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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方:扮納粹的學生,不該為台灣的歷史無感獻祭

面對種種歷史追問,台灣社會準備開始去尋找答案了嗎?


台灣新竹市光復中學校內活動上,學生穿上納粹制服、揮舞納粹旗幟。
台灣新竹市光復中學校內活動上,學生穿上納粹制服、揮舞納粹旗幟。facebook 圖片

新竹市光復中學某班級學生一場著納粹黨衛軍制服、舉鐵十字旗揚長而過,而全校上下竟不以為意,無人以之為不妥的麻木,招來了蔡政府以總統府高度發言,痛批此舉「是對近代人類歷史的無知」。

然而,蔡英文履任總統後的第一次對外授權以總統身分落款、立於沖繩(琉球)紀念戰歿台籍日本兵的「台灣之塔」上,該塔的銘文,卻逕將帝國日軍在二戰期間的行狀,總結定調成一句「凡犧牲一己性命守護他人之義舉,不應被後世遺忘」;而於對美軍登陸沖繩前夕,日軍為恐生肘變,而誘迫20多萬沖繩本土島民「玉碎」自殺的人道主義慘劇,未置一詞。

不知道,此舉又在多大程度上,體現出蔡政府對近代人類歷史的有知呢?

台灣社會比學生更清醒?

從高中生扮納粹以為樂,到蔡總統侈言日軍在沖繩的堅壁清野為「守護他人之義舉」,台灣社會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價值認知之含混,已非一日之寒。兩件事情在短短半年之間先後發生,也可以歸納出某些觀察。

近十餘年來,如何以「自己的方式」敘述二戰歷史、講述台灣身份,已成為宣揚台灣獨立意識者的一整套文化/歷史/心理和政治策略。此策略試圖證明:台灣人為何「不等於中國人」,台灣社會為何不應無條件地承襲「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經典敘事」。

然而,在今日同時繼承了戰時中國與日治台灣、「抗日」與「屬日」的兩條歷史軸線的台灣社會,究竟要如何看待二戰中的「自己」?而台灣人/中華民國人,究竟是「戰勝國」還是「戰敗國」的一份子?凡此種種,在今天的台灣社會,都已無法求取一個簡單粗暴、不容質疑的答案。

不同背景的當代台灣人,其身分認同上的猶疑和漂流,固有被包容、理解的空間;但是,個人與家族情感記憶的傳承,卻不應混淆了對戰爭兩肇代表的是非價值之判斷。

黨國歷史教育,輕忽二戰價值教訓

究竟是什麼讓台灣人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價值層次的判斷,日益模糊了呢?

往遠的說,過往國民黨威權時代對二戰/抗戰的主流敘事,大多只圍繞在中華民族如何英勇抵抗侵略、收復台灣,如何拯島民於倒懸等民族主義層次的論說。可惜的是,這套傳統敘事,對於法西斯陣營的價值觀,以及當年這場戰爭在爭奪勢力範圍、克復國家領土之外,還有哪些必須對決到底的價值理由,介紹甚少。

例如,一場全球反法西斯戰爭的艱難勝利,是怎麼樣讓全世界文明的發展方向,免於落入全球種族的金字塔階層想像、優越民族「生存空間論」、消滅「有害種族」的正當論,和以國家利益為名的極端優生主義等深淵?

而二次大戰由同盟國戰勝、軸心國戰敗的結果,又是怎麼樣喚醒了全球有識之士,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反思;怎麼樣催生出一套以平等為基礎,開展世界各國互動的遊戲規則?

為什麼今日之各國,已多視發動對外戰爭為非義,將消滅特定族群列為「反人類罪行」?這些全球人類社會在思想、道德觀上的進躍,以及循此開展的國際規則之重建,無不和二次大戰的結果,以及兩大陣營意識形態的勝敗息息相關。然而,凡此種種,皆極少見於當年國民黨威權時期的現代史教育話語中。

本土歷史視角,敘述二戰的尷尬

而自本省族群的日據戰時經驗重見天日、國民黨威權時期的「中國中心史觀」日漸凌夷以來,台灣教育體系中對二戰的著墨,則陷入一種不知該怎麼說,也不知該為誰而說、甚至不知道該從什麼立場出發而說的多重尷尬。

影響所及,使得台灣體制內教育,不僅持續輕忽二次世界大戰在思想和價值層次的對壘;在當下的台灣社會,更偶爾會見到因主體立場發生轉換,人們重新意識到家族親長中亦有曾效力於日軍者,就逕將戰時經驗給「浪漫化」,甚至替軸心國陣營洗脫惡行的唐突之舉。

當台灣政治的主流話語,拋開國民黨的中國中心史觀和只從民族主義層次申述的二戰傳統論述時,卻也把二戰之中,兩大陣營作為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在戰爭責任上分屬加害者和被害者的是非界線,給一併模糊了。

除此之外,國民黨在抗戰前期與日本政府邊打邊談、在抗戰過程中不忘剿共;以及國民政府在盟國陣營正式組成前,與納粹政權互動頻仍──甚至蔣介石個人,對國家社會主義的指揮動員模式也不無羨艷。這些歷史事實,皆讓舊日之台灣,在探討納粹之崛起時頗顯尷尬。

於今,當歷史研究逐漸揭開蔣介石的完整形象,也披露國民黨黨國統治下的建政模式,及其對戰時德國一黨獨裁體制的若干臨摹後,這些晚近見解,更容易被一些反國民黨者,拿來充作「中華民國沒資格批評納粹」論的張本。

究竟除了一黨獨裁體系之外,中華民國與納粹德國還有哪些異同?他們在建構世界「合理秩序」的想像時有哪些差異?這些討論空間,在今日台灣,也不免就被壓縮在膝跳反應式的「國民黨就是東方納粹」的口水之中了。

迴避倫理判斷的歷史記憶

此外,從2009年龍應台的《大江大海》刊行以來,一種思維方式,也日益在台灣社會流行開來──它將歷史考察的焦點拉近至個人,全然以個人生命經驗為經緯,並將他們在時代中的選擇或路徑,全都視為「被迫捲進戰爭和大時代的絞肉機」而加以大幅體諒;對於個人在戰火中的行為,不願輕易賦予判斷,也不忍心做出任何是非臧否和價值檢討。

彷彿,只要是「老人家」當年所經歷的,都是不自願的、甚至是被迫的;而只要是曾在台灣土地上留下過履痕的歷史人物,也可以不分脈絡地通通作為紀念、遙想或追懷的對象。

時至今日,不論是各種以「死者為大」、「先者為尊」為辯詞的歷史相對主義情緒,或是以「促進地方觀光、不忘先人故事、還原歷史原貌」為理由的殖民時期遺址復舊,均在台灣各處如水銀瀉地般開展。

然而,今日的台灣人在跨時空地重新親炙這些從日屬台灣移入當代台灣的時空場景時,卻往往沒法觸及到某些必要的「參觀提示」。

例如,在台南市孔廟旁的武德殿,遊人於今未能見到,對日本軍國主義思想下所詮釋的「武德」,置任一質疑之詞;在所謂的「愛國婦人會館」前,亦無緣看到,對戰爭中臺灣社會如何歷經皇民化運動、動員組織怎樣深及至家家戶戶的完整介紹。

在台北,當人們逛到西門町的西本願寺遺址時,也不會讀到:日本向外征伐時期,本願寺的日本佛教淨土真宗的「從軍布教使」們,如何為身陷殺伐中的日軍官兵,以「將忠君作為一種修行」之名,開脫其殺戮「應懲之人」的心理負擔。

更別提,近日在牡丹社事件的遺址石門古戰場內,「澄清海宇還我河山」的紀念碑刻被一夕鑿空事件,所呈現出的巨大荒謬感。

歷史地景再利用,需深刻反思

據聞,「澄清海宇還我河山」碑刻遭到鑿空的理由是:屏東縣政府文化局認為,光復後所立的「澄清海宇還我河山」並非「歷史原貌」;故乃汲汲於欲恢復牡丹社事件後,在日據時期被樹立的那座 「西鄉都督遺跡紀念碑」。

然而,「澄清海宇還我河山」紀念碑在當地存在、視為地方名勝也已超過一甲子。鑿碑之舉事先未諮詢地方意見,置「人民史觀」為空言;不加批判或解釋地簡單恢復「西鄉都督遺跡紀念碑」,更使當年侵擾牡丹社的西鄉從道,莫名其妙地忽而成為台灣土地上值得「紀念」的又一先人。

對「原貌」的重建,對歷史建築的再利用雖然並無不可,但必須輔以堅強的反省論述和思想準備,方得為之。

以德國為例,兩德統一、聯邦德國首都遷回柏林之後,不少原本從納粹時期、東德時期遺留下的公共建築,被新的統一德國政府繼續作為中央政府部會大樓使用。例如今日的德國國防部大樓,就是昔日納粹政權的戰爭部大樓。然而,今日的大樓敞廳正中,不但鋪上了以柏林被轟炸地圖為主題的地氈,以警醒每天來來往往的當代德國軍人;在樓宇內的地景規劃和廳室命名設置上,也不斷突出當年密謀華爾奇麗亞行動、意欲暗殺希特勒的軍官們的事蹟,斷無絲毫對納粹軍事成就魂牽夢縈的曖昧和溫情主義。

而今日的德國財政部大樓,則擁有雙重的歷史重負:它既是當年由戈林督建的納粹空軍部,又是東德時期的內閣辦公大樓。因此,在參觀這棟統一後差點被拆除的大樓時,除了能看到對建築總操刀者戈林的嚴詞批判,還能在某扇窗外,看到紀念一位東德經濟學家從此樓拋出溜索、帶著妻兒滑到柏林牆對面的裝置藝術。這些安排,都申明著今日大樓的使用者,對兩代「前房東」在道德上、價值上的批判和否定。

這是種直面是非的決絕,以及不因你我有所聯繫、有所「傳承」,就俱引以為同道的明辨。對照台灣當今對殖民遺址,或對威權統治者的起居殘跡,皆以促進觀光或保留文化資產之名,不加思索地復舊、溫情脈脈地活化使用,又何止以道里計?

納粹風波,到底應該追問誰?

對二戰戰果和結局意義的修正主義衝動,並非台灣一家獨有,且多發生在冷戰結束後,自我認同忽然翻轉漂移,歷史敘事和當下政治鬥爭緊密糾葛之地。

例如在東歐,不少烏克蘭和其他前東歐國家的民族主義者,因反對蘇聯統治、重述自己民族遭到併吞、文化清洗和播遷發配的痛史,而傾向將揮軍東歐的納粹軍隊,在某種程度上視之為「解放者」。

而在今日的大陸,一方面瀰漫著將反日論調高唱入雲、不容對二戰戰果翻案修正的國家主義情緒。但另一方面,不少激動的反日主張者、甚至軍武愛好者,在言說之間,往往卻也對納粹德國吞食大片「民族生存空間」的效率,頗顯目眩神迷。

對二戰戰果定性模糊、對戰爭責任是非不加臧否的曖昧,乍看之下,也是台灣社會在戰後主權再度移轉的現況宿命下,自我解脫、消解「祖國」、再造身世、宣告島嶼「脫華」情緒的另闢徯徑之舉。

然而,此一操作行之多年以後,身處台灣社會的人們,不免在價值和理念層次,滋長出對全球反法西斯戰爭的淡漠。而在現實地緣格局下,部分台灣分離主義者與日本右翼的歷史修正主義者,在思想與情感上皆極易互附取暖的衝動,更助長了台灣社會的主流心態,無視世界主要範圍內的「政治正確紅線」。

更令人玩味的是,當左翼小清新日漸成為台灣政壇的流行語彙之際,積極從日本殖民印痕中,提煉脫離中國正當性的台灣「新國族身世」表達,卻又反諷且宿命地,淪為了日、歐、美等地偏激右翼勢力的同道人。

在沖繩,由蔡英文以總統身分,代表當代的台灣人民落款的「台灣之塔」碑文中,「昔為同胞、榮辱共擔」的台日戰士們,其可榮者何?可辱者何?當年受歧視的台灣人,踴躍報名加入日軍的心理動機,又有哪幾種層次?而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共組的軍隊,兩者是否真的應該「共擔」戰爭責任?關於這些追問,台灣社會準備開始去尋找答案了嗎?

如果連這一步都沒有辦法踏出,那麼誰又有資格要求,區區一所中學和一個班級幾乎無可避免的錯謬,要去替整個社會長期的虛空來獻祭跟買單呢?

(何方,媒體人,現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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