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在社交媒体中收到一个“莫生气2017版”的信息：“另一半惹你生气的时候，请静下来默念：我拣嘅！我拣嘅！我拣嘅！抵死！抵死！抵死！工作惹你生气的时候，请静下来心来默念：有粮出！有粮出！有粮出！忍住！忍住！忍住！”（编按：“我拣嘅”是“我选的”之意，“抵死”是“该死”之意。）
假如《想像与顺服：新世纪基督教伦理的反思》一书作者，杜乐蒂．左勒（Dorothee Sölle）仍然在世，她大概会用书中这一段话，一针见血地道出可能潜藏在以上“莫生气”背后的扭曲价值：“只是听从而无视于事物与世界的顺服，已放弃了对受托之事的一切责任。不在乎成功，只关心顺服……如果发现顺服有独立的价值、可成为自身意志的使命而作为目的，那么服从于它的灵魂，就会获得某种程度上逆来顺受的自我满意感受；对他而言，‘目的为何？’和‘下命令者是谁？’就都变得无所谓了。”（注一）
另一半惹怒自己是自讨苦吃；为了每月薪金，人可以视自己被“买起”而任劳任怨——不少的顺服，不只是无奈、软弱或懦弱的行为那么简单，却是自私、短视、不负责任、行尸走肉、摧毁人世间真善美的借口和表现。
顺服反映的，也不只是某人与另一半的关系、工作仕途等个人层面的问题。顺服同时反映人处身那社会环境的氛围或某种精神面貌。左勒在书里描述，在她的人生中，外围存在三种向她压迫、要她顺服的力量：她祖国德国的纳粹时期历史、基督宗教传统以及父权主义。（注二）
《想像与顺服》一书的“出版缘起”、推荐序以及两篇导读，皆勾画了左勒所身处的社会背景。另外，网上已有就以上三股力量，分别用左勒身为德国人、身为基督徒和身为女人的角度简介和评论此书。然而，我们不能单纯地以这三个截然划分的角度，或只抽出其中一个角度评论身为神学家的左勒写的这本书。以上提及的文章，其实都忽略此书一个重要的观点和贡献，就是左勒呈现了以上三股力量之间那互动、吊诡和微妙的关系。
权势与宗教的吊诡关系
左勒在此书英文版的序这样说：“在韦伯（Max Weber）所说的世界除魅（disenchantment）之后，仍然存在着宰制、无可置疑的权威和顺服……在今天这个后宗教、技术官僚的文化中则更显真实，顺服并不借由魅力型领袖，而是透过市场的经济力量、能源消耗，以及社会越发的军事化（并非实际参战，却仿如打仗一样）来显现。”（注三）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后，威权已知道“摆明车马”、“明刀明枪”的暴力和压迫会遭人们厌恶和遏止而不得人心，难以展示于人前。于是，威权需以另一种形式确立自身的位置、展示自己的面貌。例如，以意识形态的压迫，取代枪炮战争的发动；战场从颓垣败瓦的战区，转至人们被温水煮蛙般地压榨与剥削的日常生活。
威权改头换面，如以包装得美仑美奂的谎言、众人朝拜的消费主义、经细心策划的幻象等不少人不易察觉的面目，继续扩展其野心、爪牙和压迫。宗教、文化、艺术这些潜移默化地形塑人心的力量，于这过程中往往被权势看中，继而沦为为其服务的工具。今天大陆政府与国内教会的纠结关系，足见权势从不放过、渴望统战和整治宗教。
然而，宗教从来都被威权虎视眈眈的这现象本身，正好反证某些宗教并不容易屈服于人间的权势——不然，威权为什么要花上大量心力和资源（仍不能）整治宗教？宗教在威权扩展其爪牙的过程中既是被利用的工具，却也是强大的阻力。这是因为一些宗教在唤醒人们良知方面一直发挥深远的影响。（注四） 如此说来，宗教可被视为一个双方争持的场域、一个威权与反威权相互周旋的地方。
“我的一些基督徒朋友抛弃了宗教，并且放弃把它理解为解放人类的手段。可惜我不能同意她们。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是保守的，并且想要使人皈依那个‘老派的宗教’。”（注五）亳无疑问，左勒通达以上谈及的宗教的本质。对左勒来说，出问题的从来不是宗教本身，而是宗教被错误地运用在压迫的权势手中。
新世纪基督教伦理的价值
唯有以这思路阅读这书，我们才明白此书不止对信徒重要，对没有信仰的人同样重要。因为，如不从邪恶权势手中夺回基督宗教，它或因此被扭曲成恶势力，为其服务、为其收买人心。相反，如果宗教有助唤醒人们的良知与美善，成为人持续抗衡邪恶权势的重要元素，那么，即使我们并非信徒，也应好好了解宗教，以及珍惜和维护其价值。
对信徒来说，如他们不想如左勒般受基督宗教传统的压迫，就有必要不时站在基督传统之外，检视自己的基督信仰。今天，研究宗教的趋势，已不再局限于对某单一宗教的探知，而是要有一种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的准备和姿态。信徒毋须恐慌自己所信的宗教身份被模糊、失却自身的位置；反而要明白，透过比较，所信宗教的独特面貌，才有机会被突显出来——这反而是一个更深地认识自己的过程。并且，以超越传统神学的研究范畴来理解宗教，会令人愈加醒觉宗教与社会的互动是如何地紧密和频繁；人们更能了解宗教在社会的发展或变化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发挥的影响和作用。
左勒正是在基督宗教传统以外，透过比较的认识明了基督宗教的面貌，以致她没有放弃皈依这个“老派的宗教”。正如她在书中借用精神分析学家弗罗姆（Erich Fromm）把宗教区分成“人道主义模式”和“权威模式”而这样说：“犹太先知、历史上的耶稣、早期佛教徒，以及大部分宗教的神秘主义者，都展示了一种没有压迫、不建立在单方和单向依赖的宗教。这种宗教运行的力量，源自于精神的内在生命。人类和上帝一样拥有创造性的力量。顺服则预设了二元性：一方发施号令，另一方则听命行事；一方是有知识的，另一方则是无知的；有统治者，和其他被管治者。”（注六）在基督宗教中，人的创造性、能动性、中介能力（human agency）是极受重视的。（注七）
除此以外，表明自己的立场是彻底“基督中心论”的左勒（注八），也希望读者在思考抗衡权势时，把目光放在耶稣身上。好像圣经中的耶稣，往往考虑每个人的独特处境，多于死守规条：规条往往是人甘愿顺服的理由，而权势又往往指遵守规条就等于维系上帝设立的秩序，逼令人乖乖顺服（注九）。然而，耶稣的想像，是一种拉阔视野的想像——当与耶稣同代的宗教老师说通奸有罪，耶稣说，有通奸的念头已经有罪；当宗教老师说杀人违背上帝的旨意，耶稣说，污蔑和挑拨别人已经违背上帝的旨意。“耶稣已经拒绝了这种标准、形式化的教条，以及由宗教膜拜所产生的洁净。他所要求的，从来不是符合标准……耶稣要求的最清醒的意识和最容纳人的感通，就是崭新地洞察人心，在别人自我表达模糊或误导，甚至进而自我隐藏且掩瞒时，都能辨别其忧虑与期望。”（注十） 这当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就是左勒在书中不时提及，藏在耶稣心里的爱，以及那来自上帝而非来自他人，并因此毋须畏惧权势的那种幸福。（注十一）
耶稣示范了如何重新想像反抗
左勒在书中点出了耶稣的想像如何拉阔人的视野，不过，她并未点出耶稣的想像是如何地灵巧、具智慧。这是笔者阅读此书时感到可惜的地方。
耶稣的想像之所以精采，不单在于他告诉我们需要以想像作为反抗的武器，更在于他示范了可以怎样重新想像反抗这回事——他以创新和颠覆的方式，否定压逼的权势之合法性。好像有人问他应否交税给当时的罗马政府时，他就拿起一个银币，指着当中的人像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注十二）言下之意是凯撒（当时的罗马君王）的管辖范围是有限的，其权势是受约束并且不是如神那般是终极的（所以说，“神的物当归给神。”）；又好像他以骑驴的方式进入当时的耶路撒冷城，并受众人拥戴，这其实反讽当时骑马匹的罗马军官，表达基督宗教的上帝看顾无权无势的人，而非压迫人民的政府与权贵……种种灵巧、具智慧的想像，与随之而来的反抗说话和举止，把与耶稣对头的权势杀个措手不及，令他们不知如何应对。
因为我们仍能想像，所以我们仍能反抗——虽然我们的身体可以被操控，但没有人可以操控我们的想像。相反，假如我们失掉想像，纵使我们的身体仿似自由，但其实，我们的思维已被操控——我们的所思所想、一举一动，皆在威权的盘算与预设之中；我们跟随其游戏规则行事。
这对我们今天再思宗教与权势的关系、互动、周旋，有何启迪？
（何兆斌，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研究（基督教研究）哲学博士研究生，著有《神漂——本地神学札记10堂课》，曾任报章及《Breakazine!》编辑）
注一：杜乐蒂．左勒著，林正昊译，《想像与顺服》（台北：游击文化，2016年），89，91。
注二：杜乐蒂．左勒著，林正昊译，《想像与顺服》（台北：游击文化，2016年），45。
注三：杜乐蒂．左勒著，林正昊译，《想像与顺服》（台北：游击文化，2016年），52。
注四：历史上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例子，如昔日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本身是一名基督更正教牧师。几年前，在香港发起“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的三位发起人中，有两位，即戴耀廷和朱耀明牧师都称自己为基督徒。
注五：杜乐蒂．左勒著，林正昊译，《想像与顺服》（台北：游击文化，2016年），61。
注六：杜乐蒂．左勒著，林正昊译，《想像与顺服》（台北：游击文化，2016年），50-51。
注七：更多就此相关的评论，可参黄厚基：“《想像与顺服：新世纪基督教伦理的反思》读后联想：你话点就点”，载《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6年12月20日。
注八：杜乐蒂．左勒著，林正昊译，《想像与顺服》（台北：游击文化，2016年），58。
注九：杜乐蒂．左勒著，林正昊译，《想像与顺服》（台北：游击文化，2016年），101-109。
注十：杜乐蒂．左勒著，林正昊译，《想像与顺服》（台北：游击文化，2016年），137-138。
注十一：更多就此相关的评论，可参黄厚基：“《想像与顺服：新世纪基督教伦理的反思》读后联想：你话点就点”，载《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6年12月20日：
注十二：圣经《马太福音》22章21节、《马可福音》12章17节、《路加福音》20章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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