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來了 觀點 天下大勢

余杰:回首列根,眺望特朗普(上):總統與商人

在列根之後的歷屆美國總統當中,特朗普是跟列根最相似的一位,甚至比列根的副手老布殊更像。


余杰:聲稱景仰雷根並在三十多年前與雷根會晤過的川普,有沒有可能在任期內,創建雷根那樣的功勛呢?
余杰:聲稱景仰列根並在三十多年前與列根會晤過的特朗普,有沒有可能在任期內,創建列根那樣的功勛呢?攝:Michael Evans/The White House/Getty Images

特朗普(川普)勝選之日,我毫無驚詫之感,因為我早已料到此一結果。預測特朗普勝選,不需要多麽睿智,但要有足夠的誠實。我一邊在電腦前看不斷刷新的各州選票統計數字,一邊讀列根(雷根)的傳記 President Reagan: The Triumph Imagination。有意思的是,這本傳記的作者,是傾向民主黨的自由派知識分子理查德.里夫斯(Richard Reeves),雖然作者不認同列根的很多理念和政策,卻不得不承認,列根是當代美國最受尊敬的人物之一,在多次全國性的民調中,列根被美國人選為超過華盛頓和林肯的「最偉大總統」。

理查德.里夫斯認為,沒有人管列根叫知識分子,但列根是用知識分子的眼光來看待世界的。列根是個理論家,對自己的一些理論篤信不疑。列根工於辭令,能把這些概念變成價值觀和情感。列根有一個明確的願景:未來的美國將是一個小政府、低稅收、減賦稅、享有軍事優勢的國家,美國人可以大步流星地走在世界上任何一處窮鄉僻壤的犄角旮旯,而沒有安全之虞。如本書的書名所示,「列根憑想像爲美國塑造了一個未來,他把這個想像中的未來的一部分變成了現實」。

那麽,聲稱景仰列根並在三十多年前與列根會晤過的特朗普,有沒有可能在任期內,創建列根那樣的功勛呢?

一、總統:用觀念改變世界

列根,面對大局的直覺

列根剛到華府時,華府的官僚們都看不起他;列根的幕僚們亦認為自己比總統更聰明。但是當列根卸任時,美國和世界都為之而改變,美國恢復了強大與自信,冷戰的天平出現了逆轉,全世界都知道什麼是「列根主義」──沒有幾個美國總統實現了用自己的名字冠名某種「主義」。

列根不是那種聞雞起舞、韋編三絕的總統,在國事最緊張時,他照樣能「偷得浮生半日閑」。他親自做的事不多,最大的長處是懂得用人,用「對」的人。他在柯立芝總統的傳記讀到一句話:「在履行公職時,有一條行動綱領比其他原則都重要。那就是:別人能做的事情,千萬不要自己做。」從州長到總統,列根一直身體力行這一原則。

在列根之後的歷屆美國總統當中,特朗普是跟列根最相似的一位,甚至比列根的副手老布殊(老布希)更像。華府精英和主流媒體盡可懷疑特朗普缺乏從政經驗──特朗普第一次投身公職生涯,就選上了總統;列根畢竟還當過經濟強州加州的州長。但特朗普組建的執政團隊,沒有一個是「弱兵」。

韓信曾對劉邦說,自己善於統帥士兵,劉邦善於駕馭將軍,這就是皇帝與元帥的差別。特朗普像劉邦而不像韓信,他在推特上宣布,他不願像歷屆總統那樣,每天早上聽取手下的新聞簡報,「為什麼每天都要聽千篇一律的內容呢?」他要依靠某種類似於獅子、老虎、獵豹的直覺作出判斷,這種天才式的直覺,往往比學院訓練出來的知識和經驗更管用。治理美國這樣的大國,尤其是在國內外局勢都面臨「大變局」的當下,想像力、創造力和直覺尤為重要。

柏林圍牆前的歷史演說

列根靠直覺創造歷史的一個例子,是在柏林圍牆前發表的那篇演講。1987年6月,第二屆任期已過半、似乎難以有更大作為而只能守成的列根,來到仍處於分治狀態的柏林,參加該市750週年華誕的慶祝活動。

以常理而論,他只能發表一場平淡無奇的演說──雖然柏林圍牆如同一道醜陋疤痕,但西方和東方的人們都已[「習慣」了它的存在,它也許真的會如東德領導人昂納克(昂奈克)所說,還將屹立一百年。列根偏偏希望在演說中,嚴厲譴責作為共產暴政象徵的柏林圍牆。

然而,他的所有幕僚都不同意。幕僚長霍華德.貝克反對,認為這麼做不符合總統身份,而且光說幾句話,不可能讓一堵鋼筋水泥的牆轟然倒下。列根的演說撰稿人魯濱遜花了三週精心打造一篇四平八穩的講稿,他記載了跟總統討論講稿時的一段對話:

「現在,我是總統,不是嗎?」

「是的,先生!」

「那麽應該由我做主吧?」

「是的,先生!」

「那麽,把這句話保留下來!」

列根和魯濱遜爭執以後保留的這句話是:「戈巴卓夫(戈巴契夫)先生,打開這扇門吧!戈巴卓夫先生,推倒這座牆吧!」

正式演講時,列根的聲音剛勁有力、充滿憤怒和激情,也許他想到了那些因追求自由而犧牲在柏林牆下的人們,也許他想到了索贊尼辛(索忍尼辛)筆下古拉格群島的囚徒。他爲他們發聲,斬釘截鐵的說出最簡單不過的是非、善惡判斷。在五十年的冷戰史上,這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西方國家的電視台,都播放了列根演講的畫面,話語和觀念迅速迸發出改變世界的巨大力量──這種力量超過了核武器、太空科技和金錢。

直到蘇聯崩潰前夕,美國蘇聯問題專家的主流看法是:蘇聯的國力正變得強大,蘇聯在若干科技領域已超過美國,蘇聯將長期存在下去。列根卻憑藉直覺得出結論:「我們會贏,他們會輸。」事實就這麽簡單。列根就像是一名醫術高明的中醫醫生,單靠把脈就診斷出病人病入膏肓:「邪惡帝國」即將解體,他所要做的就是推一把,加速這一過程。

列根在柏林圍牆前發表演講後三十年,候任美國總統特朗普跟台灣總統蔡英文短短十分鐘的通話,以及隨後在推特上發表的對「一中政策」的質疑,雖然比不上列根柏林牆前講話那樣有歷史震撼性,但仍足以讓過去四十年東亞固有之格局「地動山搖」。

近代東亞的地緣格局

近代以來,東亞一直是美、英、俄、日、中五大國大競技場。此五大國合縱連橫、勾心鬥角,將東亞拖入兩次世界大戰的硝煙之中。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東亞成為全球兩大主戰場之一。二戰之後,美蘇兩大強權繼續「逐鯨於海」;所謂「東亞的柏林」,一是屍橫遍野的南北韓(韓戰),二是一度劍拔弩張的台灣海峽(金門炮戰)。

冷戰後期,在以美日聯盟爲核心的集團中,台灣退居小弟位置。眼看蘇聯起高樓、造飛船,飛揚跋扈、咄咄逼人,美國遂兩害取其輕,由尼克遜(尼克森)與基辛格(季辛吉)邁出破冰之旅,結盟中國對付蘇聯,只好犧牲台灣。最後,列根以星球大戰和經濟封鎖兩大政策拖垮蘇聯,贏得了冷戰的勝利。

1991年12月25日,聖誕節,羅馬尼亞獨裁者壽西斯古(西奧塞古)被處決兩週年 ,蘇聯入侵阿富汗十二週年──蘇聯末代總統戈巴卓夫打電話給美國總統老布殊,祝福聖誕,並且在電視鏡頭前,拿起那支將要簽署正式終結蘇聯存在命令的鋼筆。美國歷史學家蓋迪斯(John Lewis Gaddis)在《冷戰》一書中描述:戈巴卓夫發現,這支鋼筆居然沒有墨水了,他不得不從電視記者那裏借用一支筆 ── 一個連鋼筆質量都不能保證的國家,確實不應當繼續存在。

冷戰結束之後二十多年,中國受惠於美國建立和維持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以奴役勞工和汙染環境的代價,成為世界工廠。隨着國力增長,中國開始在東海、南海乃至全球佈局,企圖挑戰美國作為全球獨強的地位。習近平的算盤是,趁美俄交惡之機,與俄國結盟對抗美日。

特朗普讓北京措手不及

然而,特朗普的東亞外交思維,讓習近平猝不及防。習近平對軟弱的奧巴馬總統予取予求的好日子,一去不復返。特朗普揭示,未來美國將與俄國結盟對付中國──跟當年的尼克遜和基辛格相比,特朗普可謂反其道而行之。

1970年代,蘇聯是美國的頭號敵人,故美國聯合次要敵人中國對付頭號敵人蘇聯;如今中國是美國的頭號敵人,故而美國聯合次要敵人俄國對抗頭號敵人中國。儘管俄羅斯未能成功轉型爲民主國家,但威權國家總比極權國家好一些。而且俄之國力不如中國,對西方的顛覆性亦不如中國,而俄國所信奉的東正教,畢竟仍是基督教文明的旁支。

「特蔡」通話不是特朗普一時心血來潮,而是新政府即將調整國際政策的先聲。作為毫無權力的候任總統,特朗普比此前任何一名候任總統都積極主動,甚至已經顯得比懦弱偽善的奧巴馬更像是白宮主人。特朗普用一個電話,拯救了被奧巴馬揮霍掉的美國尊嚴,轉守為攻,讓中國不知所措。具有諷刺意味的是,95歲的基辛格到中國白跑一趟,未能挽救其在冷戰時代架構的「聯中抗蘇」政策。基辛格和他的政策,徹底退出了歷史舞台。

特朗普不是閉關鎖國的孤立主義者。南韓《中央日報》在一篇評論文章中提醒,人們普遍忽視了,特朗普在選戰中僅有一次關於外交政策的演講──那是2016年9月7日在菲拉德爾菲亞,特朗普以「實力促和平」的說法重新「激活」了當年列根的競選承諾。特朗普主張擴大陸軍、海軍和海外派遣軍隊的規模,特別承諾加強海軍實力,而最有可能成為海軍作戰地區的就是亞洲。很明顯,這是為了應對中國快速提升的海軍實力,以及其他方面的威脅。擴大軍備符合特朗普「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競選口號,也會讓美國在東亞的盟國在一定程度上安心。

二、商人:新教倫理與商業帝國

特朗普的富商權力圈

特朗普的內閣名單出爐後,明眼人可以發現最大的特點是「富商+軍人」。從某種程度上而言,特朗普內閣是「商人內閣」──特朗普自己就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也是美國歷史上最富有的總統。

特朗普捨棄多名政壇老將,在跨國公司職業經理人中,挑出能源巨頭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公司的 CEO 蒂勒森(Rex Tillerson)擔任國務卿。蒂勒森是近年來唯一非華府政治圈、國會議員,或職業外交官出身的國務卿。據《華爾街日報》報導,光是他持有的美孚公司股票價值,即超過1億5100萬美元。特朗普認為,蒂勒森既能掌舵全球最大的能源公司,當然能給陷入沉痾的國務院帶來改革氣象──在其眼中,負責美國外交事務的國務院,也可以看成是一個龐大的跨國企業。

特朗普內閣中的富豪,資產超過一億者比比皆是。Vice 新聞網站報導,自1989年國會縮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的法令以來,特朗普內閣是最富有的內閣。其中,掌商務部的是私募基金投資大咖羅斯(Wilbur Ross),《福布斯》(Forbes,富比士)估計他有29億美元身家。羅斯的內定副手是 TD 美國交易控股公司共同創辦人,同時身兼美國職棒大聯盟芝加哥小熊隊的老闆的里基茨(Todd Ricketts,芮基茲);他有18億美元身家。教育部長人選德沃斯(Betsy DeVos,戴弗斯)是政治金主,她的公公李察.德沃斯(Richard DeVos,李察.戴弗斯)是家族資產估達51億美元的安麗共同創辦人。前高盛集團合夥人、避險基金經理人姆努欽(Steven Mnuchin,梅努欽)將出任財政部長,他在 CIT 集團持股即近一億美元。

統計數據表明,這屆內閣23人的財富超過三百五十億美元,等於擁有772萬人的剛果共和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同時還超過100個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

近日,特朗普召集科技大佬會談,出席者包括甲骨文執行長 Safra Catz、亞馬遜執行長 Jeff Bezos、蘋果執行長 Tim Cook、英特爾執行長 Brian Krzanich、Alphabet 執行長 Larry Page、思科執行長 Chuck Robbins、IBM 執行長 Ginni Rommety、臉書營運長 Sheryl Sandberg、Tesla 執行長 Elon Musk,以及微軟執行長 Satya Nadella 等人──這些人的財富加起來可以構成美國、歐盟、中國、日本、俄羅斯之外的世界第六大經濟體。

這些科技巨頭此前大都激烈反對特朗普,會談之後卻對特朗普讚不絕口。其中,Uber 執行長Travis Kalanick 及 Tesla 執行長 Elon Musk 表示,將加入特朗普團隊的策略與政治論壇,與特朗普經常會面,提供策略建議。

華人輕商文化的誤讀

在華人的傳統文化中,對商人極端蔑視。儒家以「士農工商」等「四民」劃分社會等級,商人位居最末一等,是不言自明的「賤民」。所謂「無商不奸」,所謂「商人唯利是圖」,就連嫁給商人的歌女也被白居易取笑說「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離別」。中國文化中缺乏保護私有財產和尊重契約的觀念,商人即便暫時取得富可敵國的財富,其財產和生命亦隨時可能遭到朝廷的剝奪──從明朝的沈萬三到清朝的胡雪巖,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的盧作孚、牟其中、黃光裕,富商和企業家們無一有好下場。由於政府對商業和商人實施種種限制和打壓,現代資本主義無法在中國興起。

正是這種輕視商人的固化思維模式,使華人世界在選前普遍不看好特朗普,在選後對特朗普的治國方略也不以為然。中共一廂情願地認為,既然商人愛財,就可用收買對付特朗普。習近平的團隊認為,特朗普必定會用「商人圖利」的方式看待中美關係,中國若「傾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不愁不能「鎖定」特朗普。如果特朗普不聽話,可從商業利益上懲罰之。

最有趣的一則新聞是,據「福布斯」報導,蟬聯多年中國首富的地產和娛樂產業王健林,日前在北京的一場企業家會議上警告特朗普,美國本土有許多投資與企業,金主皆來自中國。以萬達集團為例,有約100億美元的投資案在美國本土,旗下更有2萬多名美籍員工。王健林委請美國電影協會主席轉告特朗普,「別與中國為敵」。

中共不敢直接與特朗普抗衡,而借官商和「土豪」王健林之口威脅特朗普,結果只能弄巧成拙。王健林對荷里活(好萊塢)的投資,已引發美國朝野的高度警覺。美國學者、媒體和國會開始討論和審查萬達的相關投資,懷疑這些不是單純的投資,而是中共將荷里活「赤化」的龐大計劃的一部分,甚至要借荷里活來傳播「中國式病毒」。如果未來的美國觀眾,可以看什麽電影,不可以看什麽電影,都要由王健林及其背後的共產黨決定,那豈不是將《1984》全盤搬到美國?

在意識形態上,特朗普不一定像列根那樣堅決反共,但特朗普明確反對中國的「偽市場經濟模式」。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十五年之後,美國、歐盟和日本一致否定了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中國的經濟特徵是「國家壟斷」,近年來更變本加厲地實施「國進民退」政策。

特朗普誓言重振美國經濟,必然要制裁近年來不斷用國家資本主義侵蝕美國經濟根基的中國。特朗普誓言將美國本土流失的工作機會搬回來,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必定首當其衝。特朗普從經濟層面入手,比起高舉普世價值的旗幟、卻在人權和宗教自由議題上「只說不做」克林頓(柯林頓)、奧巴馬,更讓中共驚恐不安。

英美商業文明的倫理

特朗普確實是一名商人,不過他不是中共定義的那種可用錢收買的商人。特朗普的世界觀是在商場上錘鍊而成:與中國透過「官商勾結」塑造大佬的商場土壤不同。

美國的商場遵循以下價值和原則:個人主義、勞動至上、契約精神、自由貿易、保護私有產權(包括智慧產權)──它們是近代西方文明,尤其是英美模式的核心。英國和美國社會的中堅力量是商人;美國第一流的學生大都選擇進入商學院,畢業後服務於私人企業而非政府部門。反之,東方的一流人才大都湧向政府部門,充當公務員,抱住鐵飯碗。

英國和美國的崛起,代表著近代商業文明的崛起。英國歷史學家艾倫.麥克法蘭(Alan Macfarlane)在《現代世界的誕生》一書中,分析了資本主義為何在英格蘭這個小島上興起──麥克法蘭曾此為題,應邀到北京清華大學做系列演講;可惜,習近平錯過這場演講。如果習近平聽過這些演講,就不至於如此誤判「商人特朗普」了。

麥克法蘭認為,英國具有一種韋伯式的「新教倫理」,「正是這種倫理,在樸素的、撙節的、錙銖必較的英格蘭清教主義世界找到了表現渠道」──這種倫理充當了一個引擎,驅動着資本積累,促使人們爲了利潤而再投資,最終將一個國家逐漸引向富裕。美國幸運地繼承了英國的資本主義傳統;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美國旅行時觀察到,美國的民主制度與資本主義精神完美地融合、激盪並形塑出新大陸特有的精神氣質。

領導英國「脫歐」英國首相文翠珊(梅伊),會不會仿效鐵娘子戴卓爾夫人(柴契爾夫人)重塑英國?這個問題與特朗普學列根能學怎樣的程度一樣,值得觀察和期待。冷戰的勝利,離不開列根和戴卓爾夫人攜手;今日捍衛古典自由主義的原則、擊退中國的「天下帝國夢」,同樣需要特朗普與文翠珊合作。因此,理解列根、理解戴卓爾夫人,成了今天的一門必修課。

戴卓爾夫人的父親阿爾弗瑞德.羅勃茲(Alfred Roberts)是一名兢兢業業的雜貨店老闆,也是社區教會的執事,戴卓爾夫人的價值觀由此種「前店後家」的生活方式塑造定型──她從朝九晚五地工作的父親那裏得到的,或許比從海耶克的著作中得到的更多。拿破崙喜歡取笑英國為「小店主之國」(nation of shopkeepers),但雄才大略的「戰神」偏偏被這個他看不起的國家擊敗。

我們若要理解英國人(包括美國人,特別是特朗普),只需記住阿爾弗瑞德.羅勃茲的一句話就夠了:「我寧願在英國擦皮鞋,也不願意成為其他重要國家的大人物,因為我知道,在英國我才能得到寬容和公正的待遇。」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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