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在社交媒體中收到一個「莫生氣2017版」的信息：「另一半惹你生氣的時候，請靜下來默唸：我揀嘅！我揀嘅！我揀嘅！抵死！抵死！抵死！工作惹你生氣的時候，請靜下來心來默唸：有糧出！有糧出！有糧出！忍住！忍住！忍住！」（編按：「我揀嘅」是「我選的」之意，「抵死」是「該死」之意。）
假如《想像與順服：新世紀基督教倫理的反思》一書作者，杜樂蒂．左勒（Dorothee Sölle）仍然在世，她大概會用書中這一段話，一針見血地道出可能潛藏在以上「莫生氣」背後的扭曲價值：「只是聽從而無視於事物與世界的順服，已放棄了對受託之事的一切責任。不在乎成功，只關心順服……如果發現順服有獨立的價值、可成為自身意志的使命而作為目的，那麼服從於它的靈魂，就會獲得某種程度上逆來順受的自我滿意感受；對他而言，『目的為何？』和『下命令者是誰？』就都變得無所謂了。」（註一）
另一半惹怒自己是自討苦吃；為了每月薪金，人可以視自己被「買起」而任勞任怨——不少的順服，不只是無奈、軟弱或懦弱的行為那麼簡單，卻是自私、短視、不負責任、行屍走肉、摧毁人世間真善美的藉口和表現。
順服反映的，也不只是某人與另一半的關係、工作仕途等個人層面的問題。順服同時反映人處身那社會環境的氛圍或某種精神面貌。左勒在書裏描述，在她的人生中，外圍存在三種向她壓迫、要她順服的力量：她祖國德國的納粹時期歷史、基督宗教傳統以及父權主義。（註二）
《想像與順服》一書的「出版緣起」、推薦序以及兩篇導讀，皆勾畫了左勒所身處的社會背景。另外，網上已有就以上三股力量，分別用左勒身為德國人、身為基督徒和身為女人的角度簡介和評論此書。然而，我們不能單純地以這三個截然劃分的角度，或只抽出其中一個角度評論身為神學家的左勒寫的這本書。以上提及的文章，其實都忽略此書一個重要的觀點和貢獻，就是左勒呈現了以上三股力量之間那互動、弔詭和微妙的關係。
權勢與宗教的弔詭關係
左勒在此書英文版的序這樣說：「在韋伯（Max Weber）所說的世界除魅（disenchantment）之後，仍然存在着宰制、無可置疑的權威和順服……在今天這個後宗教、技術官僚的文化中則更顯真實，順服並不藉由魅力型領袖，而是透過市場的經濟力量、能源消耗，以及社會越發的軍事化（並非實際參戰，卻仿如打仗一樣）來顯現。」（註三）
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教訓」後，威權已知道「擺明車馬」、「明刀明槍」的暴力和壓迫會遭人們厭惡和遏止而不得人心，難以展示於人前。於是，威權需以另一種形式確立自身的位置、展示自己的面貌。例如，以意識形態的壓迫，取代槍炮戰爭的發動；戰場從頹垣敗瓦的戰區，轉至人們被溫水煮蛙般地壓榨與剝削的日常生活。
威權改頭換面，如以包裝得美侖美奐的謊言、眾人朝拜的消費主義、經細心策劃的幻象等不少人不易察覺的面目，繼續擴展其野心、爪牙和壓迫。宗教、文化、藝術這些潛移默化地形塑人心的力量，於這過程中往往被權勢看中，繼而淪為為其服務的工具。今天大陸政府與國內教會的糾結關係，足見權勢從不放過、渴望統戰和整治宗教。
然而，宗教從來都被威權虎視眈眈的這現象本身，正好反證某些宗教並不容易屈服於人間的權勢——不然，威權為什麼要花上大量心力和資源（仍不能）整治宗教？宗教在威權擴展其爪牙的過程中既是被利用的工具，卻也是強大的阻力。這是因為一些宗教在喚醒人們良知方面一直發揮深遠的影響。（註四） 如此說來，宗教可被視為一個雙方爭持的場域、一個威權與反威權相互周旋的地方。
「我的一些基督徒朋友拋棄了宗教，並且放棄把它理解為解放人類的手段。可惜我不能同意她們。在這個意義上，本書是保守的，並且想要使人皈依那個『老派的宗教』。」（註五）亳無疑問，左勒通達以上談及的宗教的本質。對左勒來說，出問題的從來不是宗教本身，而是宗教被錯誤地運用在壓迫的權勢手中。
新世紀基督教倫理的價值
唯有以這思路閱讀這書，我們才明白此書不止對信徒重要，對沒有信仰的人同樣重要。因為，如不從邪惡權勢手中奪回基督宗教，它或因此被扭曲成惡勢力，為其服務、為其收買人心。相反，如果宗教有助喚醒人們的良知與美善，成為人持續抗衡邪惡權勢的重要元素，那麼，即使我們並非信徒，也應好好了解宗教，以及珍惜和維護其價值。
對信徒來說，如他們不想如左勒般受基督宗教傳統的壓迫，就有必要不時站在基督傳統之外，檢視自己的基督信仰。今天，研究宗教的趨勢，已不再局限於對某單一宗教的探知，而是要有一種比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的準備和姿態。信徒毋須恐慌自己所信的宗教身份被模糊、失卻自身的位置；反而要明白，透過比較，所信宗教的獨特面貌，才有機會被突顯出來——這反而是一個更深地認識自己的過程。並且，以超越傳統神學的研究範疇來理解宗教，會令人愈加醒覺宗教與社會的互動是如何地緊密和頻繁；人們更能了解宗教在社會的發展或變化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發揮的影響和作用。
左勒正是在基督宗教傳統以外，透過比較的認識明瞭基督宗教的面貌，以致她沒有放棄皈依這個「老派的宗教」。正如她在書中借用精神分析學家弗羅姆（Erich Fromm）把宗教區分成「人道主義模式」和「權威模式」而這樣說：「猶太先知、歷史上的耶穌、早期佛教徒，以及大部分宗教的神祕主義者，都展示了一種沒有壓迫、不建立在單方和單向依賴的宗教。這種宗教運行的力量，源自於精神的內在生命。人類和上帝一樣擁有創造性的力量。順服則預設了二元性：一方發施號令，另一方則聽命行事；一方是有知識的，另一方則是無知的；有統治者，和其他被管治者。」（註六）在基督宗教中，人的創造性、能動性、中介能力（human agency）是極受重視的。（註七）
除此以外，表明自己的立場是徹底「基督中心論」的左勒（註八），也希望讀者在思考抗衡權勢時，把目光放在耶穌身上。好像聖經中的耶穌，往往考慮每個人的獨特處境，多於死守規條：規條往往是人甘願順服的理由，而權勢又往往指遵守規條就等於維繫上帝設立的秩序，逼令人乖乖順服（註九）。然而，耶穌的想像，是一種拉闊視野的想像——當與耶穌同代的宗教老師說通姦有罪，耶穌說，有通姦的念頭已經有罪；當宗教老師說殺人違背上帝的旨意，耶穌說，污衊和挑撥別人已經違背上帝的旨意。「耶穌已經拒絕了這種標準、形式化的教條，以及由宗教膜拜所產生的潔淨。他所要求的，從來不是符合標準……耶穌要求的最清醒的意識和最容納人的感通，就是嶄新地洞察人心，在別人自我表達模糊或誤導，甚至進而自我隱藏且掩瞞時，都能辨別其憂慮與期望。」（註十） 這當中不可或缺的關鍵，就是左勒在書中不時提及，藏在耶穌心裏的愛，以及那來自上帝而非來自他人，並因此毋須畏懼權勢的那種幸福。（註十一）
耶穌示範了如何重新想像反抗
左勒在書中點出了耶穌的想像如何拉闊人的視野，不過，她並未點出耶穌的想像是如何地靈巧、具智慧。這是筆者閱讀此書時感到可惜的地方。
耶穌的想像之所以精采，不單在於他告訴我們需要以想像作為反抗的武器，更在於他示範了可以怎樣重新想像反抗這回事——他以創新和顛覆的方式，否定壓逼的權勢之合法性。好像有人問他應否交稅給當時的羅馬政府時，他就拿起一個銀幣，指着當中的人像說：「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神的物當歸給神。」（註十二）言下之意是凱撒（當時的羅馬君王）的管轄範圍是有限的，其權勢是受約束並且不是如神那般是終極的（所以說，「神的物當歸給神。」）；又好像他以騎驢的方式進入當時的耶路撒冷城，並受眾人擁戴，這其實反諷當時騎馬匹的羅馬軍官，表達基督宗教的上帝看顧無權無勢的人，而非壓迫人民的政府與權貴……種種靈巧、具智慧的想像，與隨之而來的反抗說話和舉止，把與耶穌對頭的權勢殺個措手不及，令他們不知如何應對。
因為我們仍能想像，所以我們仍能反抗——雖然我們的身體可以被操控，但沒有人可以操控我們的想像。相反，假如我們失掉想像，縱使我們的身體仿似自由，但其實，我們的思維已被操控——我們的所思所想、一舉一動，皆在威權的盤算與預設之中；我們跟隨其遊戲規則行事。
這對我們今天再思宗教與權勢的關係、互動、周旋，有何啟迪？
（何兆斌，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研究（基督教研究）哲學博士研究生，著有《神漂——本地神學札記10堂課》，曾任報章及《Breakazine!》編輯）
註一：杜樂蒂．左勒著，林正昊譯，《想像與順服》（台北：游擊文化，2016年），89，91。
註二：杜樂蒂．左勒著，林正昊譯，《想像與順服》（台北：游擊文化，2016年），45。
註三：杜樂蒂．左勒著，林正昊譯，《想像與順服》（台北：游擊文化，2016年），52。
註四：歷史上有很多關於這方面的例子，如昔日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本身是一名基督更正教牧師。幾年前，在香港發起「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的三位發起人中，有兩位，即戴耀廷和朱耀明牧師都稱自己為基督徒。
註五：杜樂蒂．左勒著，林正昊譯，《想像與順服》（台北：游擊文化，2016年），61。
註六：杜樂蒂．左勒著，林正昊譯，《想像與順服》（台北：游擊文化，2016年），50-51。
註七：更多就此相關的評論，可參黃厚基：「《想像與順服：新世紀基督教倫理的反思》讀後聯想：你話點就點」，載《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6年12月20日。
註八：杜樂蒂．左勒著，林正昊譯，《想像與順服》（台北：游擊文化，2016年），58。
註九：杜樂蒂．左勒著，林正昊譯，《想像與順服》（台北：游擊文化，2016年），101-109。
註十：杜樂蒂．左勒著，林正昊譯，《想像與順服》（台北：游擊文化，2016年），137-138。
註十一：更多就此相關的評論，可參黃厚基：「《想像與順服：新世紀基督教倫理的反思》讀後聯想：你話點就點」，載《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6年12月20日：
註十二：聖經《馬太福音》22章21節、《馬可福音》12章17節、《路加福音》20章25節。
英國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