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最著名社會學家之一的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在本週離世，享年91歲。
鮑曼一生橫跨兩個世紀，輾轉在波蘭、蘇聯、納粹德國、以色列與英倫三島之間，見證了從大屠殺到柏林牆倒下，從科索沃戰爭到特朗普（川普）上台的漫長歷史。他的思想，亦是對一個世紀以來人類處境的持續觀察。
從波蘭到英國
1925年出生在一個波蘭猶太家庭的鮑曼，曾對共產主義深信不疑。
鮑曼的少年時代歷經貧窮與反猶太主義的滋擾。1939年，歐洲戰事爆發，波蘭被納粹德國和蘇聯瓜分。鮑曼一家逃去蘇聯，其後他加入了流亡的波蘭軍隊，跟隨蘇軍一路攻入柏林。
似乎是在戰爭中被共產主義理念所吸引，鮑曼在鐵幕以東的戰後波蘭加入工人黨，任職軍事情報部門。他的妻子曾經回憶說，這時候的鮑曼認為，共產主義可以「保證每個具體的人類存在之間的完全平等」。儘管知道蘇共內部的醜惡，他仍然對未來抱有期待。
這種期待延續到1953年，那一年，鮑曼因一次反猶清洗而被軍隊解職。隨後他進入學院，在華沙大學擔任哲學與社會科學的講師。他仍然是社會主義者，只不過和黨的路線漸行漸遠。
1956年，赫魯曉夫（赫魯雪夫）以秘密報告清算史太林（史達林）時代。蘇聯和東歐的文化呈現回暖之勢，而略微自由的環境也帶來了社會的騷動，如同年發生在波蘭波茲南抗議-鎮壓。這一時期的鮑曼，多論著歐洲的社會主義與勞工運動，也逐漸轉向文化分析。直到形勢急轉直下：1968年3月，他和其他幾位教授一起，在波蘭國內的反猶運動中失去教職。
Culture as Praxis
中文譯名：《作為實踐的文化》
著者：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
出版時間：1973年
鮑曼先是短暫流亡以色列，之後移居英國，在利茲（Leeds）住下。他筆耕不綴，直到去世。儘管因自己的身份而被迫背井離鄉，鮑曼仍然更關注社會主義與解放之類的宏大論題。1973年他出版著述《作為實踐的文化》，點出知識分子在當代的責任。60年代末的社會學界仍然盛行「解釋事實」，而鮑曼卻說，不能將社會文化當成靜態的、可以觀察的東西，不論是作為概念或是結構，都沒有辦法指出文化的可能性。他轉而強調要從實踐（praxis）來理解文化：文化對我們是矛盾且愛恨交織的（ambivalence），它一方面是束縛，但另一方面也解放了人類行動的潛力。鮑曼一生常年保持高產的研究、寫作與公共發聲，正是這一判斷之下的親力而為。
反思大屠殺
儘管出生在猶太家庭，但直到1980年代，鮑曼才開始認真介入思考半個世紀之前的大屠殺。1989年，他出版代表作《現代性與大屠殺》。其著重點是：現代社會如何讓大屠殺成為可能？
在此之前，大屠殺常常被理解為歐洲反猶主義，或某種人類原始秉性的延續。但鮑曼問：殺死上千萬人，需要日夜不停動手，需要永遠保持憤怒和憎恨，但為什麼人們不會厭倦？為什麼大屠殺已經不需要藉助公開的暴力？
他的回答是：「現代文明不是大屠殺的充分條件，但毫無疑問是必要條件」。納粹德國的工業技術與官僚組織，完全符合馬克斯．韋伯對現代管理的描述，足以克服懶惰與「動物性的同情」。而在現代社會中，暴力被收歸集中化、中立化，科學家團體足以設計屠殺機器，潛心研究優生學作為種族清除的理論基礎；但另一方面，這些研究者又可以遠離政治，不需要為研究結果承擔政治責任。
在鮑曼筆下，大屠殺不止是邪惡的人所釀成的惡果，而且是追求美好秩序的「園丁式」管理的失控：「種族滅絕是社會工程的一個要素，意圖使社會秩序符合對完美社會的設計」，「屠殺不是毀滅，而是創造」——這是大屠殺的最恐怖之處。
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中文譯名：《現代性與大屠殺》
著者：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
最早出版時間：1989年
鮑曼早年信仰的共產主義對其影響深刻。70年代他陸續撰寫一系列著作，討論烏托邦與階級鬥爭。而這些理想帶來的種種後果，也促使他轉向批判。在那曾經歷的時代中，人們普遍相信理性能設計出更美好的社會。而到了《現代性與大屠殺》面世的80年代末，鮑曼和時代一致寫下了問號。
1990年，柏林圍牆轟然倒下，人們歡呼自由獲得了勝利，歷史走到了它的「終結」。然而鮑曼的思考，卻沒有因此變得樂觀。
沒有什麼是永垂不朽
70年代緊接着60年代末民權運動與左翼風暴的尾巴，但鮑曼已經開始注意到世界正在變化。個體似乎變得越來越自由，鮑曼卻越來越看不到其中有任何「解放」的動力。人們沉浸於消費、娛樂，距離社會主義式的政治與經濟的民主結合越來越遠。人們像是《奧德賽》中被變成豬的隊友，完全不想被奧德修斯喚醒，不想繼續踏上危險的旅途。
鮑曼對「後現代性」和「流動性」的觀察，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下誕生：1998年他出版《工作、消費與新窮人》，2000年出版《流動的現代性》。直到他最後幾年的著作，討論的依舊是這些問題。
在鮑曼看來，從前的現代資本主義，與大工業、重資產配置緊密相關，福特制的管理模式，讓工人和資本長期結合，像是一段穩定的婚姻，又像一艘在海上航行的大船，由船長牢牢掌握航向。
而到了20世紀末，鮑曼看到的是更加流動化、更靈活多變的資本，這樣的資本更少依賴於重投入的製造業，人們更加靈活工作，空間和時間的區隔被打破。全球化帶來了空間與時間的壓縮。價值的基準從數量變成速度、自由的意義從權利變成流動性、勞動的樣板從工廠工人變成派遣工。個體似乎從一個固定的時間地點解放出來了，一切堅固的都煙消雲散了——「沒有什麼是永垂不朽」。
這種快速變化的現代性，鮑曼稱之為「輕資本主義」（light capitalism），在這種模式下，沒有勞工與資本之間的「婚姻」，只剩下「同居」，世界更像一架不見了機長的飛機，在空中平穩飛行，卻找不到任何落地之策。
Liquid Modernity
中文譯名：《流動的現代性》
著者：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
出版時間：2000年
不同於七八十年代利奧塔等人基於「語言遊戲」、打破社會框架的「後現代」，鮑曼的一系列後現代反思著作，無不圍繞民族國家的未來，個體自由與安全議題。所謂後現代性，在他那裏時常充當現代性中被壓抑的一面，即混亂與憂慮。70年代末開始的後現代思潮，回應的是同時代的抗爭風潮，而鮑曼則把後現代導向了「流動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直接面對後冷戰時代的生存境況。
後現代執著於差異性及局部性，而鮑曼似乎更不滿後現代主義變成了全球化中自由移動的精英話語。於是他更進一步去闡釋後現代社會秩序與結構，重構「新窮人」問題。「新窮人」不窮，只是隨時因為不穩定的「輕資本」而被拋棄，隨時在小康和失業之間徘徊。他們在琳瑯滿目的消費商品面前，有如自助餐檯前的食客一樣擁有無休無止的選擇自由，然而他們又不可避免地在消費之後一無所有：他們缺少穩定的共同體，缺少人與人之間超出家庭之外的承諾與聯結。而當他們需要價值、穩定與安全感的渴望時，又很難不轉向虛幻的部落主義，或是「嘉年華式的共同體」，即大家平時過着各自隔離的生活，出於某些所謂共同興趣而聚集起來，表演完便回到各自日常生活中。
這種「社會」，鮑曼稱之為一個「大篷車停車場」，人們駕車到來，停停就走。
數位監控與政治後果
晚年的鮑曼，比許多更年輕思想家更關注數位時代。2010年，鮑曼提出「流動的監控（liquid surveillence）」概念。他認為，獄卒從中心瞭望塔中偷偷監視犯人的「全景敞視監獄」模式，已經在今天的社會中弱化了。
取而代之的是什麼？
是科技進步之下更靈活的權力，讓監控者可以流動起來。街道上密布攝像頭、網站默認儲存瀏覽紀錄，都保證監控可以全天候線上線下不間斷地實現。又比如，在我們的在線搜索、娛樂與消費行為之中，我們的資料已被傳遞、共享，最終足以統合成為完整的數字檔案。
鮑曼認為，數位時代帶來了比監控更麻煩的問題：權力與政治在技術之下分離。
傳統的政治依然拘囿於解決一個國家內部的問題。而跨國資本及其政治力量，卻通過技術蔓延到各個場域，製造出更多不確定性，但同時，普通人對技術和官僚的信任在這種矛盾之下消解。權力隨着資本和數位網絡流動起來，傳統政治卻對約束它們無能為力。這也是歐美諸國「部落主義」重新崛起的背景之一。
Liquid Surveillance
中文譯名：《液態監控》
著者：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大衛·里昂（David Lyon）
出版時間：2012年
在鮑曼看來，監控社會強調自動運行，人們已經和其行為後果相分離：碼農們敲出代碼，代碼運行在無數網站，程序和節點上。具體的人不再需要承擔代碼在全球範圍內造成的任何社會政治後果。算法被認為是中立的，本身不會優待或歧視任何群體。掩蓋代碼背後的政治性責任，監控社會就可以一直運行無阻。
而當這種「算法中立」遇到「機器學習」的新世代，又會發生什麼？
逆行的歷史天使
在鮑曼眼中，今天流動現代性中的個體，無法再用團結（solidarity）來衡量，也不復大工業時代或蘇式共產主義對生活世界的掌控力。鮑曼是悲觀者，儘管他仍然建議我們回到城邦式的共同體現實政治，但也悲觀地認為這種努力很可能會帶來空洞的身份政治——我們需要安全感，需要對未來的控制，需要對現實世界的掌握，但我們只能徒勞地避開陌生人，迴避「我們做什麼」的問題，只問「他們是誰」。
這也是晚年的鮑曼一直對數字媒體的政治影響持保留態度的原因。幾年前，大家還在為美國和西班牙的佔領運動歡呼雀躍的時候，他就對這類互聯網社運是否持續性，是否能促成現實社會改變表示懷疑。鮑曼看到：人們積蓄了足夠的憤怒去破壞一種體系，卻想不到重建的方案。
Retrotopia
中文譯名：《懷舊烏托邦》
著者：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
出版時間：2017年
班雅明曾經描述過「歷史的天使」，在人類「進步」捲起的狂風中，天使努力保存歷史的殘片，以避免遺忘。而如今，人們似乎不再遺忘過去，反而恐懼未來。在去世之前的一次訪談中，鮑曼談到當代人群中瀰漫着「懷念舊時光」的想像：幾百年來我們一直相信世界會不斷進步，未來意味着好，過去意味着惡。但如今，在可能越來越不確定的未來面前，我們的心態，似乎更像希臘人面對「黃金時代」倒向「黑鐵時代」的悲觀。
在過去，烏托邦朝向「美好的未來」，但今天，烏托邦指向「美好的過去」。鮑曼的最後一本論著《懷舊烏托邦》將在本月出版，他經歷了整個20世紀最悲觀和最樂觀的時刻，為我們講出如今至為沉重的預言。
（本文為聯合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