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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媒、資本、觀眾:中國爛片與中國式影評

豆瓣不是最後的淨土,評分變為民眾向資本及權力喉舌示威的手段,卻也讓影評的價值進一步降低。


人民日報客戶端撰文《豆瓣、貓眼電影評分面臨信用危機惡評傷害電影產業》。
人民日報客戶端撰文《豆瓣、貓眼電影評分面臨信用危機,惡評傷害電影產業》。攝:端傳媒攝影部/設計圖片

12月28日傍晚,《人民日報》評論組在微信公眾號發表評論《中國電影,要有容得下「一星」的肚量》,指國產電影要坦誠面對「差評」。文章閱讀量很快超過十萬(十萬為微信公眾號閱讀量熱門與否的判斷基準之一),網民紛紛表示費解。因為就在當天早些時候,《人民日報》客戶端發出文章,指「惡評傷害中國國產電影」,點名批評中國兩大社交平台「豆瓣」及「貓眼電影」操縱惡意電影評分。給國產片差評,文章獲得大量轉發討論,旋即有其他傳媒跟進,中央電視台電影頻道也發出相關報導。

有網友在公眾號留言,詢問為何《人民日報》和早前立場不一,公眾號管理回應四個字:以此(公眾號文章)為準。雲淡風輕,又大手一揮,一錘定音。

有不少人會覺得,官媒抨擊網絡評分,維護國產電影,是「意識型態管制」的又一次延伸。但這樣的前後不一,顯然不是如此簡單。由「惡評是否會傷害電影產業」,延伸到「豆瓣的電影評分是否公正」,再到「電影的虛假評論與水軍」及「中國觀眾是否對中外影片有雙重標準」,人民日報掀起的「差評風波」涉及不少話題,也牽扯出整個中國影評行業的困境。。

憤怒的出品方

《人民日報》客戶端的「惡評傷害國產電影」文章,不經意在為近期上映的《長城》、《擺渡人》兩部電影的口碑叫屈。據聞,客戶端操作實際已脫離《人民日報》,文章或與《擺渡人》投資方阿里巴巴影業不無關係,有人質疑外包出去的客戶端編輯,是否以收費「軟文」的方式保護《擺渡人》,然而很快淹沒在各種嘈雜裏。

出品方因為電影口碑而憤怒,這也不是第一次。2015年10月,影評人文白在個人公眾號中質疑電影《夏洛特煩惱》抄襲美國電影《Peggy Sue Got Married》,《夏》出品方開心麻花娛樂文化傳媒有限公司震怒,入稟狀告文白,要求賠償損失費221萬人民幣。訴訟至今未完結,2017年春節將最後一次開庭。

前不久,張藝謀的《長城》上映,微博上有影評人看完之後怒評:「張藝謀已死」,出品方樂視影業隨即附上律師函,在微博上也同樣惡語相向。新華社很快推出一篇文章:《〈長城〉帶熱賀歲檔,不應刻意唱反調》;人民日報微博也點評道:「中國有能力出口電視機,也有實力出口影視作品。葆有文化自信,講好中國故事,中國文化該出去走走了。」

買好評,留面子,與豆瓣網的「特立獨行」

中國電影業近年發展迅猛,但出品公司顯然不是只看票房。浩大的面子工程,早就變成某種行業標準。2010年時,「影評人」稱謂尚未如此普及。但中國電影出品方給影視線記者紅包,邀請他們為自己說好話已非罕見,一些記者甚至不收紅包就不肯出席觀影。影評人獲邀提前看片,多半只是摸摸口風,在上映之前對口碑有基本把握,並不會限制影評人的口徑。

隨著微博崛起,「影評人」越來越多,片方也開始慢慢將宣傳轉移到了社交媒體陣地,逐漸攻陷了所謂「影評人」戰線。如今,向「影評人」買好評已經變成行業潛規則。這些「影評人」,大多時常發布電影觀感,因其描述方式,口吻和觀察角度貼合觀眾,他們的粉絲成倍增長,轉發和閱讀量也極高。只要有渠道,紅人的一條電影百字短評可收入1000元人民幣,普通的軟文價格由一字1元到3、4元皆有可能,長文可索要八千上萬,訂閱者眾的電影類公眾號,一篇專文甚至可以要價二十萬甚至更高。

宣傳方會單獨問詢作者價格,進而以潤筆費形式向「影評人」支付酬勞,之後「影評人」還可深入微信,以紅包犒賞各個群組,請求同行或上下游轉發。幾乎成為固定模式。電影宣傳方幾乎已經收編了許多這樣的微博認證用戶和微信自媒體,量產文章,向讀者輸送觀點。一整個軟文產業生態就此拉開,筆者認識的一位資深宣傳就曾經說:「我從來不覺得他們是影評人。」

資本先行,錢多速來的中國電影行業,在這樣的模式下已經運作成熟。片方「買」慣了好評,偶爾見到意料之外的劣評,涵養稍差就無法自控。他們一直在這個營造華麗辭藻和光鮮口碑的語境裏,料想異見者一定「別有用心」。明明資本讓地球照常運轉,這些「影評人」為何意見多多?

少數沒法買的「好評」,與豆瓣貓眼這些平台,成為了片方的「假想敵」。豆瓣貓眼都設定了電影評分功能,用戶可以根據個人體驗,為觀看過的電影打分,電影評分,以全部用戶評分平均計算。豆瓣並非沒有上述這種「影評人」,也並非沒有通過技術手段製造投票的空殼用戶,但由於豆瓣用戶基數大,過億用戶使得最後呈現的分數與八九十後城市青年電影觀賞趣味大體吻合,成為中國內地電影文章推送的主要參考。豆瓣評分變成電影在中國影迷群體的一種標準,營造出「豆瓣高分,必屬佳片」的默契。

大眾影評:民眾向資本和權力示威

2016年底,《擺渡人》上映之後,豆瓣很快迸發劣評潮。電影主創們不得不在社交媒體上發表「但我喜歡」這樣的態度,期望挽回口碑。該片陣容鼎盛,演藝界不少相熟的同業紛紛以「我也喜歡」轉發。但事態並未好轉,反而讓觀眾紛紛表達對主創的失望。接下來才有了人民日報客戶端,中央電視台等媒體的助陣。

片方誤將豆瓣低分當作假想敵,最終引起大論戰。他們潛意識把豆瓣評分當作個體反饋,當作約定俗成,也妄想將這樣的評分納入電影工業的下游。個別「影評人」可以用紅包「招安」,龐大的打分群體怎麼「招安」?搶佔喉舌,定性站隊或許是「條件反射」,不講規則的工業妄想用「政治式」的手段來解決,看上去活像取經於毛時代的「文鬥」。

豆瓣的普通用戶不是上述「影評人」,少數個體可以姓「黨」,可以姓「錢」,普通觀眾卻是一個龐大的群體。檄文式的征伐不僅沒能達到目的,甚至引起了反彈。人民日報客戶端發出文章後不久,有不少用戶呼喊「必須保衛豆瓣」,並發起「一星運動」,號召大家給年末的國產電影打低分。成效立現——《擺渡人》評分在豆瓣應聲而跌,截稿時,其分數已經跌破4分(滿分10分)。

這舉動,無形消解了豆瓣評分的影評成分,或者說,從另一角度證實了豆瓣評分並非影評。評分不姓「黨」,不姓「錢」,可以一怒之下被情緒操控,變為民眾向資本及權力喉舌示威的手段。在討論中,社交平台上變成站隊大賽,彷彿宣傳喉舌和豆瓣貓眼之間,只有一邊可以代表電影真諦,仿佛支持豆瓣貓眼,才是支持真影評。為挺豆瓣而去為年末大片打低分的豆瓣用戶,無疑將事件複雜化,也讓豆瓣評分的可參考價值進一步降低。

口水戰之外,好評論仍然匱乏

中文語境對「影評」本身的討論早已失序,或者根本還未建立起來,中國內地尤為如此。中文談到的「評論」,混雜了英文中所指的「Criticism」和「Review」。Criticism 是作品藝術和文學層面的分析與判斷,它與普羅大眾的需求不同。大眾在入場前,希望知道電影的相關介紹和評價,他們需要的只是review。

Review 是從觀眾視點,指出電影觀賞過程中感受到電影的優點與不足。在中國電影迅猛增長的這些年,能激起討論的對象往往是 review,但我們談及電影和評論傳統所援引的種種現象,實際在說Criticism。豆瓣貓眼,微博微信這些平台恰恰催生了reviewer的數量,人人都可以做reviewer,被混淆為人人都可以做critic,之後引發的內容狂歡,當然將Criticism越拉越遠。Criticism與大眾的距離不重要,因其意義不在於此,它不參與任何觀影感受的交互,也與量化感官刺激不相干。

以此梳理,中國影評人的絕對數量並不少。他們也沒有被招安作產業下游,如許鞍華的《黃金時代》曾經激起一系列圍繞歷史、文學與電影的大討論,但這些深入討論,對其票房收入並無貢獻。Review 才是連結電影和觀眾的重要環節。點評人若在社交平台有話語權,他的打分很快會被截圖,放進各種文章,當作指標,也會引發小群體的觀影熱潮。片方要將這些人「招安」,已經是自大到讓人厭惡,妄想進一步「招安」普通觀眾,也就難免碰壁。

原本,豆瓣評分至少可以變成更有效的review參考。但這次事件之後,本來就混沌的電影評介平台恐怕會變得更加面目模糊。即便 IMDB(互聯網電影資料庫),也越來越意識到他們用戶評分不僅與criticism相去甚遠,他們也早就會單獨列出歐美主要媒體的評分,與用戶評分參照印證。豆瓣評分如今仍然只是對用戶的激勵,被動地成為了一種標準。當無數人引用其為「評論」結果,它本身的功能和位置也模糊了大家的認知。

控制文藝:從政治掛帥到隱蔽天網

影評人magasa曾經說,其實影評絕對有能力傷害電影工業。所例舉的是毛澤東1951年的《應該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戚本禹1967年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宫秘史〉》,《解放軍報》1981年的《四項基本原則不容違反——評電影文學劇本〈苦戀〉》皆可算在criticism範疇。這些文章對電影和工業的破壞,力遠比今天的所謂「影評」和低分更為強大。

很長一段時間裏,文藝評論直接驅動著中國的政治運動。不止電影,從戲劇到音樂,從《武訓傳》、《清宮秘史》,到《海瑞罷官》及鄧麗君歌曲,喉舌一路傳遞著政治訊號,從文本分析出發,將一己之見鋪張到舉國上下。

這種政綱宣讀般的評論,如今偶爾以反擊之態出現,卻還停留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眼界和方法,早已失去效用。《人民日報》客戶端狠批惡評一文鎩羽而歸,不知應該慶幸還是莞爾。而當《中國電影,要有容得下「一星」的肚量》一文出現後,民眾紛紛表達「這才是人民日報該有的樣子」,又似乎旁證了:最終所有的討論並非在於曲直,只不過是選擇立場。真正的評論還是如此稀缺,它原本應該滋養大家的判斷與鑑別力,如今卻還委身於「向觀眾介紹好電影」的角色裏。

而回看當年的評論文章,作者們的諸多姿態傳承有加,一心要訓斥民眾,實則更要訓斥創作者和知識分子。這些姿態如今還在,大手一揮回覆「以此為準」,「不應刻意唱反調」的規勸,甚至之前馮小剛與萬達就《我不是潘金蓮》的爭執,人民日報也特地回覆「未成曲調,先有對罵」,點評電影宣發「味道說話」,似有慍色地發出「不妨少些口炮,多些口碑」。所謂的「主持公道」,「撥亂反正」,都是押解式行徑。文藝評論離開大眾視野,卻從未脫離監控,在軟文和口水仗的年代,喉舌似乎連這工具都不需要了。從容面對爭執,看清風向再加以疏導和責問,儼然已成新世代的思想指導。這與廣電對各種商業作品的刁難互為補足,構建出一張天網,隱隱地覆蓋在文藝創作頂頭。

中國電影去年票房440億人民幣,樂得業內人士早早保證,一心要2016年的票房衝到600億。這個數字無論是「政治任務」,還是面子工程,都已然落空,甚至全年增長沒有達到3%。據聞,現時要將農曆年前上映的電影票房全計入2016年帳目,用春節檔力谷,務必做到「圓滿」。這龐大的工程已經沒法分清要滿足誰的虛榮。種種尷尬場面,皆可在過往事件中找到源頭:路線正確,面子好看,又要自欺欺人,完全限定了電影發展之路。

資金不斷滾動,爛片不斷出爐,「影評人」口碑護航,再勒令民間不得差評,甚至可以分分鐘選送一部爛片去奧斯卡。民間的回應全變成了立場之爭,論點模糊,對行業恐怕也難有幫助。此時被提及無數遍的真正影評與影評人,還在一隅不斷耕種,又彷彿與世隔絕。

豆瓣不是最後的淨土,中國電影面對「複式」劫難,比奇異博士的多維世界更難展開。人們對著空氣論戰時,這遊戲如此不斷進行下去,像是漫畫當中玩弄時間一樣,玩弄著關於電影的所見所聞。

(張碩文,前電影雜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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