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中国特色的“道路自信”，是怎样炼成的？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决与‘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西方错误思潮划清界限”……在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5年后，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的上述言论掀起了学界和公众的批驳声浪。

周强此类与西方划界、强调中国特色的“自信”式话语，与中共提出的“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如出一辙。探索其源头和流变可知，这些自带称颂光晕的口号，正逐渐演变为渗透在各个领域的思维模式与行为准则。

改革开放初：“道路”是“中国特色”

“道路自信”并非是近年新创，它的本质还是1982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时提出的“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历了国民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凋敝的初期，加上文革时期极端左倾的重创，80年代的中国再次站在变革的风口浪尖，又一次“睁眼看世界”，观察南斯拉夫、匈牙利、“亚洲四小龙”、日本再到西欧和美国的模式，为僵化的社会主义经济借鉴可以造血的经验。

此时邓小平力主开辟的“道路”，以“中国特色”为辅，重点在“社会主义”上。首先保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在此基础上推行以扩大企业自主权、引进市场运行机制为关键步骤的经济体制改革，提高行政效率，实质上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而民主政治的构想，也逐渐在赵紫阳等改革派的探讨中萌芽。随着渐进式改革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中共十三大至十八大政治报告中不可或缺的“旗帜”。

这把“旗帜”举得颇为不易。六四后，中共一度极速左倾，江泽民曾在公开讲话中多次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肯定文革式话语“阶级斗争”，将私营业主斥为打击对象。在此关头，邓小平透过南巡讲话，力主改革，喊出“谁不改革谁下台”，重新把中共拉回到发展市场经济的轨道。

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首次明确了90年代改革和建设的首要任务，即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经济改革步伐。中共又在此后提出在20世纪末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其中包括国企改革、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发展第三产业，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规则接轨，使市场经济体制结构不断完善。这些大刀阔斧的改革举措，带来了中国90年代初每年10%左右的经济增长率，跻身世界前八的经济大国地位，较1978年减少一半的农村贫困率（1978年为30.7%）。而这，正是后来“中国模式”的论调初现并高升的开始。

胡锦涛时代：飞升的“中国模式”

1994年，《人民日报》首现“中国模式”的赞美。时任贝宁议会议长乌恩贝吉（Adrien Houngbédji）在接受采访时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吃好了，穿好了，住好了，这就证明这条路走对了。”两年后，赞比亚前总统卡翁达（Kenneth David Kaunda）也表示，“中国模式”是“非常重要的启迪”。于是，在《人民日报》纪念改革开放20年的特稿里，出现了这样的词句：“环视五洲四海，风景这边独好。国际舆论盛赞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富有成效的‘中国模式’”。

到胡锦涛主政时，“中国模式”、“中国奇迹”等盛世话语真正进入了强盛期。2004年5月，美国高盛公司顾问、清华大学客座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首次提出“北京共识”，认为当时的中国政府兼顾经济和社会发展，采取渐进式实验，为上世纪九十年代所盛行的“华盛顿共识”填补了空白。一时间，中国式发展的相关说法成为学界和传媒的热议焦点。诸多探讨“中国模式”的著作，例如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的《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的《“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美国布朗大学教授谢德华的《中国的逻辑》畅销一时。美国学者奈斯比特甚至在《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一书中预言，中国正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是人类未来的范式。

在国内，也有众多学者为“中国模式”加上注解。他们的观点在2009年出版的合集《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中可见一斑。本书主编、北京大学教授潘维，在开篇将中国模式解读为“民本政治如首脑，社稷体制如躯干，国民经济如翅膀”的“鲲鹏模式”，将“驾着苏联模式和美欧模式的两股旋风冲天而上”。

2008年至2011年，盛世论调升至顶峰。中国接连举办了奥运会（2008）、世博会（2010），庆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纪念（2009）和中共建党90周年纪念（2011），塑造出世界大国和平崛起的姿态。即使在世界金融危机的漩涡中，在汶川地震的冲击下，这样的姿态在官宣中得以保持——中共和政府“坚定信心”、“有效应对”，中国繁荣、稳定、安全、可靠。

相应地，在《人民日报》上，“中国模式”的提及次数在2008年开始增多，到2009年到达顶峰，在2011年再现小高峰。虽然在公开场合并未提过“中国模式”一词，但胡锦涛在任内大力倡导提升“国家软实力”、提高文化影响力，使得“中国模式”等大国理念的输出有了推动力。

盛世光环下，中国也打开了高压维稳的闸门。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报告称，2010年至2012年，中国频发群体性事件，维权事件的比重较大。与此同时，乌鲁木齐“7.5”事件、昆明火车站“3.1”事件等威胁公共安全的案件屡现，均促使“维稳”日益常态化。

从2008年至2011年，中国的公共安全支出从4059.76亿元猛增至6244.21亿元。在《人民日报》上，原本沉寂的“维稳”一词在2010年出现井喷。在时任总理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里，从2009年起连续4年对新一年的“维稳”工作提出要求，此时的“维稳”常被视为营造“和谐社会”的必要之举。

在中共十八大，即将卸任的胡锦涛在报告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系列语再添新丁，提出“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官方说法称这是“源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这条应行的“道路”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即不再重复毛时期的“老路”，也不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邪路”，正是代表了继任者习近平的施政方向。

习近平时代：开启全面“自信”

盛世话语体系，在习近平时期变得更为充盈。习近平在十八大刚刚接棒，便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2014年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他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之后，习近平将“文化自信”加入“三个自信”，变成“四个自信”，并将“文化自信”称为其他三个“自信”的本质内涵。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七一讲话）上，习近平称“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彰显大国姿态的话语，配以全方位多维度的党宣攻势、对体制内外话语的统一和清剿，变得更为多元且强势。

据百度新闻高级搜索显示，习近平上任三年多来，“中国梦”一直热度不减，“中国方案”则超过了“中国模式”成为第二大热词。在胡时期强势的话语，也在习时期也实现了传播量的跃升，甚至远超胡锦涛十年任期内的水平（相同词对比）。虽然“四个自信”在公共舆论的传播强度较弱，但屡次被中共高层领导人在重要会议中提及，重要性不可小觑。

与展示姿态的“中国模式”相比，“四个自信”里“要求”、“准则”的意味更浓。例如，当中央和国家机关在学习习近平“七一”讲话精神时，“坚持四个自信”与“树立四个意识”、“强化党性观念”、“强化党员意识”等均为培养政治自觉的必要素质。

与前任相比，习近平打造的“姓党”的党媒宣传系统更广更强，从党报党刊延伸到新媒体，从时政新闻扩展至娱乐新闻，从国内新闻再到国际新闻。党媒版图扩张，逐步实现了党管控市场的布局。同时，将如“公民社会”等具有变革性色彩的词语打入冷宫，封禁敢言的社交媒体账号，处罚在公开场合“妄议中央”的党员。此时，这些“自信”话语在舆论场上畅通无阻。

从传播频率上可以看出，“三个自信”在中共十八大上刚被提出时最热，被扩充为“四个自信”后，在去年年底再度出现宣传高峰，是十八届六中全会等一系列重要会议的舆论反应。在去年10月27日闭幕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被确立为全党的核心，会议公报号召全党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在去年12月7日、8日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要“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补充强调：“坚持党对高校的领导”，增强“四个自信”，“确保高校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

包括周强的一席话在内，这一系列“自信”式的表述，已经成为中共党员践行党规所必须的信仰准则，也日渐变为体制内外都需遵循的道德标尺。

（路欣，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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