧小平在中共十二大開幕時提出的「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歷了國民經濟發展緩慢、甚至凋敝的初期，加上文革時期極端左傾的重創，80年代的中國再次站在變革的風口浪尖，又一次「睜眼看世界」，觀察南斯拉夫、匈牙利、「亞洲四小龍」、日本再到西歐和美國的模式，為僵化的社會主義經濟借鑑可以造血的經驗。
此時鄧小平力主開闢的「道路」，以「中國特色」為輔，重點在「社會主義」上。首先保證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穩定，在此基礎上推行以擴大企業自主權、引進市場運行機制為關鍵步驟的經濟體制改革，提高行政效率，實質上是發展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而民主政治的構想，也逐漸在趙紫陽等改革派的探討中萌芽。隨着漸進式改革的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為中共十三大至十八大政治報告中不可或缺的「旗幟」。
這把「旗幟」舉得頗為不易。六四後，中共一度極速左傾，江澤民曾在公開講話中多次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甚至肯定文革式話語「階級鬥爭」，將私營業主斥為打擊對象。在此關頭，鄧小平透過南巡講話，力主改革，喊出「誰不改革誰下台」，重新把中共拉回到發展市場經濟的軌道。
1992年，中共《十四大報告》首次明確了90年代改革和建設的首要任務，即圍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加快經濟改革步伐。中共又在此後提出在20世紀末初步建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其中包括國企改革、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和發展第三產業，通過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與國際規則接軌，使市場經濟體制結構不斷完善。這些大刀闊斧的改革舉措，帶來了中國90年代初每年10%左右的經濟增長率，躋身世界前八的經濟大國地位，較1978年減少一半的農村貧困率（1978年為30.7%）。而這，正是後來「中國模式」的論調初現並高升的開始。
胡錦濤時代：飛昇的「中國模式」
1994年，《人民日報》首現「中國模式」的讚美。時任貝寧議會議長烏恩貝吉（Adrien Houngbédji）在接受採訪時稱，「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人民吃好了，穿好了，住好了，這就證明這條路走對了。」兩年後，贊比亞前總統卡翁達（Kenneth David Kaunda）也表示，「中國模式」是「非常重要的啟迪」。於是，在《人民日報》紀念改革開放20年的特稿裏，出現了這樣的詞句：「環視五洲四海，風景這邊獨好。國際輿論盛讚中國的發展道路和富有成效的『中國模式』」。
到胡錦濤主政時，「中國模式」、「中國奇蹟」等盛世話語真正進入了強盛期。2004年5月，美國高盛公司顧問、清華大學客座教授喬舒亞•庫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首次提出「北京共識」，認為當時的中國政府兼顧經濟和社會發展，採取漸進式實驗，為上世紀九十年代所盛行的「華盛頓共識」填補了空白。一時間，中國式發展的相關說法成為學界和傳媒的熱議焦點。諸多探討「中國模式」的著作，例如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鄭永年的《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黃亞生的《「中國模式」到底有多獨特》、美國布朗大學教授謝德華的《中國的邏輯》暢銷一時。美國學者奈斯比特甚至在《中國大趨勢：新社會的八大支柱》一書中預言，中國正創造一個嶄新的社會、經濟和政治體制，是人類未來的範式。
在國內，也有眾多學者為「中國模式」加上註解。他們的觀點在2009年出版的合集《中國模式：解讀人民共和國的60年》中可見一斑。本書主編、北京大學教授潘維，在開篇將中國模式解讀為「民本政治如首腦，社稷體制如軀幹，國民經濟如翅膀」的「鯤鵬模式」，將「駕着蘇聯模式和美歐模式的兩股旋風沖天而上」。
2008年至2011年，盛世論調升至頂峰。中國接連舉辦了奧運會（2008）、世博會（2010），慶祝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週年紀念（2009）和中共建黨90週年紀念（2011），塑造出世界大國和平崛起的姿態。即使在世界金融危機的漩渦中，在汶川地震的衝擊下，這樣的姿態在官宣中得以保持——中共和政府「堅定信心」、「有效應對」，中國繁榮、穩定、安全、可靠。
相應地，在《人民日報》上，「中國模式」的提及次數在2008年開始增多，到2009年到達頂峰，在2011年再現小高峰。雖然在公開場合並未提過「中國模式」一詞，但胡錦濤在任內大力倡導提升「國家軟實力」、提高文化影響力，使得「中國模式」等大國理念的輸出有了推動力。
盛世光環下，中國也打開了高壓維穩的閘門。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報告稱，2010年至2012年，中國頻發群體性事件，維權事件的比重較大。與此同時，烏魯木齊「7.5」事件、昆明火車站「3.1」事件等威脅公共安全的案件屢現，均促使「維穩」日益常態化。
從2008年至2011年，中國的公共安全支出從4059.76億元猛增至6244.21億元。在《人民日報》上，原本沉寂的「維穩」一詞在2010年出現井噴。在時任總理温家寶的政府工作報告裏，從2009年起連續4年對新一年的「維穩」工作提出要求，此時的「維穩」常被視為營造「和諧社會」的必要之舉。
在中共十八大，即將卸任的胡錦濤在報告中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系列語再添新丁，提出「三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官方說法稱這是「源於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堅定信念」。這條應行的「道路」是「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即不再重複毛時期的「老路」，也不走西方資本主義的「邪路」，正是代表了繼任者習近平的施政方向。
習近平時代：開啟全面「自信」
盛世話語體系，在習近平時期變得更為充盈。習近平在十八大剛剛接棒，便提出「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在2014年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中，他提出要「增強文化自信和價值觀自信」。之後，習近平將「文化自信」加入「三個自信」，變成「四個自信」，並將「文化自信」稱為其他三個「自信」的本質內涵。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週年大會的講話（七一講話）上，習近平稱「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
彰顯大國姿態的話語，配以全方位多維度的黨宣攻勢、對體制內外話語的統一和清剿，變得更為多元且強勢。
據百度新聞高級搜索顯示，習近平上任三年多來，「中國夢」一直熱度不減，「中國方案」則超過了「中國模式」成為第二大熱詞。在胡時期強勢的話語，也在習時期也實現了傳播量的躍升，甚至遠超胡錦濤十年任期內的水平（相同詞對比）。雖然「四個自信」在公共輿論的傳播強度較弱，但屢次被中共高層領導人在重要會議中提及，重要性不可小覷。
與展示姿態的「中國模式」相比，「四個自信」裏「要求」、「準則」的意味更濃。例如，當中央和國家機關在學習習近平「七一」講話精神時，「堅持四個自信」與「樹立四個意識」、「強化黨性觀念」、「強化黨員意識」等均為培養政治自覺的必要素質。
與前任相比，習近平打造的「姓黨」的黨媒宣傳系統更廣更強，從黨報黨刊延伸到新媒體，從時政新聞擴展至娛樂新聞，從國內新聞再到國際新聞。黨媒版圖擴張，逐步實現了黨管控市場的布局。同時，將如「公民社會」等具有變革性色彩的詞語打入冷宮，封禁敢言的社交媒體賬號，處罰在公開場合「妄議中央」的黨員。此時，這些「自信」話語在輿論場上暢通無阻。
從傳播頻率上可以看出，「三個自信」在中共十八大上剛被提出時最熱，被擴充為「四個自信」後，在去年年底再度出現宣傳高峰，是十八屆六中全會等一系列重要會議的輿論反應。在去年10月27日閉幕的十八屆六中全會上，習近平被確立為全黨的核心，會議公報號召全黨要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四個自信」。在去年12月7日、8日召開的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習近平提出要「辦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高校」，中央政治局常委劉雲山補充強調：「堅持黨對高校的領導」，增強「四個自信」，「確保高校成為堅持黨的領導的堅強陣地」。
包括周強的一席話在內，這一系列「自信」式的表述，已經成為中共黨員踐行黨規所必須的信仰準則，也日漸變為體制內外都需遵循的道德標尺。
（路欣，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