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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屠殺到數位時代:為兩個世紀把脈的思想者鮑曼

鮑曼一生經歷了整個20世紀最悲觀和最樂觀的時刻,他為我們講出如今至為沉重的預言。


Zygmunt Bauman。
Zygmunt Bauman。攝:Leonardo Cendamo/Leemage via AFP

當代最著名社會學家之一的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在本週離世,享年91歲。

鮑曼一生橫跨兩個世紀,輾轉在波蘭、蘇聯、納粹德國、以色列與英倫三島之間,見證了從大屠殺到柏林牆倒下,從科索沃戰爭到特朗普(川普)上台的漫長歷史。他的思想,亦是對一個世紀以來人類處境的持續觀察。

從波蘭到英國

1925年出生在一個波蘭猶太家庭的鮑曼,曾對共產主義深信不疑。

鮑曼的少年時代歷經貧窮與反猶太主義的滋擾。1939年,歐洲戰事爆發,波蘭被納粹德國和蘇聯瓜分。鮑曼一家逃去蘇聯,其後他加入了流亡的波蘭軍隊,跟隨蘇軍一路攻入柏林。

似乎是在戰爭中被共產主義理念所吸引,鮑曼在鐵幕以東的戰後波蘭加入工人黨,任職軍事情報部門。他的妻子曾經回憶說,這時候的鮑曼認為,共產主義可以「保證每個具體的人類存在之間的完全平等」。儘管知道蘇共內部的醜惡,他仍然對未來抱有期待。

這種期待延續到1953年,那一年,鮑曼因一次反猶清洗而被軍隊解職。隨後他進入學院,在華沙大學擔任哲學與社會科學的講師。他仍然是社會主義者,只不過和黨的路線漸行漸遠。

1956年,赫魯曉夫(赫魯雪夫)以秘密報告清算史太林(史達林)時代。蘇聯和東歐的文化呈現回暖之勢,而略微自由的環境也帶來了社會的騷動,如同年發生在波蘭波茲南抗議-鎮壓。這一時期的鮑曼,多論著歐洲的社會主義與勞工運動,也逐漸轉向文化分析。直到形勢急轉直下:1968年3月,他和其他幾位教授一起,在波蘭國內的反猶運動中失去教職。

Culture as Praxis

中文譯名:《作為實踐的文化》
著者: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
出版時間:1973年

鮑曼先是短暫流亡以色列,之後移居英國,在利茲(Leeds)住下。他筆耕不綴,直到去世。儘管因自己的身份而被迫背井離鄉,鮑曼仍然更關注社會主義與解放之類的宏大論題。1973年他出版著述《作為實踐的文化》,點出知識分子在當代的責任。60年代末的社會學界仍然盛行「解釋事實」,而鮑曼卻說,不能將社會文化當成靜態的、可以觀察的東西,不論是作為概念或是結構,都沒有辦法指出文化的可能性。他轉而強調要從實踐(praxis)來理解文化:文化對我們是矛盾且愛恨交織的(ambivalence),它一方面是束縛,但另一方面也解放了人類行動的潛力。鮑曼一生常年保持高產的研究、寫作與公共發聲,正是這一判斷之下的親力而為。

反思大屠殺

儘管出生在猶太家庭,但直到1980年代,鮑曼才開始認真介入思考半個世紀之前的大屠殺。1989年,他出版代表作《現代性與大屠殺》。其著重點是:現代社會如何讓大屠殺成為可能?

在此之前,大屠殺常常被理解為歐洲反猶主義,或某種人類原始秉性的延續。但鮑曼問:殺死上千萬人,需要日夜不停動手,需要永遠保持憤怒和憎恨,但為什麼人們不會厭倦?為什麼大屠殺已經不需要藉助公開的暴力?

他的回答是:「現代文明不是大屠殺的充分條件,但毫無疑問是必要條件」。納粹德國的工業技術與官僚組織,完全符合馬克斯.韋伯對現代管理的描述,足以克服懶惰與「動物性的同情」。而在現代社會中,暴力被收歸集中化、中立化,科學家團體足以設計屠殺機器,潛心研究優生學作為種族清除的理論基礎;但另一方面,這些研究者又可以遠離政治,不需要為研究結果承擔政治責任。

在鮑曼筆下,大屠殺不止是邪惡的人所釀成的惡果,而且是追求美好秩序的「園丁式」管理的失控:「種族滅絕是社會工程的一個要素,意圖使社會秩序符合對完美社會的設計」,「屠殺不是毀滅,而是創造」——這是大屠殺的最恐怖之處。

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中文譯名:《現代性與大屠殺》
著者: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
最早出版時間:1989年

鮑曼早年信仰的共產主義對其影響深刻。70年代他陸續撰寫一系列著作,討論烏托邦與階級鬥爭。而這些理想帶來的種種後果,也促使他轉向批判。在那曾經歷的時代中,人們普遍相信理性能設計出更美好的社會。而到了《現代性與大屠殺》面世的80年代末,鮑曼和時代一致寫下了問號。

1990年,柏林圍牆轟然倒下,人們歡呼自由獲得了勝利,歷史走到了它的「終結」。然而鮑曼的思考,卻沒有因此變得樂觀。

沒有什麼是永垂不朽

70年代緊接着60年代末民權運動與左翼風暴的尾巴,但鮑曼已經開始注意到世界正在變化。個體似乎變得越來越自由,鮑曼卻越來越看不到其中有任何「解放」的動力。人們沉浸於消費、娛樂,距離社會主義式的政治與經濟的民主結合越來越遠。人們像是《奧德賽》中被變成豬的隊友,完全不想被奧德修斯喚醒,不想繼續踏上危險的旅途。

鮑曼對「後現代性」和「流動性」的觀察,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下誕生:1998年他出版《工作、消費與新窮人》,2000年出版《流動的現代性》。直到他最後幾年的著作,討論的依舊是這些問題。

在鮑曼看來,從前的現代資本主義,與大工業、重資產配置緊密相關,福特制的管理模式,讓工人和資本長期結合,像是一段穩定的婚姻,又像一艘在海上航行的大船,由船長牢牢掌握航向。

而到了20世紀末,鮑曼看到的是更加流動化、更靈活多變的資本,這樣的資本更少依賴於重投入的製造業,人們更加靈活工作,空間和時間的區隔被打破。全球化帶來了空間與時間的壓縮。價值的基準從數量變成速度、自由的意義從權利變成流動性、勞動的樣板從工廠工人變成派遣工。個體似乎從一個固定的時間地點解放出來了,一切堅固的都煙消雲散了——「沒有什麼是永垂不朽」。

這種快速變化的現代性,鮑曼稱之為「輕資本主義」(light capitalism),在這種模式下,沒有勞工與資本之間的「婚姻」,只剩下「同居」,世界更像一架不見了機長的飛機,在空中平穩飛行,卻找不到任何落地之策。

Liquid Modernity

中文譯名:《流動的現代性》
著者: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
出版時間:2000年

不同於七八十年代利奧塔等人基於「語言遊戲」、打破社會框架的「後現代」,鮑曼的一系列後現代反思著作,無不圍繞民族國家的未來,個體自由與安全議題。所謂後現代性,在他那裏時常充當現代性中被壓抑的一面,即混亂與憂慮。70年代末開始的後現代思潮,回應的是同時代的抗爭風潮,而鮑曼則把後現代導向了「流動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直接面對後冷戰時代的生存境況。

後現代執著於差異性及局部性,而鮑曼似乎更不滿後現代主義變成了全球化中自由移動的精英話語。於是他更進一步去闡釋後現代社會秩序與結構,重構「新窮人」問題。「新窮人」不窮,只是隨時因為不穩定的「輕資本」而被拋棄,隨時在小康和失業之間徘徊。他們在琳瑯滿目的消費商品面前,有如自助餐檯前的食客一樣擁有無休無止的選擇自由,然而他們又不可避免地在消費之後一無所有:他們缺少穩定的共同體,缺少人與人之間超出家庭之外的承諾與聯結。而當他們需要價值、穩定與安全感的渴望時,又很難不轉向虛幻的部落主義,或是「嘉年華式的共同體」,即大家平時過着各自隔離的生活,出於某些所謂共同興趣而聚集起來,表演完便回到各自日常生活中。

這種「社會」,鮑曼稱之為一個「大篷車停車場」,人們駕車到來,停停就走。

數位監控與政治後果

晚年的鮑曼,比許多更年輕思想家更關注數位時代。2010年,鮑曼提出「流動的監控(liquid surveillence)」概念。他認為,獄卒從中心瞭望塔中偷偷監視犯人的「全景敞視監獄」模式,已經在今天的社會中弱化了。

取而代之的是什麼?

是科技進步之下更靈活的權力,讓監控者可以流動起來。街道上密布攝像頭、網站默認儲存瀏覽紀錄,都保證監控可以全天候線上線下不間斷地實現。又比如,在我們的在線搜索、娛樂與消費行為之中,我們的資料已被傳遞、共享,最終足以統合成為完整的數字檔案。

鮑曼認為,數位時代帶來了比監控更麻煩的問題:權力與政治在技術之下分離。

傳統的政治依然拘囿於解決一個國家內部的問題。而跨國資本及其政治力量,卻通過技術蔓延到各個場域,製造出更多不確定性,但同時,普通人對技術和官僚的信任在這種矛盾之下消解。權力隨着資本和數位網絡流動起來,傳統政治卻對約束它們無能為力。這也是歐美諸國「部落主義」重新崛起的背景之一。

Liquid Surveillance

中文譯名:《液態監控》
著者: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大衛·里昂(David Lyon)
出版時間:2012年

在鮑曼看來,監控社會強調自動運行,人們已經和其行為後果相分離:碼農們敲出代碼,代碼運行在無數網站,程序和節點上。具體的人不再需要承擔代碼在全球範圍內造成的任何社會政治後果。算法被認為是中立的,本身不會優待或歧視任何群體。掩蓋代碼背後的政治性責任,監控社會就可以一直運行無阻。

而當這種「算法中立」遇到「機器學習」的新世代,又會發生什麼?

逆行的歷史天使

在鮑曼眼中,今天流動現代性中的個體,無法再用團結(solidarity)來衡量,也不復大工業時代或蘇式共產主義對生活世界的掌控力。鮑曼是悲觀者,儘管他仍然建議我們回到城邦式的共同體現實政治,但也悲觀地認為這種努力很可能會帶來空洞的身份政治——我們需要安全感,需要對未來的控制,需要對現實世界的掌握,但我們只能徒勞地避開陌生人,迴避「我們做什麼」的問題,只問「他們是誰」。

這也是晚年的鮑曼一直對數字媒體的政治影響持保留態度的原因。幾年前,大家還在為美國和西班牙的佔領運動歡呼雀躍的時候,他就對這類互聯網社運是否持續性,是否能促成現實社會改變表示懷疑。鮑曼看到:人們積蓄了足夠的憤怒去破壞一種體系,卻想不到重建的方案。

Retrotopia

中文譯名:《懷舊烏托邦》
著者: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
出版時間:2017年

班雅明曾經描述過「歷史的天使」,在人類「進步」捲起的狂風中,天使努力保存歷史的殘片,以避免遺忘。而如今,人們似乎不再遺忘過去,反而恐懼未來。在去世之前的一次訪談中,鮑曼談到當代人群中瀰漫着「懷念舊時光」的想像:幾百年來我們一直相信世界會不斷進步,未來意味着好,過去意味着惡。但如今,在可能越來越不確定的未來面前,我們的心態,似乎更像希臘人面對「黃金時代」倒向「黑鐵時代」的悲觀。

在過去,烏托邦朝向「美好的未來」,但今天,烏托邦指向「美好的過去」。鮑曼的最後一本論著《懷舊烏托邦》將在本月出版,他經歷了整個20世紀最悲觀和最樂觀的時刻,為我們講出如今至為沉重的預言。

(本文為聯合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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