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香港特首選舉的辯論和探討，常僅限於本地的爭辯，較少放在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大框架下討論。特首選舉及任命是北京與香港關係中最重要的環節；因此，中國政治經濟現狀，不免影響北京對香港特首選舉及任命的態度。
中國政治左傾，影響香港治理
過去四五年，是中國政治經濟相對特殊的年份。首先，政治控制逐步加強，意識形態方面更加左傾。隨着市場經濟理念的引入，中國政府在1990年代初開始，強調公務員隊伍的能力建設和公共服務的專業性。對於學術人員和大學生，也要求學好各種專業科目，強調又紅又專。在某些階段，專業性更受強調。當時大學教授被允許在有限的範圍內（比如學術著作或者課堂上），批評共產黨和政府的一些公共政策。然而，最近幾年，中共領導人開始強調「紅」的重要性。在全國範圍內，共產黨最高領導人要求黨員不能在意識形態上鬆懈妥協。在加強意識形態教育的同時，還要求黨員「手抄黨章」，及辦活動測試黨員的理論知識（一對夫婦新婚之夜「手抄黨章」成為媒體的頭條）。高校領域，學術人員被警告不能出版或發表違背官方意識形態的言論，對政府公共政策的批評也需極為小心。即便是民眾的娛樂，政府也強調警惕西方文化的影響和滲透。因此，許多電視台現在更多播放的是政治極為正確的抗日，或者對國民黨鬥爭的電視劇或電影。
在此背景下，當局對國內不同聲音的容忍程度相當低。清華大學教授許章潤對當前局勢的總結，很有代表性：
一是中國的「維穩體制」已逐步增加了「戰備」成分。也就是，政府擔心西方世界和平演變，因此要在國際上與美國等國針鋒相對，而在國內打擊各種潛在的外國勢力勾結者，對非政府組織和律師團體的打擊比以前嚴重許多。比如美國福特基金會之前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協作密切，現在多數內地學者已不敢承接其項目；最近美國律師協會也關閉了北京辦事處。而在香港議題上，北京一直宣稱本地許多社會運動與外國勢力干預有關。因此，香港的治理也需從打擊外國勢力入手。
二是管治思路從之前的「和諧理念」轉為「鬥爭哲學」。胡溫任期時主張「和諧社會」。在實踐中，政府的管治思路不見得完全踐行「和諧路線」，不過確少有主張「鬥爭哲學」。而近幾年來，中國政府對知識分子、意見領袖的管治思路已明顯是「鬥爭哲學」（對體制內的異議者也是輕者黨紀處分，重則追究刑事責任）。最近的一些例子是，左派人士到大學去「鬥」教授。
對於香港問題，各種「鬥爭」策略也愈來愈常見。文宣系統很有策略地在內地媒體——特別是新媒體上，發表各種「貶港」文章。同時一旦有些不能自圓其說的指控，就直接認定為外國勢力勾結所致，因此要加以鞭撻。在這種情況下，梁振英管治團隊與泛民的關係也是「針尖對麥芒」，毫無迴旋餘地。
中國經濟左轉，國企活躍香港
其次是經濟層面的左轉。中國改革開放的基本經驗是「政左經右」。這就是著名的「打左燈、向右轉」。「經右」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政府放鬆許多經濟領域的管制，「抓大放小」成為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思路，同時國有經濟只有在一些戰略性的領域（比如軍工、電網電力、石油）內獲得控制權，其他的則進行民營化改造。
而過去十餘年，國有企業重新做大做強，許多人士認為這是「國進民退」。例如，一些學者研究發現，印度政府很強調開放電信行業的競爭，而中國則反其道而行，強調壟斷電信行業帶來的正面效應。因此，在超級大的中國市場中，流動通訊服務供應商只有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等為數不多的企業（數量甚至少於香港）。
房地產行業中也有不少國有巨頭參與進來。特別是在國有企業的管治架構方面，之前的改革是盡量讓國有企業遵守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則，與民營企業施行一致的管治架構。不過，近年政府開始強調黨委在國有企業管理中的作用。一些民眾和學者對此有不同看法，中國政府一些領導人則強調要「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香港近年也增加了不少大型國有企業的分支機構）。
有些官媒認為，批評國有企業，就是批評共產黨所信賴的公有經濟，甚至是攻擊中國政府的行為。經左與政左是高度關聯的。在政左的背景下，國內一些理性的言論被壓制，因此政府可以將改革開放三十多年逐步形成的共識打破，推行自己（也是當前）所奉行的價值觀。這些因素都會影響香港的政局發展。
近年來，國有企業的子公司在香港的許多領域也相當活躍（特別是在房地產和建築行業），例如在「鉛水」事件中，有些工程項目就是由中國建築負責的。一方面，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與國有銀行合作密切，因此資金實力雄厚，在投標時有一定優勢；另一方面，相對於民營企業，國有企業更堅決執行政治任務。國企的一些子公司在香港註冊後就成為香港公司，可以直接在政經領域發揮重要作用。因此，不僅是國內政治形勢會影響香港政局，經濟領域的管控也會影響到香港這樣一個小經濟體。
香港特首的條件
根據《基本法》規定，香港特首由年滿40週歲，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滿12年，並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這是特首任職的最基本條件。現實中，選特首的條件有不同的民間版本。有論者認為，政綱、行政經驗、工作業績和民望很重要，不過，最重要是反對「港獨」。
一些論者認為，特首的特質之一是不偏不倚，在管治策略方面要盡量緩解矛盾、提出一些公眾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案。因此，特首如果僅僅站在某些立場上，強烈反擊不同看法者，甚至發動群眾鞭撻異見者，是不妥的。這與當年鄧小平的說法相對一致──鄧認為，「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這樣，各方面人的心情會舒暢一些。」
梁振英和唐英年於2012年競選特首時，參選條件似乎有三：中央信任、有管治能力、社會各界接受。唐英年大宅僭建對其民望損害很大，因此不符合參選條件。最近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提出四個條件：愛國愛港、中央信任、有管治能力、港人擁護，其實與2012年所說的三大條件大體無異。
林鄭月娥，與北京政風契合
在這次浮現的候選人中，林鄭月娥獲北京青睞而出線的可能性最高。這不是因為部分建制派吹風說林鄭會當選，而是基於內地當前的政經形勢，與林鄭近年的作風和政治立場而得出的結論：
首先，林鄭的管治風格與內地官場較為契合。林鄭的「好打得」（處理具爭議政策手法強硬），是最受內地官場推崇的風格。內地官員一般不相信政府角色有限、官員的決定也會有失誤。在共產黨統治早期，他們相信「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而當前也有不少官員提倡「白加黑、五加二」 （就是一週工作七天，沒有休息）。一些主官管理的城市，往往被弄得面貌大變，這被認為是「有為」官員應該努力的方向。一些學術研究也發現，能夠將當地的 GDP 或者財政收入推高的黨政領導，更有可能獲得提拔。林鄭在這方面確實表現得比較積極，比如最近的落馬洲河套區科技園發展。
此外，內地官員多推崇「自上而下」制定政策，以及強調效率高於公平。2012年，林鄭在一個午餐會上就曾經批評，香港「自下而上」制定政策會阻礙政府的施政效率。她甚至認為如果處理不好申訴專員等機構的制衡機制，這些機制最終會成為政府施政的絆腳石。這與筆者訪談內地官員時，聽到的施政理念完全一致。
其次，林鄭也強調旗幟鮮明的鬥爭，比如林鄭在2015年鉛水事件中，與部分泛民互相批評。她認為要求官員喝鉛水不僅損害個人尊嚴，也損害了特區政府的尊嚴。這種將個別事件上升至對政府的攻擊，是內地官員應對一些群體事件最常使用的方法。比如一些與民生要求有關的遊行（或「散步」），會被指控為對當地政府的挑戰和藐視。
此外，林鄭與民眾的溝通和互動也與內地官員相似。發達經濟體的領導人均重視社交媒體的作用，比如美國總統特朗普（川普）擅長用推特來表態。目前三名特首競逐者都開通了 Facebook 專頁，只有林鄭例外。內地官員也是如此，在社交媒體上與民眾互動的官員鳳毛麟角。他們不開通社交媒體主頁的原因，就在於認為網民不夠「理性」。
在擔任政務司長期間，林鄭推行的政策也頗有爭議。而在大多數情形下，林鄭的立場與現任特首梁振英的立場差別不大。比如在「佔領行動」、人大8．31決定和最近人大釋法等，林鄭立場鮮明，亦因此許多人稱林鄭為 CY Plan B。前述提及的「戰備」和「鬥爭哲學」，確實在近年香港官場也可以看到蹤影。林鄭在處理一些政治事件中，多多少少也奉行「鬥爭哲學」，即便是一些看似不怎麼政治化的公共辯論中（比如全民退休保障計劃），林鄭的批評也只能用「激烈」來形容。一些學者和下屬接受訪問時認為林鄭缺乏親和力，處事不夠圓潤。
曾俊華民望的詛咒
相對於林鄭，另一特首參選人曾俊華則處事比較圓潤，甚至有時刻意展示他與民眾間的關係。比如在2015年，香港足球隊與中國國家足球隊產生爭執，並伴生中港矛盾情緒。時任財政司長曾俊華在兩隊對賽時公開表達支持香港隊，相反梁振英和其他問責官員則顯得小心翼翼，生怕得罪了北京的「老闆」。
不過，分析曾俊華九年半財政司長的經歷，多數情況下的《財政預算案》，與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仍相當契合。在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中，比如反對「佔領行動」和拉布、支持人大8．31決定等，曾俊華的表現也與林鄭無異——只不過林鄭表態時旗幟鮮明一些，而曾則多了一份幽默和「古靈精怪」。他大部分的財政預算案，其實都沒有獲得太多正面評價。以2011年2月的財案為例，就曾惹來建制和泛民兩邊批評，此後反預算案遊行人數不少。曾俊華作為「財爺」的民望評分也常常不合格，有些學者及意見領袖甚至認為，他應該問責辭職。
在四名特首角逐者中，曾俊華的民望現在最高，主要與其親民形象有關，當然曾俊華所談的一些理念，也相當符合許多港人的心願。比如他強調要「停止內耗」，這與之前梁振英奉行的鬥爭哲學完全相反。不少港人還是喜歡有商有量，而不是大小事都上綱上線、針鋒相對。另外，梁振英政府很在乎在國家整體規劃下，香港與內地經濟的融合發展；而曾俊華則多談本地的經濟發展思路，和香港人自我的創造力，這也頗受一些年輕人所歡迎。
不過，在當前的國內政經背景下，疑與泛民親近和民意支持度較高，也許是死亡的「詛咒」。這在老左派曾鈺成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來。有次與一位建制派人士聊起，他就反問，曾鈺成還是左派嗎？（意思是曾鈺成與泛民關係較好，應該是右派）。之前一些說法是，曾俊華不避諱本土主義，也不避諱與泛民溝通；因此，曾俊華上台後會助長香港的「本土主義」。
2012年梁唐之爭時，梁振英民望較高，最後勝選，因此有部分人猜測，這次特首選舉民望較高的人士較有利。然而，當前北京的政經形勢與2011年底及2012年初不同，當年本土主義和外來勢力的討論沒有進入北京的視野。不過，在佔領運動之後（特別是港台政界產生互動），北京極為擔心香港成為「維穩大局」中的「不穩定」因素，因此確保香港局勢穩定成為這兩三年北京對港工作的主線。不論是人大8．31決定，還是最近林鄭提醒的特首不獲北京任命的憲制危機，都是遵循同一脈絡。北京不願在重要議題上冒險，故對特首及其管治團隊的要求是百分百忠心於北京，香港的局面要在北京「大維穩」的格局中被時時監督。
此外，北京現在對香港，主要擔心本土主義與外來勢力（與上述戰備思路有關）。而曾俊華曾是末代港督「千古罪人」彭定康的私人秘書，這些都將會對其參選構成重要的阻礙。若曾俊華在其後的特首選舉中，獲得泛民提名，更會加重北京的憂慮（反之，據媒體報導，林鄭的家人遷至北京，這就是向北京表忠心的一種做法）。
曾俊華現在應處於兩難。在國內這種政左經左的局面下，曾俊華需要向北京發出强烈的效忠信號。部分非建制派選委可能會與另外兩名有意參選的葉劉淑儀或胡國興達成約定，讓他們入閘，以分散林鄭或曾俊華的選票。無論如何，在天朝的邊陲（也是僅次北京的政治中心），這場特首選舉會相當有趣，也會讓國內和香港政治的暗湧浮出水面。
（吳木鑾，香港教育大學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中央和地方關係及地方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