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正義 台灣

專訪德國駐台代表談轉型正義:建構「紀念文化」,讓受害者聲音被聽見

檢視「克服過去」是否成功?歐博哲引南非真相委員會的精神所在認為,該檢視的關鍵問題是,社會是否真的變得和諧了?


德國駐台代表、德國在台協會處長歐博哲(Martin Eberts)。
德國駐台代表、德國在台協會處長歐博哲(Martin Eberts)。攝:徐翌全/端傳媒

【編按】德國駐台代表、德國在台協會處長歐博哲(Martin Eberts)日前赴台南神學院,主講德國轉型正義經驗,分享德國如何在一個世紀之內,面對兩段黑暗歷史——二戰後的納粹罪行追查,以及東德共產黨垮台後的威權餘毒與罪行處理。

歐博哲在會後接受了端傳媒專訪,從個人經驗、家庭教育,談轉型正義在德國公民社會與生活中的落實。稍後在發生新竹光復中學學生在校內變裝遊行中扮演納粹軍人的風波後,他再度接受端傳媒的訪問,回應了這起事件。

「當得知這起事件時,我感到無法置信以及憤怒,」歐博哲認為,在這個事件中,光復中學學生以一種最冒犯的方式展現納粹符號、納粹制服。

「對於納粹政權及大屠殺的受害者來說,這形同侮辱;此舉對今天的德國和我的同胞而言,也是一種侮辱——我們痛恨被嘲諷為納粹罪犯。」歐博哲表示,明白校慶活動背後並沒有政治驅動的惡意,校方也做出道歉;但校方應該要認知到,他們有責任教育學生納粹政權的可怖之處,藉此提醒學生該如何面對歷史的過去,並讓學生採取負責任的行動。

每個世代的德國人都要克服過去

納粹勢力起於兩次大戰之間的德國,對其罪行的反省和究責,至今仍然是國際政治的重要課題。歐博哲在近期幾場演說中,皆引用天主教前教宗本篤十六世於2006年訪問波蘭奧斯維辛集中營後的一句話:

「過去不只是過去。過去的事讓我們看見未來不能走哪一條路,以及未來必須走哪一條路。」

歐博哲說:「我認為世界上沒有其他地方更適合講這段話了;因為奧斯維辛是人類歷史上最能代表恐怖行為的地方。」他提及,2016年1月27日,台灣首度參與響應全球猶太人大屠殺紀念日,「用一個小時的時間紀念這個全人類悲劇,對台灣別具意義。」

歐博哲指出,對於德國社會來說,要集體面對納粹屠殺猶太人的這段歷史,既長遠又複雜。德語稱這個過程為「克服過去」(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這個概念的正面意義在於,這不只是「直接參與戰爭與屠殺的那一個世代」的任務,而是其後每個世代的德國人都必須面對這過去,進而找到當代的方式,克服德國人共同的過去。

但使用「克服過去」這個字眼,乍聽之下會有些問題。因為如果只從字面看上去,「克服過去」似乎只是個人心理層面的事,容易被誤解為「簡單的心理過程」;但歐博哲說,當德國人用「克服過去」來談屠殺猶太人的史實,要克服的不只是簡單的記憶或經歷,而是一樁重大的歷史事件。

「對於1949年剛成立的新的、自由民主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來說,如果真的要成為一個被國際社會所尊重的國家,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跟這些打仗時的歐洲國家和好——特別是跟猶太人和好。」

歐博哲

德國第一次走過轉型正義之路,是發生在二次大戰之後。歐博哲形容那時在國際社會上,德國形同「賤民、流浪漢」,想重返國際,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德國如果想要真的回到國際社會,就必須做到神學概念中的即「回頭」或「悔改」。

「對於1949年剛成立的新的、自由民主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來說,如果真的要成為一個被國際社會所尊重的國家,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跟這些打仗時的歐洲國家和好——特別是跟猶太人和好。」歐博哲說,直到二戰結束後,德國都還沒建立一個「正常運作國家」的型態,來處理納粹遺留的問題。

最初着手處理納粹罪行的並不是德國政府,而是美、蘇、英、法組成的同盟國 集團。最有名的就是1945至1946年的紐倫堡大審。然而,紐倫堡大審其實只是針對納粹幾個頭號戰犯進行審訊,並非全面性的檢討。

在紐倫堡大審的同時,德國自己也開始了「去納粹化」的工作。具體來說,在德國當時的行政體系、司法體系以及公共生活領域,除掉納粹當時留下來的結構和影響力。許多公務體系和公職中,具有納粹背景的人遭到辭退,就連納粹時代訂定的路名,也一概除去。

歐博哲說,1949年聯邦德國建立後,去納粹化和審判罪行這兩個「克服過去」的做法,持續進行至今,過程延續數十年。就在2016年9月,現年95歲的前納粹軍醫札夫科(Hubert Zafke)還出庭受審,他被控3681條「謀殺幫助犯」的罪名。

建立與猶太人的友誼

身為德國人,歐博哲也提到自己嘗試「和猶太人和好」的經驗。1988年,他出任德國駐匈牙利布達佩斯大使館新聞暨公關事務專員。這一年,歐博哲首度派駐國外,必須接觸當地猶太人團體。他花了幾個月,嘗試融入一個當地猶太人家庭圈子,與一名50多歲的猶太人紳士成為朋友。

「我們交情很好,常聊天、講很多話,但都沒聊到相關議題(指納粹大屠殺)。」歐博哲回憶,幾個月後,他才輾轉得知,這名朋友曾經待過惡名昭彰的奧斯維辛集中營,所有家人都在奧斯維辛遭到謀殺,除了他,無人倖存。

「我這才知道『面對過去』的重要性……,即使他和我很要好,我仍感覺非常不舒服,」即使距今已經30年,歐博哲仍忘不了當下的衝擊,「就我個人而言,不能為納粹屠殺悲劇負責任;但身為德國外交事務人員,真的感覺非常糟糕。」

令他驚訝的是,他所認識的猶太人,大多並沒有提出尖銳的要求,例如索討補償等。幾年後,官方對猶太人的賠償才開始運行,當地重新整建布達佩斯的猶太人教堂,這也成為歐洲最大的猶太教堂。

歐博哲育有四個孩子,最小的兒子今年22歲,曾在中學時代參加德國學校與以色列學校進行的交換學生計畫。

當時,一群耶路撒冷的中學學生前往柏林,停留期間長達三週,他們一起上課、遊戲,甚至一同前往柏林的猶太人大屠殺博物館。交換生不住宿舍,住在德國同學家中,歐博哲家當時就接待一名猶太學生。

幾週後,輪到歐博哲的兒子前往耶路撒冷,在當地民眾家住了三週,帶回的最大收穫就是友誼。「我親眼見證他們一起玩、一起唸書,最後變成好友。我們不需要感覺羞愧或笨拙,我們只是一起在面對共同的歷史。和解,是我們最終的目標。」他說。

「這些受害者聲音應該被社會聽見。很多受害者至今不敢講出自己的話,內心還處在重大創傷當中。」歐博哲指出,所謂的紀念文化,不是立個紀念碑、博物館就算數,而是必須真正重視、關懷受害者,傳達出他們的聲音,甚至傳給下一代。

「要處理過去的歷史,為什麼那麼困難?為什麼被一再拖延?」歐博哲拋出這個議題。他的答案是,這除了與人類逃避心理有關,還有另一個棘手的事實:整個社會絕不可能有一個「真正的歸零的時間」。 他解釋,納粹政權倒台,在當時看似是一種「歸零」。然而,即使當時德國做了很多「去納粹化」及審判罪犯的工作,整套社會運作系統,仍不可能被完全更新。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產生諸多矛盾。當時德國百廢待舉,在司法界、行政單位、經濟部門,需要同一批專家;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很多社會衝突。尤其,當受害者看見曾迫害他們的特務人員或國安份子,高枕無憂、毫無羞愧的積極活動,不但被社會接納,還領有高額退休金,內心痛苦,可想而知。

歐博哲說:「問題核心是在於,並不是所有的不公義都是可以被司法處理的。很多案子也不是即時被處理的,處理的時間也不是很適當。所以這時候,去建立一個有價值的『紀念文化』,就非常重要。」

「這些受害者聲音應該被社會聽見。很多受害者至今不敢講出自己的話,內心還處在重大創傷當中。」歐博哲指出,所謂的紀念文化,不是立個紀念碑、博物館就算數,而是必須真正重視、關懷受害者,傳達出他們的聲音,甚至傳給下一代。

成功轉型正義案例:史塔西檔案局

德國的第二次轉型正義經驗,發生在1989年東德共產政權倒台後。兩德統一後,德國必須對東德政權的受害者進行賠償和和好,例如對東德政權罪刑進行審理等。於是,轉型正義工程又重新浮上檯面。

具體而言,這些工程包括針對前東德國家安全部的恐怖統治進行司法調查,以及調查柏林圍牆的東德民眾被射殺案件。此外,針對東德時期的賄賂和作票行為,官方也展開清查。

但歐博哲指出,即使已經有這麼多司法調查,至今仍有許多問題懸而未決。

「這些傷口,到現在還留着,」他舉例,社會上常有這樣的討論:前東德的退休高官,有沒有領取高額退休金的合理性?東德政府當初將異議份子家庭的兒童強迫出養、強行奪走異議人士的小孩,甚至有許多政治犯的孩子甚至無法進入大學就讀,一生遭到歧視——這些傷害,應該如何被補償?

歐博哲認為,處理東德時期的轉型正義,在校園中仍然做得不夠。社會上公認較為成功的轉型正義案例,是對民眾開放前東德國家安全檔案局「史塔西」(Stasi)。

東德解體前,史塔西曾是全球最有效率的秘密警察機構之一。如今,這些檔案不但被完整保留,且開放民眾查閱。

「不只開放給研究歷史的人,而是所有受害者,你想去查,就能去查!」歐博哲指出,許多遭東德政府迫害的受害者,在史塔西找到自己的檔案,包括當時是哪些「抓耙子(編按:台語,指告密者)」去告狀、國安機構所撰寫的所有報告,乃至於哪位間諜做了對被害人不利的供詞,都能在史塔西找到。

大部分被壓迫的被害人,在檔案裏面發現,密告者是親戚、朋友、同學、鄰居等周遭的人。「但我們認為,公布這些事情,總比掩蓋實情來得好,」他(歐博哲)說。

「史塔西的成立,對於社會的和平與和好是功不可沒的。其實,光是機構的設立,就已是公義的符號,讓每個受害者都知道:無時無刻都有管道去了解自己那段傷痛的過去。」他觀察,這些檔案其實被運用得非常頻繁;值得注意的是,公開加害者與受害者檔案,並沒有造成恐懼或是彼此猜疑的社會氛圍,也沒有看到報復的行動。相反的,真相得以自由傳播後,帶給社會的是一種澄清、解放的效果。

不過,當然檔案剛剛公布的時候,某些政治人物曾替秘密警察工作等「抓耙子」的檔案曝光,政治生命就結束了。直到今天,這種狀況仍然存在。少數的人因情節不重大,得以留在公務系統之中,但「活得非常丟臉」。

較多的案例是,大部分被壓迫的被害人,在檔案裏面發現,密告者是親戚、朋友、同學、鄰居等周遭的人。「但我們認為,公布這些事情,總比掩蓋實情來得好,」他說。

常有人問歐博哲,如何檢視「克服過去」是否成功?他答,不妨觀察社會上的怨忿、敵視是否有減少?倘若一段時間過去,敵對情緒減少了,轉型正義才能算是成功。反之,若社會裂痕或仇視加深,就能知道當下的方法是行不通的。這也是南非真相委員會的精神所在——該檢視的關鍵問題在於,社會是否真的變得和諧了?

「作為一個德國人,我並不是要來教導大家什麼。我很樂於跟大家分享,但我必須帶着謙卑的心情,」歐博哲說,一個健全的公民社會,絕對不能建構在謊言或逃避之上;轉型正義在德國,其實還有很多問題至今尚未解決,「我們不能說是完全『做好了』、『做完了』。」

但至少,史塔西的成立,讓他和周遭的社會意識到:面對巨大的歷史創傷和社會撕裂,和好與和解,並非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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