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在他的一本名著中，以「極端的年代」這個書名來形容1914至1991年，也就是他所謂的「短促的二十世紀」。剛剛過去的2016年，感覺上卻相當漫長，一點也不短促，因為發生的事情實在太多。但毫無疑問，對香港來說，這是「極端的一年」。
先不說政治，我們就看看天氣。2016年1月尾，寒流襲港，天文台錄得自1957年以來最低的3.1度低溫，一些地區有降落冰粒報告。但在年底，連續幾天氣溫竟然徘徊在近25至26度左右，冬天好像沒有來過。
再看經濟，1月初中國和香港股市一同暴瀉，至月底恒生指數甚至跌破19000點的低位，但是一些人所期待的「支爆」（中國崩潰）並沒有出現，年底前，樓價甚至屢創新高……
不過，香港這一年來所經歷的那種大起大伏的「極端體驗」，不在天氣，不在經濟，而是香港的政治局勢。焦點有幾個：
第一，中共赤裸無視法治震撼香港。
1月初，香港銅鑼灣書店股東及員工失蹤事件爆發，先前主動向傳媒揭發員工「被失縱」的股東李波本人也失蹤。在稍後拍攝的錄像片段中，更自稱「採用自己方式」返回大陸「配合有關方面的調查」，並在3月中回港向警方銷案。但6月中另一涉案人林榮基卻拒絕跟從安排返回大陸，並向傳媒高調揭發被擄經歷。事件震撼全城，充分顯示出中共謊言治理體制的無比荒誕，也暴露港府與警方完全無力維護香港人的人身安全，「兩制」如建於浮沙之上。香港人前所未有地感到極端心寒。
第二，立法會選舉成為反港獨鬥爭戰場。
9月立法會選舉，各派公平辯論，爭取選民支持。但梁振英政府卻指使選舉事務處行使政治審查權力，取消多名參選人的參選資格，理由是他們有港獨立場，不會遵守《基本法》關於香港主權誰屬的條文。於是，整場選舉的焦點主題便被聚焦在港獨與否的立場上，其他本土派的選情也因而改變。選前對港獨立場有點飄忽的「青年新政」，在選後卻陷入宣誓風波的泥沼。人大也得以「大條道理」釋法，取消兩人資格。社會上亦因而被鼓動出一股「反港獨」浪潮，為威權管治介入香港建立進一步的聲勢支持。
香港本土主義情緒在雨傘佔領後雖然擴大，但「港獨運動」顯然基礎不足。經選舉期間一捧一殺「港獨運動」後，「反港獨」成為雞毛令箭。運動旗手周融最近竟獲中共領導人張德江接見，可見以「反港獨運動」來反制民主運動，必定是下一步香港政治的新常態。中共是靠搞群眾運動起家的，「放手發動群眾」口號聽來有點「極端」，但將「極端」習以為常化，恐怕2016年會是這趨勢的一個起點。
第三，人大釋法僭建法律考驗司法獨立。
宣誓風波中，梁振英政府出頭司法覆核青年新政兩名議員資格，不單挑戰立法會新任主席梁君彥當日給梁游重新宣誓機會的決定，為人大釋法鋪路；而人大更在法院開始審理但還未判決之前，自行釋法，變相僭建關於選舉的法例，並且介入法官判案程序，明顯在干預香港司法獨立。這連串動作視司法獨立如無物，也是以行政凌駕立法。如此「極端」行為，配合不斷否定《基本法》乃建基於「三權分立」之上的言論，導致法律界又一次黑衣遊行，但亦難以抵擋特區向威權管治再邁一大步。
第四，官商鄉黑被揭，選舉為暴力威嚇籠罩。
立法會選舉投票率創歷史新高，雨傘運動以來積累的反建制情緒通過投票集中顯示不滿。選前不被看好的資深社運人朱凱廸以黑馬姿態參選，專攻新界鄉郊及環保、土地政治等冷門議題。競選期間，同區自由黨候選人周永勤爆出被恐嚇及勸退而中止競選，並有指事涉西環干預，證實了朱凱迪所點出的官商鄉黑勾結情況實在嚴重。隨後朱凱廸亦接到暴力威脅，影響家人安全，需要求警方保護。結果朱凱廸爆冷以八萬多票當選。橫州土地發展計劃的重重黑幕隨即被廣泛揭露，令梁振英政府方寸大亂。暴力威脅籠罩選舉，實非香港常態的「極端」事例，說明香港崩壞情況開始失控。
第五，勇武抗爭派的氣勢盛極而衰。
1月初，香港大學為了委任李國章出任校委會主席，出現罷課和圍堵大樓事件，農曆大年初一更發生「魚蛋騷動」（旺角騷亂）。自2014年雨傘佔領結束以來，積累了好一段時間的「勇武」對抗衝動，終於在街頭爆發。當時不少人以為香港政治運動果然突破了「和理非非」的舊範式，「革命」的缺口已經打開。
可是，料想不到的是，被號為「魚蛋革命」的一夜騷動，只是一場選舉運動的序幕。一年下來，由新界東區補選，到立法會換屆，持勇武論者都紛紛參與。雖然勇武旗幟有時仍被挪用為派別的標誌，以助選情，但街頭抗爭、大型群眾運動消失，就算是「和理非」派的示威抗議參與人數都大幅下降。直到年底，勇武派人物不少更宣稱退出社運。勇武之風，戛然中止。這是由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第六，鷹派予取予攜下梁振英卻放棄連任。
當然，政壇上構成這「極端的一年」最為令人詫異的事，不能不算上梁振英的突然宣布不再尋求連任，步上當年董建華腳痛下台的同一命運。這一年梁振英操作港獨議題，為自己鷹派作風的管治樹立了多項「戰績」，但同時亦把香港社會嚴重撕裂，裂痕深入建制派內部。
特首換屆選舉臨近，泛民與建制派內部竟然在 ABC（Anyone But CY）的立場上形成非正式的共識。而香港一些被認為具有「習派」背景的傳媒，開始不斷批判梁振英及中聯辦，並把矛頭指向中央內部，信誓旦旦中央準備改變對港的強硬方針。這些「習媒」一早傳出梁振英不會連任的消息，結果「獲得證實」，使 ABC 提早實現。這一股所謂「和風」實在未知虚實，使2016年末的香港政壇撲朔迷離。
香港政治文化的深刻轉變
如果我們可以將2016年的政局變遷，都看成是檢測2014年雨傘佔領運動影響的指標的話，那麼可以肯定說的是：雨傘運動所激發的改革力量，已經從街頭行動轉化到體制內部。不單原來在體制內有點特權的中產專業（有權選選委的一群）積極匯聚力量，以選票表達改革意欲，甚至在街頭抗爭中，以最勇武姿態出現的一群，也一手講革命，一手準備參選，將所累積的支持化作選舉運動的力量。
擁有體制位置（也即部分特權）的，不會再像從前一樣，以犬儒態度面對社會政治的崩壞，由得建制勢力無限制伸延。所以小如藝發局選舉，大如選委會選舉、立法會選舉，我們都可以看到這些過去對政治愛理不理的香港人，如何珍惜手中的選票，在有限的範圍內，找尋革新的力量，給予一票的支持。
再者，這些重新政治化起來的（大部分是）中產階級，也不再糾纏於過去的原則主義辯論，以為參加了小圈子選舉就是認同了小圈子選舉，而是希望在能力範圍之內，盡量去改變一些建制勢力傾斜情況。而相反地，無論是一些浮誇無物的革命空談，還是一些帶形式主義味道的抗議行為，都日漸變得過時。例如以「揭露體制荒謬為目的」的「白票主義」，在最近的選委會選舉中就不被接納。
我們大抵可以看見，香港人對香港體制是如何荒謬，可能已經毋須多作宣傳和批判，關鍵仍是如何在大的反抗未有條件之時，如何讓自己感到是為反抗做到一些比較感覺實在一點的事。
筆者認為，從這些跡象看來，香港政治文化正在發生的深刻轉變，已經開始無法用雨傘運動當日的語言來解釋。或者，當啟蒙過後，啟蒙已經成為負累。倒是當一切都以荒謬的極端，或者極端的荒謬呈現，選擇就只餘下與犬儒同流還是向犬儒說不。這可能是一種對犬儒主義的大報復，也可能是微小的政治化，也是革命的微小化。
如果說2016年是檢視雨傘運動成效的一個最好時刻，那其實2016也會是一個從雨傘運動重新出發的時候。香港長期以來困局仍然，體制的先天和內在缺陷，令其無法吸納反體制力量，但反體制力量也沒有能力完全以體制之外的力量和空間來完成反體制的任務。於是，在這個「讓自己感到是為反抗做到一些比較感覺實在一點的事」的時代，如果不想僅僅成為一種「自我感覺良好主義」，未來仍有談談「戰略」的需要。縱然未必有時間表，但仍應有路線圖。而值得談的「戰略」自然不是如高屋建瓴的「建國方略」，也不是葛蘭西所謂的「運動之戰」，而是如何打好未來一段日子的「位置之戰」。
（安徒，香港著名文化研究學者、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