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政經論衡

溫克堅:黃奇帆與「重慶模式」泡沫的尾聲

畸形公共輿論所描繪的黃奇帆精明能幹的形象,其實是一個淺薄的泡沫,隨着黃奇帆的離場,這個泡沫應該也到頭了。


2016年12月30日,黃奇帆辭去重慶市市長。
2016年12月30日,黃奇帆辭去重慶市市長。攝:Feng Li/Getty

2016年12月30日,重慶市市長黃奇帆卸任,其新崗位是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根據中共官場規則,這是正式退休前的一個過渡性安排,之前坊間很多黃奇帆即將高升的傳言沒有變為現實。

根據媒體報導,在黃奇帆宣布離任的重慶現場,他飽含深情,哽咽落淚。對中國公共生活有記憶的人們,對這個場景並不陌生。事實上,從2001年黃奇帆從上海調到重慶,歷經15載,先後服務過六任市委書記,類似當場落淚的豐富情緒表達經常出現,已經成為黃奇帆區別於其他眾多官僚的標誌符號。人們更不會忘記,黃曾形容與被廢黜的前書記薄熙來關係如同魚水之情,這個尷尬的修辭和一些略顯諂媚的照片經常被人們到處傳播,來揶揄黃用力過猛的表演。

不過即使是嘲諷或揶揄,很多人也對黃奇帆抱有某種同情同理心。身處這種詭異官場,能歷經六任書記而不倒,固然有政治靠山的庇護,但畢竟有許多外人不容易理解的壓力,緊張、擔憂、憋屈,甚至冤屈,個中滋味或許無法與外人道。在冗長劇目完結,即將離開公共舞台之際,有點感慨、有點情緒失控,是人之常情。當然,這種告別演出未必是真正的告別,是否可以軟着陸或安享晚年,決定權在於組織,不在於個體。

明星級地方大員,名聲何來?

在中共政壇,省部級幹部數以千計,而省長或市長實際上只是二把手,談不上位高權重,因此大部分幾乎都籍籍無名,只有小部分因緣際會,可以獲得全國知名度。最近雲南省代省長因為不認識「滇」字,對他的個人形象或許是個長久陰影,但對他的公共知名度則是一次顯著的提升。

至於黃奇帆,則是少數具有全國知名度的明星級地方大員,這或許基於他本人的才幹,或許因為他善於和媒體打交道,但最重要的因素應該還是因為薄書記的驚天大案,黃奇帆雖然是配角,但一舉一動備受關注。幸運的是,他最終有驚無險,繼續服務後任書記,並保持較高的曝光度,成為重慶政壇不倒翁。

在得知他離任的消息後,我第一時間在微信朋友圈發了兩條評議:

「因為畸形的傳播環境和某種詭異的社會心理,黃奇帆被目為最懂經濟的市長,甚至被譽為有總理之才,重慶的經濟增速也給這種說法提供了某種佐證,有關他政治升遷的傳聞也時隱時現。不過辨析一下黃奇帆的公開言辭和他的履歷,他最多不過是一個官場能吏,哪裏有基本的經濟學素養?哪裏有對市場經濟的基本信念?把重慶經濟增長(先不管其真假)歸功於他,置體制顏面於何地?體制對黃最終棄之如草芥,既反映了官場的殘酷規則,也反映了黃的真實份量!」

「在中共僵硬而標準化的官僚群像中,飽含深情,動輒哽咽落淚的黃奇帆顯得似乎更有個性和人性,遭遇多種政治險情,伺候四任書記而不倒的獨特政治經歷,讓他享有當代馮道之謂,其中內情和個中滋味恐怕只有黃自己明白,但毫無疑問,他是政治人格分析的絕好對象,也是研判體制病理學的一個良好樣本。」

上述評論或許顯得有些粗暴和武斷,這和朋友圈發言的特點相關,不過對黃奇帆做全面準確的評議超出了我的興趣,我只想對重慶經濟發展模式和那些和黃奇帆有關的名聲略費筆墨。

重慶模式靚麗成績的背後

重慶模式就是中國模式的地方版,其惡果正在逐步顯現。

從2011年至2015年,在中國整體經濟增長逐步走低的情況下,重慶連續多年維持兩位數的增長,經濟增速一直都是全國第一。因為這種靚麗的數據,重慶經濟發展模式似乎獲得了額外的美譽。

但這只是硬幣的一面。硬幣的另外一面看起來讓人焦慮,那就是重慶高比例的地方債務。根據可信度存疑的重慶官方數據,2014年底,重慶債務餘額5900億;2015年底,重慶債務餘額是3400億元。從數據來看,重慶整體債務率在全國省級單位中遙遙領先。重慶官方公布的 GDP 資料表明,其中投資佔比超過70%,這也表明重慶經濟結構已經極度失衡。

黃奇帆打造的重慶八大地方政府融資平台(重慶城投、高發、高投、地產、建投、開投、水務控股、水投等公司)成為舉債的主要平台,這些公司均由重慶政府擁有、授權經營。在城鄉統籌的名義下,從農民手中奪得廉價的土地資源,再把巨量的土地資源注入各個平台公司,作為向國家開發銀行、商業銀行融資的對價,然後以重大基礎設施和市政項目為誘餌,推動央企和本地國企進行投資,快速拉動經濟增長。

之所以能維繫這種債務驅動模式,當然和重慶的政治地位以及融資模式有關。

除了享受「西部大開發」的政策優勢,在2009年,重慶獲得了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待遇,這意味着重慶可以以統籌城鄉發展為名,讓300多萬農民轉身變成市民,強行獲得他們手中的土地資源,土地資源的供給不再受到原來政策的約束,這是重慶可以以土地資源作為槓桿,進行鉅額融資的重要籌碼。普遍重慶市民並沒有從靚麗的經濟發展數字中獲得多少實惠,那幾百萬在城鄉統籌名義下被城市化的農民,也將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找到他們的生存空間。

除了財政轉移支付的資金,薄時代推動了大量央企在重慶投資,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國資委)也多次組織國企批量到重慶投資。除了提供超過千億信貸額度的國家開發銀行,中石油、中石化、中國兵器工業集團、聯通、電信等等國企都紛紛在重慶投入鉅資。

從特殊的政策待遇帶來的財政轉移支付、金融機構的大規模資金支援,再到央企大規模的投資,這種政治資源帶動的經濟發展,短期來看,當然是利好,重慶的基礎設施和市政建設可以一日千里、快速發展。但這種方式是不可持續的,其代價將由全民承擔。

在楊帆之類學者眼裏,重慶模式被譽為「社會主義2.0版本」,不過隨着薄等人在政治上的垮台,這種帶有濃郁意識形態色彩的說辭漸漸淡出,圍繞重慶模式的光環大部分都已經煙消雲散。

因此,襯托出黃奇帆經濟才能的所謂重慶模式,其實並沒有什麼神奇之處,簡單的說,重慶的經濟發展就是債務和投資驅動的發展,重慶模式就是中國模式的地方版,其惡果正在逐步顯現。

官場不以能力論英雄

無需否認的是,黃奇帆做過政策研究,有學者氣質,比一般官員對經濟和資本市場懂得更多,是個能幹的官吏。經濟學家張五常曾經和黃奇帆打過交道,讚揚黃奇帆思路清晰,對數字敏感,甚至對重慶模式中政府積極介入經濟活動也抱有一定的同情,雖然他對重慶模式的長久效用表示懷疑。

但在既有體制下,官場中人並非以能力論英雄,而是有個不可迴避的「說你行,你就行,說你不行,你就不行」的隱形詛咒。從教育、工作履歷和智商等角度而言,大部分高級官僚都有光鮮一面,都有點工作能力,誰也未必比誰差多少。但真正要發揮點作用,那需要「官場硬通貨」,也就是上層權力的庇護。

前些年,像仇和這樣曾經幹得虎虎生風的所謂官場能吏,轉眼之間就風雲黯淡,最後成為階下囚徒,這種轉折基本和個人能力和工作績效關聯不大。擁有博士學位和令人豔羨的工作履歷的高官多如過江之鯽,但有幾個能不受官場潛規則掣肘,一直夾着尾巴做人的?和這些人相比,黃奇帆是幸運的,多少有些時刻可以真實的展現自我;和這些人相比,黃奇帆是不幸的,必須一而再的重複固定動作……

黃奇帆在當選重慶市長時,曾經熱情洋溢地說:「我熱愛重慶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我要像黃桷樹一樣扎根重慶。」他沒有意識到的一點是,是否像黃桷樹一樣扎根重慶,他自己說了不算。如今他終於離開了,應該說離開的時間還不算太晚,重慶模式的泡沫還沒有完全破裂,他還可以沾染一些榮光,作為退休後重慶歲月的回憶。不過,畸形公共輿論所描繪的黃奇帆精明能幹的形象,其實是另外一個淺薄的泡沫,隨着黃奇帆的離場,這個泡沫應該也到頭了。

這個泡沫的破裂,或許會引發一些嘆息,但不會掀起一絲風浪。

(溫克堅,青年經濟學者,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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