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群外媒的同事們小聚，大家一邊吃着新鮮出爐的土耳其烤肉，一邊聊起最近各自手頭的報導話題。被問到最近德國媒體在關心什麼時，我這個效命於堂堂德國中央級媒體的老員工，一時有些不知所措，隨便搪塞：「哦，我們最近報導做得不多，都是些沒什麼重要性的社會新聞。」
最近我們發回的報導中，最受德國聽眾歡迎的是：「上海宜家徐匯店清理老年相親團體」，「中國女性為何不願意使用衞生棉條？」和「成都一家創業團隊發明可以幫助年輕媽媽們的iDiaper」。
千萬別以為我們是一家不嚴肅不正規、只追求娛樂性的德國街頭小報。ARD德國廣播協會可是德國歷史最長、受眾最廣、在整個德語世界裏面名氣最響的廣播電視媒體，堪比中國的央視，英國的BBC和日本的NHK。中國2016年第三季度國民經濟運行數據、神舟飛船發射…這樣的大新聞我們也不是沒有報導，但我只能遺憾地表示，這個年頭在德國，認真報導中國國情和大事件是叫好不叫座。
雖然德國人普遍受教育水平很高，媒體產業發達而且以相對中立嚴謹著稱，但是如果在德國隨機採訪路人，可能十個裏面只有一個人知道中國四年前換了政府，新的國家領導人姓習。至於習什麼? 那就是為難德國群眾了。至今我碰到的德國人中，能準確說出「習近平」這三個字的，基本都是媒體人，或是來往於中德之間的商人或學生。
相較之下，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在中國知名度有多高？估計朝陽大媽們都知道。別說是默克爾，我媽到今天還在惦記已經告別總理府九年的施羅德（Gerhard Schröder），而德國大媽對中國領導人的認識，可能還停留在「毛」的階段。
熱烈的好奇：中國為什麼成功，將如何失敗？
大約十多年前，德國媒體對中國的關注近乎狂熱。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我從國外留學回到上海，毅然決然地加入了德媒。
當時的中國頂着每年兩位數GDP增長率的光環和加入WTO後出口製造業井湧式爆發的彪悍，引起了德國人的高度關注和濃厚的興趣。德國人急切地想理解這個共產黨國家是怎樣把資本主義制度如此成功的複製到一個中央集權、人口貧困的國度。德國人更想知道的是，這個越來越開放、發展速度越來越快的共產黨國家，會以什麼樣的方式結束這種已經被20世紀的歷史證明是過時的社會制度。會以東歐蘇聯的方式，在人民革命的浪潮中分崩離析呢？還是以社會改良的模式，在中國領導人意識到順應時代潮流的必要性後，自然而然地演變成一個西方民主體制大家庭中的新成員呢？
大大小小的德國媒體紛紛踏至中國，給中國報導投入很大的資源。以我所在的ADR為例，在北京上海有兩處記者站，總共有十多個人，規模僅次於駐美記者站，報導涉及中國的所有領域，從宏觀經濟，到勞工權益、計劃生育、能源環保……一直到文化體育、郎朗、劉翔。
有段時間，我感覺工作特別幸福，不用為報導是否太偏太長而擔憂，不管報導什麼中國的題材，只要有趣有立意，正面反面的都受歡迎。我曾經在山西呆了十天，走遍了國有大煤礦和非法小煤窯，報導當時每年致死6000人的煤礦事故。還有一年，我在內蒙驅車四天，從呼和浩特一直到呼倫貝爾，為德國聽眾介紹中國蒙古族牧民面臨的生態問題和文化挑戰。那時候的中國對德國人來說就是一個充滿活力、異域、悖謬，卻又充滿各種可能性的第三世界國家，德國人對中國的求知慾是全方位的，而且心態開放。
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後，第一個拐點到來了。
越宣傳越反感：價值觀與經濟力的衝突
為了舉辦奧運盛事，中國傾舉國之力，啟動「大外宣」戰略，開始在全球範圍內，通過官方主導的宣傳攻勢，試圖樹立正面形象，包括在世界各地開設了440家孔子學院和號稱高達45億人民幣的國際媒體宣傳投資。但也是在2008年，西藏發生「3.14」拉薩騷亂，德國公眾向來是達賴喇嘛在歐洲第一票倉，事件讓他們對中國的好感跌到了谷底；「5.12」四川汶川大地震，之後不到10天，中國近年最大的食品安全醜聞——三聚氰胺奶粉導致嬰兒腎結石事件爆發，與大地震和毒奶粉事件相關的社會活動人士，比如藝術家艾未未、維權律師趙連海，則遭到了當局打壓。
上海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的教授朱大可認為，無論是2008北京奧運會還是2010上海世博會，靠國家宣傳和投資體現的都是國家價值觀，看似氣勢磅礴，但是和普通人的生活沒有任何關係，「沒有價值觀和人文關懷，文化是一樣空洞的東西。中國的問題在於它只知道國家價值，而不懂得個人價值。」德國在哲學上和宗教上都極其崇尚個人主義和精神自由，在歷史上深受專制體制禍害，二戰後不斷反思、不斷警惕歷史重演，尤其反感中國所倡導的這種國家價值觀。在德國人看來，國家強大不是靠金錢堆積出來的，如果連讓一個人表達意見都不容，足見一個國家的內心有多弱小。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一個艾未未就可以讓德國民眾對本國最重要的一個貿易夥伴，產生負面印象。
恰逢此時，中國取代了德國成為了全球頭號貿易大國。德國媒體紛紛打出標題：「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嗎？」「為什麼我們還給中國發展援助？」德國人開始意識到，中國不再是個第三世界國家了，中國越來越有錢，而且和德國發生了競爭。以《明鏡》週刊為代表的德國主流媒體，從知識產權保護到貿易摩擦到人權，在各個爭議話題上，對中國開始了一輪批評性的報導。
我發現，從那時開始，德國媒體越來越傾向於報導中國的負面新聞。除了傳統的「中國網絡審查」，「中國企業偷竊德國商業機密和知識產權」，以及「中國的空氣污染和食品安全」等話題，還經常有一些充滿主觀判斷、不懷好意的報導題材，譬如有一年中國購買德國巧克力和牛奶的數量大增，我們就得着手準備「德國人因為中國人將要喝不到牛奶吃不到巧克力了」；中國成為了德國大眾汽車在全世界最大的市場，我們又得做「德國車企對中國市場依賴太深，未來將不能保持自身獨立。」
中國企業去德國收購工廠，德國媒體就會給當地政府施壓，提出對中國新老闆解僱德國員工，把生產線搬到中國去等顧慮。我採訪過的一位在德國東部薩克森州投資生產包裝材料的上海企業家就曾不斷的抱怨：「德國人來中國賣車賺的滿地流油。我們去德國投資他們簽證都不給！」我一個在德國讀歷史博士後的東北哥們調侃說：「德國那是老寡婦守業見不得窮人家放炮仗。」話糙理不糙。
失去興趣：德國自顧不暇，中國缺乏變革
北京奧運後兩年，第二個拐點倏然而至，德國人對中國的觀感，從好奇開放到批判負面，慢慢回到無知年代。
2010年開始，德國周邊大事不斷：歐洲次貸危機，中東茉莉花革命，希臘危機，土耳其動盪，敘利亞內戰，烏克蘭衝突，難民危機，歐洲系列恐怖襲擊，英國脱歐……每一件都地動山搖餘震不斷，而且每一件都在經濟上、政治上和安全上與德國息息相關。德國人自然更關注一系列不以中國為主角，但非常現實又嚴峻的問題，諸如歐元匯率，英國脱歐後的歐盟前景，怎麼面對突然湧入的一百萬難民等。
很多歐洲媒體的同行也漸漸感覺到：中國報導越來越不受關注了。這既體現在報導篇幅縮水上，也體現在報導題材日益狹窄上。一方面，因為西方自身發生了重大的經濟危機和各種安全事件，自顧無暇，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中國近幾年的發展態勢越來越固化，經濟改革沒有突破，政治改革越來越沒有盼頭，甚至在很多方面，譬如媒體、網絡等，越發收緊。以「90後」為代表的新一代中國年輕人，絲毫沒有要撼動既有中國社會體制的意思，反而越來越欣然地接受一個西方人看來是金錢至上、沒有信仰和公平的文化。德國人沒有等來他們期待的人民運動，更沒有看到中國社會自上而下改良的希望，便自然對一個缺乏變革的中國失去了興趣。
2014年，英國廣播公司BBC做了個全球範圍內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中國人對德國持中立或正面的看法。令人吃驚的是，在這同一個調查中，德國公眾對中國持負面看法的人佔到76%，持正面看法的只有區區10%，德國是該調查中對中國看法最負面的國家，比日本對中國的負面看法率還高三個百分點。如此看來，中國對德國是名符其實的熱臉貼冷屁股。
媒體人的糾結：受眾無知與報導無聊的惡性循環
「德國之聲」中文部一位資深編輯說，以北京奧運會為標誌的2008年是中國真正成為國際輿論的焦點的一年，但無論是中國還是世界，都完全沒做好準備。
那時候，德國媒體第一次有機會也有興趣認真深入看看中國，但知識儲備不足，如墜五里霧中，想深度而不得，中國作為焦點，基本上只是體現在報導的數量上。這位資深編輯認為，2009年之後，中國在德國媒體報導所佔比重減少，重要性也明顯降低。一個例子是剛剛結束的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雖然對於中國未來政治尤為重要，「習核心」的提出也足夠重磅，但德語媒體對此極少評論。這位在「德國之聲」已經工作了十幾年的編輯很無奈：「中國太複雜，要想弄懂，談何容易。如何向對中國基本知識相當缺乏的德國受眾傳遞這些複雜的訊息，就更是難題。於是，一般德國媒體報導中國話題的時候就只能浮於表面。」
為了給日益疲軟的中國報導注入一劑強心針，我供職的德國央媒也是使出了渾身解數。
「上海市中心人民公園的相親角和由此引發的剩女問題」，「微信是什麼？支付寶是什麼？」「玉林狗肉節又來了！中國人為什麼還在吃狗肉？」「二胎放開啦！中國人是不是會爭先恐後的生孩子？」「風水，中國是不是會用陰陽來預測天氣？」……馬上「雙十一」就要來了，我們又可以報導「中國的光棍節」了，又可以給德國聽眾一年一度的科普：淘寶是什麼？中國的eBay。阿里巴巴是什麼公司？比Facebook更大的公司。馬雲是誰？中國的喬布斯——不過還活着。諸如此類的話題我們每年做一次，甚至兩次，都沒有問題，它們深受德國聽眾長期喜愛，而每年德國聽眾都已經把之前的報導忘得差不多了。
我和我的德國上司聊到，德國人對中國目前的了解，還停留在民工一個月工資800元、中國物價超低、中國企業都是山寨和中國人只買蘋果手機的階段。現實中，中國一線城市最低工資已經開始接近德國，房價房租遠超德國任何一座大城市，中國企業華為已經在歐洲市場取得大量份額，中國人在手機支付、分享經濟各方面早已走在了對智能手機還抱着懷疑態度的德國人前面。
德國上司認為，德國人對中國的了解越來越與時代脱節，一方面是中國發展太快，德國人實在跟不上，另一方面是因為德國人普遍不願意面對世界格局發生變化的現實，寧可選擇無視也不願意選擇去面對。而我在想，什麼時候我們能重新回到新聞質量高產量高的年代？但看着現在一切信息都在膚淺化碎片化的趨勢中，也許再也不會了。
錢鋒，筆名何塞，上海人，加拿大蒙特利爾康考迪亞大學新聞學院研究生，自2005年起擔任ARD德國廣播協會上海記者站製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