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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菲律賓反毒戰遺孀的平安夜

「現在只有我一個人守在這裡,我要我們一家人,一起渡過這最後一次聖誕。」


平安夜當晚,在小城比尼安(Binan)一條小村落,Kimberly Sailog守在孻女的靈柩旁。設靈期間放置小雞是菲律賓中部與南部的殮葬傳統,當地人相信會為枉死之人帶來公義。
平安夜當晚,在小城比尼安(Binan)一條小村落,Kimberly Sailog守在孻女的靈柩旁。設靈期間放置小雞是菲律賓中部與南部的殮葬傳統,當地人相信會為枉死之人帶來公義。攝:Anthony Kwan/端傳媒

七子之母的Gina De Lemon清楚記得丈夫Ricardo被槍殺當晚的過程。當天傍晚,Ricardo如常駕駛吉普車,她坐在司機座旁,兩口子已經在回家的路上。車上僅餘的幾名乘客相繼下車後,Gina在倒視鏡留意到全車剩下一個頭戴黑色鴨嘴帽、身穿黑外套的男子。她未及細想,電光火石之間,黑衣男子已拿出配備了消音器的手槍,開始從後朝他倆開槍。子彈第一發不中,Ricardo試圖全速駕駛逃命,直至身中第二與第三槍。他用盡最後的力氣,把身旁的妻子推下車。槍手下車後迅速被一輛摩托車接走並駛離現場,遺下Ricardo在血泊中。當時他們的幼女Rica只有三個月大,Gina記得丈夫氣絕之前對她說:「不能是我倆(都死去)。」

當天是今年8月6日,杜特地正式宣誓成為總統一個月後不久。杜特地在六月初未正式就任時已曾公開說過,如果有市民碰上毒販,「殺掉他,我會給你一個勳章。(“Shoot him and I’ll give you a medal.”)」在杜特地治下,伴隨其鐵血市長傳奇的「達沃暗殺隊」(Davao Death Squad)模式已搬到首府馬尼拉每夜上演。在過去,馬尼拉並非免於罪案,但暗殺行動之盛,可算絕無僅有。

我在上月尾曾跟隨當地記者,於深夜至凌晨時份,去過兩個「行刑」現場。其時,反毒戰已經進入第五個月。在警察的封鎖線外,圍觀的市民有時耳語如常,大多靜默,唯一響徹的,是在場家屬瑟縮在一角的痛哭之聲。一具具猶暖的屍體經鑑證人員在現場取證、紀錄之後,都被裹進一式一樣的藍色塑膠袋,再在他們眼前抬上車,送去公眾殮房。一如他們的生命,無名無目,猝然消逝於那些鬧市霓虹未及照亮的貧民區街頭,或寮屋之簷下。

當地記者告訴我,他們已經連續數月每晚駕車走遍各市大街窄巷,追蹤警方的反毒行動。在整個馬尼拉都會區,每夜皆有人被殺。也許除了平安夜與聖誕。

在其中一個位於貧民區的「反毒行動」現場,鑑證人員正抬出一具屍體。
在其中一個位於貧民區的「反毒行動」現場,鑑證人員正抬出一具屍體。攝:Anthony Kwan/端傳媒

法外處決文化蔓延

丈夫死去之後的兩個月間,Gina的思緒一片渾沌,家務做不了,甚麼也記不進去,最年長的幾個孩子只好暫時休學。Gina較小的三個小孩,始終還未懂得甚麼是死亡,「他們不時在想爸爸只是離家去了遠行。過了好一會他們彷彿才隱約明白,爸爸是不會再回來了。」被三姊抱在懷中的幼女Rica如今七個月大,眨著一雙圓滾滾、不諳世事的眼睛。

Gina知道,這城裡有著很多跟她一樣的女人,在因此承受著至親的死亡。有外媒喚她們作「杜特地反毒戰的遺孀們」。菲律賓獨立媒體Rappler整理警方紀錄,統計出自7月1日至12月29日期間,共有6214人死於「反毒戰」中,其中僅有約2100人為警方確定的疑似涉毒者,其餘四千人都死於「法外處決」,換言之,這四千人可能根本與毒品無關。「我丈夫不煙不酒,與毒品完全沾不上邊。」Gina反覆向我強調。

Gina一家八口棲居於馬尼拉三巴樂市(Sampaloc)貧民區一所兩層高的寮屋上層。整所寮屋由木板、鐵皮與尼龍膠袋搭建而成,蟑螂不時在夾縫中竄動;簡單的間隔,容讓兩至三個家庭分住,再共用廁所與水源。屋內唯一的聖誕「裝飾」,是年約十歲的三女Regina用顏色鉛筆手畫的一棟聖誕樹。Gina和丈夫皆在馬尼拉出生與成長,這座充滿貧富兩極視覺衝擊的城市,就是他們的世界。

Gina De Lemon 一家八口棲居於馬尼拉三巴樂市(Sampaloc)貧民區一所由木板、鐵皮與尼龍膠袋搭建而成兩層高的寮屋上層。
Gina De Lemon 一家八口棲居於馬尼拉三巴樂市(Sampaloc)貧民區一所由木板、鐵皮與尼龍膠袋搭建而成兩層高的寮屋上層。攝:Anthony Kwan/端傳媒

Gina的「家」,目盡所見就只有一個勉強搭出來的上下格床、一排貯物膠櫃、一張殘舊的小沙發,一部舊電視,與一個小小的祭壇和聖母像。陋室如此,彷彿依舊容得下信望天主的虔誠。只是我不知道她心中的神,在平安夜此刻是否在場。

直至今天,每當Gina聽到煙火或炮仗聲響,心頭都會驚恐一震。事發那輛陰影餘繞的吉普車,當時是丈夫租來的,現在已另有人駕駛。至於亡夫留下最重要的資產,大概是那輛小小的三輪車。兩個月前,失去經濟支柱的Gina開始拾起亡夫生前兼職的故業,每日下午出門,開上這輛三輪車在街上載客,賺取二三百元披索的微薄收入,再在傍晚回家。

「以前我都留在家照顧孩子。現在開車好麻煩,有時跟車的小孩比乘客還要多。」記者在平安夜傍晚登門造訪,那是她剛剛回到家開始準備晚餐不久。「我們這裡沒有晚飯時間,誰餓了就誰先吃。」Gina說。說時,十五歲的長兄也坐在上架床上,為幼妹開熱水沖奶粉。

「如果我再見到他,我應該能認出來。」但Gina說,她在記憶裡翻箱倒櫃,依然怎樣也想不起槍手的容貌。每次嘗試回想,腦海都只是浮現亡夫的臉。

對於元兇誰屬,Gina心中有些微答案。去年初,Ricardo無故被幾個警員以涉及搶劫案為名扣留,期間更遭毆打,直至19天後才獲保釋。她刷著手機屏幕上的照片,向記者展示當天丈夫身上大大小小的瘀傷。事後丈夫告訴她,這一切也許源於他與一個現任職警隊的老朋友交惡有關,誣告他是出於報復。Gina相信她知道誰是幕後黑手,但人心到底才是更難以洞察的黑暗。

Gina De Lemon和她七個月大的幼女Rica。一家八口的家中,擺有一個小小的祭壇和聖母像。
Gina De Lemon和她七個月大的幼女Rica。一家八口的家中,擺有一個小小的祭壇和聖母像。攝:Anthony Kwan/端傳媒

當時,剛誕下第六名女兒不久的Gina為丈夫的遭遇大感不平,堅持要替他洗脫罪名。她找到保安錄像,證實丈夫在該搶劫案發生期間根本不在現場。她於是在同年三月,拿著所有證據跑到位於奎松市的申訴專員公署立案,要求公署調查濫權拘捕及毆打她丈夫的九位警員。她也無法再放心讓丈夫獨自去出門工作,於是設法陪伴在側,有時帶同年幼嬰孩。

奔走一年後,在8月2日,她終於收到公署的回覆,確認當局會正式立案調查。四天後,她的丈夫被殺。她相信,當天槍手是衝著他們二人而來的,猶幸丈夫臨終之前竭力救了她。

「你相信這個司法制度會還你丈夫公義嗎?」我小心翼翼地問。她沒有真的回答。「我希望我能找到公道。」她緩緩地說,「但實際行動實在太難。那些有份傷害我丈夫的警員還在這一帶生活、工作。」

那九個警員曾一度被勒令休假數周以配合濫權調查,現在早已重返工作崗位,逍遙法外。很多人權組織認為,杜特地大義凜然的「反毒戰」,不只是對涉毒者的無情肅清、對程序公義與人權的踐踏,它所助燃的「法外處決」文化,也為這套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們提供一個上佳機會,去藉著「反毒」之名義濫權行惡、剷除異己。又有多少人像Ricardo一樣,無緣無故登上了行刑隊的死亡名單上?

「那你會害怕有天這些警員會回來再向你報復嗎?」我接著問。她沉默半晌,靜靜說道,「我擔憂子女的安全。但正因如此,如果我當初甚麼也不做,壞事必然會發生,可能我一周後便會死去。」Gina說,她知道那幾個警員偶爾都會從自己的警區跑到她鄰里附近流連巡視。她相信,他們現在不敢輕舉妄動,可能是考慮到媒體的注意。「在我能力尚及之時,我都不會放棄。」

Gina說,這次調查仍在進行中,不會隨著她丈夫逝世而結束。她盤坐在狹小的地板上,一手抱著不住嬉笑的女嬰,一手在記者面前攤開有關她丈夫被扣留案的文件與證據,包括公署發給她的信函,她提交的保安錄像的截圖、丈夫被虐的照片。

看著她那一地的文件,我忽爾猜想,保護孩子不是她奔走不懈唯一的動力──這是一個喪夫的女子,在權力當前所能堅持保有的,最基本的尊嚴。她要公道,哪怕「公道」只不過是一個說法。而公道必定遲來。

上帝恰好閉目

Kimberly Sailog的親友在她為女兒Kristine設靈的家門外悼念。
Kimberly Sailog的親友在她為女兒Kristine設靈的家門外悼念。攝:Anthony Kwan/端傳媒

同一個平安夜,在毗鄰馬尼拉的近郊小城比尼安(Binan)一條小村落,32歲的Kimberly Sailog獨自守在孻女Kristine的靈柩旁。小小的木屋底層本為客廳,此際成了臨時擺設的靈堂,親友不時進出,偶爾跟Kimberly低聲寒暄。靈柩光潔的白與鍍金的扶柄,被素色的鮮花、燭臺與暗紅色的布幕簇擁,莊嚴高雅,與一室由廢棄塑膠與木料補搭為壁的質樸感,形成鮮明對比。Kimberly腳下有兩隻黃色的小雞吱吱在叫,當地人告訴我,這是中部與南部人的殮葬傳統,他們相信,將小雞放在靈柩上,會助枉死之人帶來公義。

12月22日晚上約九時,12歲的Kristine扯著母親、胞姊與胞兄去教堂,準備參與十時開始的黎明前深宵彌撒。在這個舉國同慶聖誕的亞洲天主教國度,深宵彌撒是一年一度的全國家庭活動,連續九天進行,直至平安夜結束。

Kimberly在社區當家務工,當時剛剛下班回家,本來想要推搪女兒留家休息。但女兒盛情難卻,她在後面看著三姐弟走在跟前,往教堂的路上去。

彌撒開始之際,Kimberly決定帶同Kristine在教堂外上廁所。突然,她聽到兩下槍聲,目睹跟前一個女子中槍,然後是女兒倒地。流彈射進女兒的胸膛,流血不止,一直喚著「媽媽」。

當時教堂的大門已經關上,猶如上帝恰好閉目。她呼救無援,等啊等,終於等到一個路過的三輪車司機載母女倆到醫院急救。但Kristine身受重傷,最終搶救無效,撒手塵寰。當日,碰巧也是Kristine胞兄的生辰。

警方後來說,槍手本來是針對一名37歲的夜更保安員,但流彈卻誤中Kristine及那位受傷的女途人。Kimberly說,那位保安員是最近才搬來社區的,此前,她從鄰里口中聽說過他好像在「名單」上。「警察來過,說會展開調查。如果他一早就去自首,也許就不會這樣了…」但她明白,那不等於公道。「我有在新聞聽到很多人被殺。這不是我想看到的『改變』。這樣下去,社區永無安寧。」而誰又知道,那份「名單」上還有甚麼人。

Kimberly說,「Kristine明年就小學畢業了。她總是那樣活潑開朗,關愛家人…」她凝視著靈柩裡女兒的臉容,喃喃說著,「那可能會是發生在我身上」。她頓一頓,語氣充滿自責,「我情願如此,那樣會是更好…她這樣就離開,多麼浪費」。

「她的爸爸無法接受…所以現在只有我一個人守在這裡,我要我們一家人,一起渡過這最後一次聖誕。」

生命如此消盡,這樣隨機,這樣亳無邏輯。不幸如此純粹。這大概就是,一切暴力的底蘊。

時代裡的頑石

在其中一個「反毒行動」現場,一個家屬在親友懷中痛哭。
在其中一個「反毒行動」現場,一個家屬在親友懷中痛哭。攝:Anthony Kwan/端傳媒

我在離開Gina一家之前,向她問了我面對尚在喪女之痛的Kimberly不敢問的問題:除了這幾個濫權的警員,她是否覺得總統杜特地需要為丈夫的死負責?

「我不認識其他受害人。但我知道,很多人已經開始反對他的做法。」Gina說。她和丈夫當日投給了杜特地的主要對手、獨立參議員柏吾(Grace Poe)。然而歷史沒有如果。像他們夫婦倆的無數普通人,面對這時代之惡,只能奮力求存、惶恐渡日,或者不幸陪葬。

我記得到訪過的其中一個事發現場,有家屬事後輾轉告訴記者,他們連贖回亡父屍體的錢也付不起。人命如此貧賤,死去之後卻又欲取無從,我在心裡再次咀嚼,「尊嚴」究竟何物。

「反毒戰」根本不是一場「戰爭」──他們對自己將亡的命運,無從知曉、無從反抗,甚至來不及投降、自首,生命已經戛然而終。行刑隊在夜間出沒,如盜賊一樣匿藏在人群之中,偏偏卻是杜特地的狂言片語,彷彿為這場向弱者抽刃的屠殺,冠上了堂而皇之的口號。

但杜特地畢竟是一個時代的產物,正如他身後者眾,同受歷史制約與造就。對很多貧苦大眾與新興中產階級來說,混亂與失效既是社會日常,人權則不過是「離地」空想。司法不彰、根深蒂固的免罪文化,都是這個「寧枉勿縱」的循環得以持續運轉的緣由。這是為甚麼仍有那麼多國人,對杜特地上台後的血腥反毒作風不置可否。甚至是向來與體制不咬弦的左派政客,都因為在杜特地新政下得到官職委任,而對反毒戰濫殺平民的事實噤聲。

然而菲律賓民眾也並非全都盲目響應。當地民調機構「社會氣象站」(Social Weather Stations)於12月19日發布的民調顯示,雖然有88%受訪者認為杜特地上任後所住社區的毒品問題與治安得到改善,但數據同樣指出,有約七成的受訪者認為毒販該被「活捉」而非處決,且認為法外處決現象在杜特地治下有所加劇。甚至有45%的受訪民眾表示,「非常擔心」自己死於政府的反毒行動。萬惡也許終有盡頭,我想起Kimberly那句話:這不是我想看到的改變。

很多人怕,於是沉默。但也有很多沉默的人,在默默支援著像Gina和Kimberly這些受害者。在Gina為丈夫被誣告而四出奔走時,是她社區的委員會給她提供保安錄像證據、協助草擬文件,成為她申請立案調查的後盾;在丈夫被殺當天,那位在槍手下手前已下車的乘客,聞訊後專程跑到社區委員會,詢問Gina夫婦的安危與下落,並提交匿名證供。還有在議會裡不懈詰問程序正當性的反對派議員、紮根於草根的教會、決心捍衛法治精神的律師群體,在逐點凝聚抗議的力量。

現場市民在警察的封鎖線外圍觀,有時耳語如常,大多靜默。
現場市民在警察的封鎖線外圍觀,有時耳語如常,大多靜默。攝:Anthony Kwan/端傳媒

父親缺席的平安夜

「從前,每年聖誕,我們都會外出,帶著小孩,去市中心到處逛。我們會沿著馬尼拉灣的海濱長廊散步,或到公園散心,一家人在一起。」Gina這樣回憶。

她的三女Regina正在興高采烈地向媽媽展示她在鄰里傳福音籌到的零錢。這時,Gina佈滿細紋的黝黑的臉上泛起了淡淡的微笑,她在手機上翻出一張照片,那是Regina幾天前寫給父親的信,上面稚嫩的字體依稀用菲律賓語寫著:「爸爸,媽媽過得很苦,請你幫助她…沒有你,聖誕不快樂。」

可以肯定的是,他們往後的聖誕,再不會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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