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9人們：當被捕律師患上精神分裂，其他人在經歷什麼？

2017年1月12日，維權律師李春富回到了北京家中，這距離他在「709大抓捕」中被帶走已經過去了17個月又11天。李春富44歲，已全無被帶走前的青壯精神，妻子畢麗萍形容，他「骨瘦如柴，面色蒼白，目光呆滯，好像60歲的老人」，據友人的描述，他性情大變，緊張多疑，出現家暴行為，後被確診患上精神分裂癥。

李春富的哥哥李和平，是2015年「709案」中被捕的核心維權律師之一，被控「顛覆國家政權罪」，現正等待開庭。李春富也被以同樣的罪名在2016年1月正式批捕，官方文件顯示，他在到家前一週的2017年1月5日，獲準取保候審。

至李春富回家，「709」風暴席捲的至少319名律師、律所人員、維權人士和家屬中，13人正被羈押待審，24人取保候審，4人已一審判決罪成入獄。

1月14日，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在部署2017年工作時特別指出，要「嚴厲懲處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等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目前仍被羈押的13名「709」被捕者中，正有3人被控「顛覆國家政權罪」，2人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而4名2016年8月一審被判「顛覆國家政權罪」成立的被捕者，獲刑三年到七年半不等。

李春富，像他一樣被捕的律師，在羈押中經歷了什麼？牢獄之外，他們的家屬無法申請會面，無法聘請律師，無法出席庭審，他們又在經歷什麼？

「709事件」之後，國內輿論對事件噤若寒蟬，國際輿論亦關注寥寥。香港維權律師關注組委託資深新聞人江瓊珠、盧敬華以書和紀錄片的方式，採訪了涉事律師的家屬、同行、辯護人等，試圖還原被捲入事件風暴的人，他們的生活和抗爭。往返內地四次，修改剪輯八次，《709人們》面世，作為採訪者的江瓊珠希望能在香港展開社區放映，讓更多人知道709。但對此時香港的輿論環境，她也不敢樂觀。

在一次20人參與的小型放映之後，江瓊珠說，感動她的，是這些受訪者的真實，真實的笑，真實的悲傷，真實的性格，她希望這些真實，也可以打動鏡頭前同樣真實的觀眾。

以下三位，是紀錄片主要記錄的人們：

李文足：那些曾經與她無關的事，如今就是她的生活

李文足的人生從嫁給王全璋後開始割裂，前半段是普通小城女孩波瀾不驚的日子，去大城市，打工，戀愛。但嫁給她現在的丈夫，維權律師王全璋後，平靜退場，暗湧叢生。

波濤不是立馬出現，嫁人後的她遵從最傳統的妻子形象，一心一意照顧家庭，夫家人眼中，「外面的事和她沒關係」。但生活的暗湧已經襲來，她曾在收拾房子時翻到丈夫藏起來的醫院診斷書，還有透視的片子，但丈夫只是說開庭時被打了，為什麼打，怎麼打，有沒有其他行為，李文足一概不知。

直到丈夫為法輪功學員辯護而被拘留十天，李文足才意識到丈夫工作的危險絕不止「開庭被打」。因為同行們的聲援，那次王全璋關了三四天就被釋放，出來後，王全璋第一次告訴妻子，做律師這行很危險，可能有一天會判刑。

「你能不能為了孩子不冒這個險？」李文足想用孩子勸丈夫不要太出頭，但王全璋說，「那些學員家裏已經那麼困難，誰都不去幫，那誰去幫？」

也不是沒有準備，王全璋租了朋友家的房子，作為妻兒的退路，如果有天他被抓了，國保（註：國家政治安全保衞人員的簡稱）追蹤他的家人時，李文足母子有地方可安身。

然而，大浪最終還是襲來。2015年7月的一個上午，只要丈夫開庭必給他打電話的李文足，發現電話打不通了，「那一刻我就知道，他肯定出事了。」

2015年7月10日，李文足與王全璋失聯，沒有收到任何通知。兩日後，李文足才和一個普通觀眾一樣，在官方媒體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裏，第一次知道丈夫被公安機關採取了刑事強制措施，法院還沒有判決，新聞中已把供職於鋒鋭律所的王全璋，列入為「滋事擾序的涉嫌重大犯罪團伙」。

那之後到2016年1月，李文足在家哭了六個月，北京冬日天天霧霾，她的日子暗無天日。

她按法律程序，向掌管丈夫行蹤的各個部門提起訴求，委託代理律師會見丈夫，但辦案警方答復，「王全璋涉嫌尋釁滋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不允許律師會見」。

人沒見著，倒等來了逮捕通知書。2016年1月8日傍晚6時，天津市公安局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為由，逮捕王全璋。那一刻，李文足突然想明白了，「這就是我要面對的生活，一下子就坦然了。」

王峭嶺：我為什麼選擇抗爭而不沉默？本能啊！

北京的王峭嶺沒有「想明白」的過程。丈夫李和平被警方強行帶走的時候，她正在和孩子商量畢業旅行。出事後，王峭嶺立馬召集兒子和女兒，開了個家庭會議。

她對兒子說，「你爸做的這些事沒有違法犯罪」，「你要放開想法，為他自豪」。對太小還不懂事的女兒說，「你爸爸去扶需要幫助的人了，但是警察不讓扶。」「警察真是壞警察，」5歲的小女兒回答，「我要去救爸爸，我要去當人權律師。」

李和平很早便投身中國的維權運動，在2007年，他和其他5名代理法輪功案件的律師一起，發表了著名的〈憲法至上，信仰無罪〉無罪辯護詞，被視作突破政府禁區。

在朋友眼裏，李和平嚮往民主自由，「有很多想法」，但很少行動。不是不願意，而是出於風險控制的考慮，「他對風險十分在意，希望能進一步保存民間的力量，不作出無謂的犧牲，」朋友評價道。

而在王峭嶺眼裏，家中的李和平在愛吃這方面，也是想法很多卻很少行動，她叫他「理論家」，專門研究做菜，自己卻不下廚，弄明白了做法，就催著王峭嶺去做。

出事前，正在負責反酷刑項目的李和平辦公室「有人去了一下」，同為維權律師的好友江天勇提醒李和平要注意危險，但李和平並未在意，「去他媽的愛怎麼來怎麼來」，這位不是第一次被政府拘留的律師還不知道等這次的行動與以往完全不一樣。7月10日，剛從鄭州出差回的李和平被警方帶走，2016年1月8日，被當局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

「709」事件後，王峭嶺也踏上不斷去看守所找老公的709家屬之路。她一個人去律師協會找人，特別害怕，「感覺去了就會被抓起來一樣。」在看守所，王峭嶺見到了同樣去尋下落的李文足，見到同病相連的王峭嶺，李文足哇的一聲就哭了，「終於有個伴了」。

兩個女人因此「混到了一起」。

她們聯繫其他幾個709家屬，發起了「紅桶行動」，在幾塊錢一個的鮮紅塑料桶上，寫上各自老公名字，以及「愛你、相信你、支持你、等你」等字句。她們舉著桶，站在看守所前，不到十分鐘，就被抓了，「看守所的人說這個桶子是作案工具，要沒收，」李文足說自己當時就笑噴在地，「我說這幾句話哪一條違反法律了，他說你們的老公現在是特殊罪名，你們就不能出來，要在家裏待著。」

那一次，王峭嶺和李文足被拘留24小時。

她們還從律師朋友那兒學到了些「旁門經驗」，比如一提起來就津津樂道的甩跟蹤經驗：等地鐵要關門時，馬上跳出來，誰跟著你在那時候跳出來，就肯定是跟蹤你的人。憑著這項辨別跟蹤者的技巧，王峭嶺和李文足甩掉過不少「尾巴」。

「我為什麼選擇抗爭不是沉默？本能啊，」王峭嶺說，「其實現在這種情況，我們家屬只要在一起玩、吃飯，就是在抗爭了。」

2016年4月，李文足和王峭嶺決定駕車，從北往南，跑700多公里，去看望同樣命途多舛的709家屬們。其中一站是長沙，那裏有陳桂秋，律師謝陽的妻子。謝陽和李和平是同一天被帶走的。

陳桂秋：只在家裏說擔心，是我最瞧不起的

陳桂秋和謝陽是大學時認識的，陳桂秋喜歡謝陽的善良，見一次乞丐給一次錢，要不就買些包子卷子分給流浪漢。一開始謝陽是做商業案子的，「賺得還挺多」。走上維權律師之路，是因為一次打賭。

2006年，揭露臨沂政府非法強制墮胎的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被臨沂警方以「衝擊政府大樓及打砸公共財物」的理由軟禁在家。案件引起廣泛關注，陳光誠的家被嚴密控制，傳說誰去那看看就會被打。

朋友和謝陽打賭，說他要是敢去陳家門口拍張照，就給他兩萬，要是敢和陳本人拍張照，給五萬。謝陽膽子大，去了，鼻青臉腫地回來。那天具體發生了什麼不得而知，但從那以後，謝陽對公權力有了「初步認識」，並慢慢走上為弱勢群體發聲的維權之路。

丈夫「被消失」的消息，陳桂秋是從丈夫的助理及合夥人那裏知道的，像其他所有709家屬一樣，陳桂秋「一下就懵了」，悲傷、恐懼、思念、無助，從李文足碾到王峭嶺，又猛然踏上了這個連講話都很少大聲的女人。

陳桂秋對女兒說「爸爸去打怪獸了」，女兒就畫了很多爸爸打怪獸的畫；她帶女兒去謝陽小時候上過學的教室，女兒喊著，「我夢到爸爸坐在這裏！」，小手指著教室中間一個不起眼的位置，「可是怎麼那裏沒有人呢？」

國保找她談話，要她做到「四個不」：「不要和別的家屬聯繫，不要出境，不要接受外媒採訪，不要通過微信微博傳播709案件相關事情。」陳桂秋都一一遵守，直到一天她要去香港，發現自己竟被限制出境，才知道自己「早就變成國家的敵人了」。

「公安部說我出境會危害國家安全，」陳桂秋說。

她覺得，不能再一味地「聽話」、配合、不接觸、不發聲了。她開始主動和其他家屬聯絡，接受採訪，盡可能地讓社會知道丈夫「是被冤枉的」。

2016年夏天，陳桂秋驅車4小時，到謝陽在湖南邵陽農村的老家，那是個有著宗廟、水稻，午後只有蟬鳴的地方。這次回家，陳桂秋的目的是勸說謝陽的家族，一起發動力量，把為謝陽鳴冤的聲勢造起來。

謝陽的父母不在陳桂秋的勸說之列，老人一輩子在農村，不理解為什麼兒子沒罪卻要被抓，「他們總是相信政府，」陳桂秋說。農村迷信，謝陽媽媽天天跪在家裏的神位前磕頭，希望菩薩把兒子送來。

「別人折磨了謝陽還不夠，還折磨到你們身上去了？」陳桂秋反問公公婆婆，「你相信他有罪麼？他沒有罪，要理直氣壯！」「謝陽沒有錢沒有權，怎麼有能力去顛覆國家？」視謝陽為親弟弟的嫂子在一旁幫腔。

陳桂秋告訴公婆「謝陽肯定會出來的」，雖然她對此毫無把握，甚至連丈夫的面都沒有見上。陳桂秋站在屋子中央，周圍圍著謝陽的家人，她希望家族中受過教育、文筆好的侄子把謝陽的遭遇寫出來，「嫂子要調動大家積極性，你要寫文章，在沒做實牢時，都要接受採訪」，「你（謝陽侄子）掌握了現代工具，用蘋果手機，還會翻牆，你比一般人都先進。」

「我們只有微小的影響力，」侄子小聲地表達了顧慮，陳桂秋臉漲得通紅，「水滴石穿，每個人出點力，我們的命運就起來了，」陳桂秋堅持著，「只在家裏說擔心，這是我最瞧不起的。」

氛圍有些尷尬，家人看天看地，就是不看陳桂秋的眼睛。「我帶兩個小孩，還要長期往北京跑，」陳桂秋突然哽咽，「我有時真的覺得很孤單。」

一年的壓抑盡情釋放，觸動了謝陽的家人，他們發表了聯合聲明，控訴當局對謝陽實施酷刑，又一起到長沙看守所，「就算是去看守所看不到人，去看一下（表達態度）都好，」陳桂秋這樣說過。

2016年10月，李文足、王峭嶺、陳桂秋和其他32位709案的家屬聯名致信國家主席習近平，呼籲糾正案件錯誤，公正對待涉案人員、家屬和辯護律師，釋放所有在押人員。

家屬們不期望這封聯名信真的能推動709案走上正軌，她們只希望能表達抗爭的意識。在內地最常用的網絡搜索引擎百度上，搜索「709家屬」，首頁的信息是「709案件周世鋒等當事人家屬否認『聯合聲明』」，這意味著，「709」律師的遭遇和家屬的抗爭，在內地的網絡世界裏是不存在的。

「我們的支援不僅給當局壓力，也會給裏面的人自信，」江天勇說。他也有被「抓進去」的經歷，關押他的房間窗戶全部封死，一切外部信息都被隔絕。屋外還會故意放噪音，防止有人到看守處喊口號聲援，給關押的人自信。雖然聽不到，但從關押他的人的細微表情變化，江天勇知道外面「有自己人來了」。

丈夫依舊沒消息，按法律程序要求的會見，為丈夫安排代理律師依舊被拒絕，李文足和王峭嶺的子女被拒絕入學，「他們想用不上學讓我屈服，『你聽話就不為難你了』，但我說，『沒關係，孩子我可以自己教』，」李文足說，她把頭髮剪到了耳朵以上，臉上看起來多了些稜角；王峭嶺則「披紅掛綠」地去見其他家屬，希望他們看到鮮艷的顏色能夠開心一些。

「律師給人一種理智剋制的形象，」一直關心李王二人，自己也被當局列為目標的江天勇也一直堅持展露堅強的一面，「大家流露這種感情不好，一點用沒有，這個情形已經夠悲慘，不需要再悲悲切切……」說著說著，這位在十餘年律師生涯中常常站在風口浪尖的漢子卻紅了眼眶，「709的事情大家都是需要鼓勵和安慰的……」

「我覺得我們脱離了傳統家屬的概念，」王峭嶺說，「只在自己裏面，擔心自己的親人，是不行的。」

「這後半年來家屬的抗爭，有效地讓709這個案子在國際視野裏沒有滑落過，如果家屬都默不作聲，國際想關注也沒法，我經常自吹自擂，大家堅持這半年是很有效的，」王峭嶺總結道。

夏日的小區公園行人稀少，王峭嶺和李文足並排走著，此刻的她們沒有國保騷擾，聊著天，小孩在不遠處打鬧，叫也叫不住，如同小區裏最平常不過的母子。但分離、監控、暗湧、危險，是黏在她們身上的霧霾，不知何時散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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