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司法界的盛事，莫過於總統蔡英文主持的司法國是會議。其實在1999年也開過類似會議，叫做「全國司改會議」。然而那次會議中，法官、檢察官、律師、學者、法務部及司法院的官員爭論不休，許多重大議題無法得出結論。
18年後的今天，各界再度將意見送進會議，這次如何能避免重蹈覆轍？為了回答這個懸念，我們檢視了1999年全國司改會議的會議紀錄，試圖釐清當年討論觸礁的癥結。我們以當年爭論不休的「刑事訴訟是否改採卷證不併送」為例來分析：
「卷證不併送」爭議
早前，我國的刑事訴訟法採取「職權調查主義」——法官在進入審判前，會先取得檢察官用以起訴被告的證據資料，並基於手上的卷證來指揮訴訟，也必須主動調查相關事證。檢察官雖然也負有舉證被告有罪之責，但是檢察官蒞庭往往流於形式，甚至未全程蒞庭；法庭上實際是由法官主導，以檢察官的偵查資料為基礎來調查證據及訊問被告。
當年，有部分法官及民間司改團體認為，法官同時扮演審判者和犯罪追訴者的角色，難以保持中立，也難遵守「無罪推定原則」。因此他們認為刑事審判應該改採「當事人進行主義」──訴訟應由檢辯雙方攻防，而法官則僅扮演中立聽訟者的角色。正是在這樣的背景，才出現「卷證不併送」的倡議。
「卷證不併送」意指：檢察官起訴被告後，先不將作為起訴證據的卷證移送法院，而是在審判過程中，隨著檢辯雙方攻防，逐一將證據資料提示給法庭。倡議者希望：一、使檢察官和法官權責分明——法官是中立聽訟者，檢察官則必須負起舉證說服法官的責任；二、防止法官因為在審前先閱讀檢方資料，而形成了被告有罪的預斷，影響法官判決的中立。
從會議記錄中可以看到，正方雙方對於此議題流於立場之爭，卻沒辦法形成共識，是因為以下幾點問題：
一、不同層次的問題，未依邏輯次序對焦討論
是否改採卷證不併送，有一系列的議題要討論。首先要確認：台灣在司法實務上，法官是否確實繼承犯罪追訴者立場，難以保持中立。有的話，這個問題有多普遍、多嚴重。其次，有哪些可能的改善方法，卷證不併送制是否為最佳選擇。第三，如果卷證不併送制是最佳選擇，那必須採取哪些配套。
然而在會議中，主席並未依照前述邏輯次序，來安排與會者的發言與對焦討論。結果，大家先直接討論卷證不併送的優缺，之後才有人回頭質疑事實基礎，主張台灣法官沒有那麼不中立。至於配套措施的討論，則散在整個會議中。由於討論未聚焦，與會者經常一再重申類似主張，而主席未能就歧見作更細緻的處理。
理想的作法，應該依循「事實釐清、政策優缺、配套措施」的邏輯順序逐一凝聚共識。若與會者並非都同意台灣法官難以保持中立，就要先處理這個歧見。確認這是必須解決的問題後，才需討論有哪些方案有助於解決法官中立性的問題，各方案的優缺為何。最後才處理配套怎麼做、怎麼落實。
二、只有立場表述，輕忽舉證責任
其次，在會議中也常出現正反雙方只提出主張，但沒有充分負起舉證責任的情形。例如正反雙方皆以「人民需求」來支持自己的主張，但這些人民指的是哪些人，如何證明有這些需求，並未進一步舉證。其中只有時任法務部常務次長的謝文定，明確以法務部收到的人民陳情案為立論基礎。謝文定說：
我在法務部接到不少陳情案件，陳情案件中沒看過法官、檢察官共同欺負被告，採當事人進行主義之提案單位一直說不改就會造成這樣的情形，但我接受陳情中沒有這樣的情形，陳情案中最多的是法官沒有認真的幫我查，法官遲遲的不開庭，我主張的、聲請的，法官不幫我查，在判決書中也不交待。
但一來，連謝文定都沒能進一步提供具體數據或陳情內容，供其他與會者檢證。二來，陳情案只是人民意見的表達，不能輕率等同於實際狀況。因此比較負責任的作法是：分類、整理人民陳情的內容，並附上法務部處理的結果，供與會者參考。
此外，「卷證不併送」究竟是會讓法官更認真還是更不認真，正反雙方也不重視從事實舉證。正方主張，因為法官沒有事先看卷，在審判中會更認真聽訟以獲得資訊；反方主張，法官會因為手中無卷，覺得主動調查的責任不在自己身上而變得不認真。由於正方引進的卷證不併送制，其實仿自日本的刑事訴訟改革，因此正方大可引據日本相關研究資料。而如果反方認為日本的狀況不能直接套用來理解台灣，也要提出理由並舉證說明。必要的話，甚至可以舉行卷證不併送的模擬法庭，確認這個政策在台灣可能帶來哪些影響。
三、不重視事證查核
會議中除了參與者輕忽自身的舉證責任，也沒有事證查核機制。這導致有人引用錯誤資訊，卻沒人發現的窘境。例如反方有人主張：
美國哈佛大學法學教授弗得說：我國之當事人進行主義，因為法官太無聊，在審判時會睡覺。所以我發覺主張當事人進行主義、卷證不併送是希望不要檢察官睡覺，希望法官睡覺。
從會議記錄中的上下文推知，這位弗得教授應曾受邀參與「德、日、美比較刑事訴訟制度研討會」。我查閱那次研討會的記錄，發現前說似乎源於美國華盛頓大學 Daniel Foote 教授這段發言：
魏根德教授提到有些檢察官在法庭上睡著了或者是看小說，實在是很有趣，我在美國聽到有檢察官在法庭中閱讀一些與本案無關相關的資料，不過那都是在上訴審或者是很枯躁的審判過程，不僅是檢察官，即使是法官也會覺得很無聊。可是法官在審判庭中絕對是很保持很警覺、清醒的態度，我想魏根德教授所述的情形其實也會發生在美國。因為在美國的法律制度是採行當事人進行主義，法官不會事先去接觸到這些證據，所以很難想像有與現不一樣制度的情形（註一）。
兩相對照，會發現反方根本完全扭曲了Foote教授的發言。Foote教授從頭到尾都沒有說，在當事人進行主義下，法官會因為太無聊而打瞌睡，甚至還強調法官在審判庭中絕對是很警覺、很清醒。可惜在開會當時，沒有該次研討會的記錄可供確認，也沒有人要求要確認研究會的記錄內容。
四、只有理念推演，忽視經驗研究
正方在提倡卷證不併送制時，重視理念上推演為何此制度有助於防止預斷，但忽視相關的經驗研究。當時已有學者作過實驗，認為法官心證會受先看過之偵查資料的影響，但是正方並沒有引用。
Bernd Schünemann 和 Wolfgang Bandilla 回顧了一個法官決策相關的實驗：該實驗以證據不明確的實際個案為材料，讓德國的職業法官擔任受測者作實驗，並基於法官「是否可事先閱讀偵查資料」以及「是否能主動訊問證人」分成四組，由此測試法官判有罪的比率。結果顯示，只要事先閱讀偵查資料，有罪率都是100%；沒有事先閱讀偵查資料，也不能訊問證人的那組定罪率為71%，而能主動訊問證人的那組定罪率為27%。此研究顯示，法官的心證確實會受事先閱讀的偵查資料之影響。但有趣的是，不同於正方的預期，法官分別扮演純粹聽訟者和可主動調查者的角色時，後者更容易維持無罪推定。
這個實驗是小樣本、初探性研究；其固然不能直接套用來理解台灣審判實況，也欠缺對台灣「審判文化」的考察，但是仍有一定參考價值。特別是在當時，正反雙方各自高舉當事人進行主義及職權調查主義的大旗在爭論，而原本採職權調查主義的德國，已經在思考兩種主義下的各種要素如何拆分、混合，以最好地維持無罪推定。這種考察，沒辦法只透過法學上的原理來推演，必須透過各種經驗性的研究來了解。
結語：不只是本位主義，更是欠缺方法
其實在1999年那次會議中，就有與會者發現會議中大家各說各話，而主張各方應「超越本位主義」。但如果看前述的討論，就會發現問題不僅是本位主義，更是欠缺讓討論能落實在事實基礎，並能聚焦處理歧見的方法。
不幸的是，2017年的司法國是會議籌備會議中，至今看不出與會者對於「方法」的重要性有充分認識。在1999年的全國司改會議中，與會者不重視提供論據出處以供檢證、道聽塗說、無聚焦地亂吵一通。在2017年要有所不同，需要從吵成一團的司法改革，走向具有方法論的司法改革。
具方法論的司法改革，在討論的安排上，應該要作到爭點整理、確認爭點的邏輯次序、確認主張的論據是否可靠、公開論據的相關資料給與會者或社會大眾。而在人員分工上，要有勝任的主持人作爭點整理、安排討論順序、提醒與會者提供主張論據；要鼓勵與會者負責任地提供論據的出處與相關資料；幕僚也應於會前及會後協助確認爭點、討論順序、向與會者索取論據相關資料，或者協助與會者取得討論所需的證據資料，以利會議順暢進行。這些方法看似不起眼，但涉及的是法界與台灣社會是否重視從認清事實為基礎來討論議題。
長遠來看，這需要搭配公民教育及跨領域研究的發展。在公民教育中，需要讓大家熟悉論證以及事實與意見的區別；而在跨領域研究上，必須培養同時熟悉司法與行為科學或社會科學領域的人才，而司法界也要願意開放資料、參與研究（含受訪或參與實驗），並讓研究者容易進入田野。若是能落實以上建議，我國的司法改革才能更穩健。
（林瑋婷，司改會執行秘書、台大社會所碩士)
註一：參湯瑪斯‧魏根德等，<「德、日、美比較刑事訴訟制度研討會」專題演講暨座談紀錄(上)─德國模式刑事訴訟制度─以證據調查為中心>，《法學叢刊》，第45卷第1期(2000)，頁31。原文照引，其中有錯字或不通順之處，不修改全部摘錄給大家參考。從前後文來看，Foote教授在這邊主要是講美國檢察官在某些情況下，也會覺得很無聊，但是否會打瞌睡或讀小說則沒提到。另外，前面發言的魏根德（Weigend）教授提到，德國法官都可以事先看卷，如果這位法官很有經驗，檢察官的角色就不是那麼重要，但如果法官不是很有經驗，則檢察官的角色就會很重要。而Foote教授則認為，因為美國的法官不會事先接觸到證據，因此檢察官的角色都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