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香港作家李怡先生以《比梁振英更恐怖》為題，闡述林鄭月娥一旦執政，何以比梁振英更為可怖。文章在網絡廣傳，幾被奉為至理名言。這種針對女政客性別身份，充斥著僵化性別刻板印象的觀點，並不罕見。而此等論調深受追捧，亦折射出香港議政環境中泛濫的性別偏見。
近年香港社會各派撕裂，但不論左中右派、港獨本土左膠抑或愛國愛港人士，似乎都有一個共通點：厭女情結。
厭女情結，亦稱厭女症（Misogyny）或厭女主義（Misogynism），泛指厭惡、貶損女性，針對女性的歧視與暴力等等。日本女性主義學者上野千鶴子在《厭女：日本的女性厭惡》中，指出厭女症是「性別二元制的核心要素」——通過分化兩性，維持緊密的男性社會連結（Homosociality）及貶抑女性等行為，鞏固性別二元對立，延續性別不平等的體制和支配。
政治領域權力集中，高度受男性連結支配，其中的厭女情結隨處可見，這並非香港獨有。2016年，希拉莉（希拉蕊）在美國大選中落敗、巴西總統羅塞夫、南韓總統朴槿惠先後被彈劾、台灣首位女總統蔡英文支持度大幅下滑，一個個女性政治人物，或從權力寶座上摔下來，或表現不盡人意，人們都在問：「女人真能當政嗎？」
問出這種問題的人，大抵也藏有這種厭女情結。
女性掌政與「厭女症」
世界各地的女性政治人物，面對的困難大同小異：當女性克服了自身面對的社會性別不平等，步舞至政治舞台與權力相遇時，等待她們的依舊是大眾的性別眼光。從樣貌、衣著、性格、談吐、婚戀狀況、性傾向到行事作風，都被大眾指點品評。女政客不單要面對公眾對公共事務的質詢，更要比男政客抵受更多根植於性別偏見的批評。
在香港，膚淺地針對女政客的樣貌身材，使用身體侮辱和性化抵毀，往往是貶損她們的最簡便有效方式，例如香港各政治派別對政敵不間斷的外貌侮辱、諷刺李偲嫣為妓女、取笑民建聯議員李慧琼和蔣麗芸是「689雙飛」、張貼葉劉淑儀的乳溝照嘲笑她的身材或揶揄她為人「起機」（暗喻手淫），就連社民連長毛也曾嘲諷熱血公民的陳秀慧把溫泉照上載是「一雙玉臂千人『目及』」，建制媒體則會對游蕙禎在立法會走光大肆喧染，指她是「街邊貨扮上菜」。
除了以外貌和涉性語彙攻擊，坊間評論還習慣把人的差異簡化為性別差異，一如李氏在文中直言林鄭的可怕，在於女性是反應直接的「自然動物」，但當「女性的陰柔」結合手握「權力的硬朗」，所行之權術便「絕非男性可以比擬」。這種針以性別刻板印象以「證明」特定女政客比男政客為禍更大的論調，其實與早前一篇中國官媒的文章如出一轍。該文指蔡英文的單身令她的政治策略和風格傾向情感化和極端化，彷彿女政客的問題，是源於整體女性的性別本質。但人們極少以此邏輯加諸男從政者身上，我沒聽過有人說梁振英的好鬥是源於男人的原始獸性，或習近平對異見者的打壓是根源於男性天生的好勇鬥狠。
女性從政者亦要面對更為嚴苛的標準。完美演繹此等雙重標準的，要算是美國大選中民眾對希拉莉和特朗普的評價。希拉莉被指在發言中聲線過大，又會突然「大叫」，但三次辯論中多次以聲線蓋過對手並屢次插話的，是特朗普；在特朗普身陷性侵醜聞的時候，美國社會卻仍有不少民眾，寧願責難希拉莉對克林頓的多次外遇一直容忍，致使他敢多次向女性「下手」。
除了對政客個人質素的審視標準不一，傳統輿論往往對其功過予以不同評鑑。當要證明女性掌權者比男性機心更重、手段更狠時，就舉出慈禧江青武則天，往往忘記了焚書坑儒的是男人、屠殺600萬猶太人的是男人、令上千萬中國人因個人戀權而死於非命的，也是男人。當各國的首位女總統被彈劾下台，大伙兒就搶著質疑是否女性無能當總統，好像一個女人的失敗，總要被擴展為整體女性的無能；但一個男人的失敗，卻是他個人的缺失。而為了滿足這些不對等的標準，女性政客往往需要比男性付出更多的努力，突顯其硬朗、決斷、陽剛一面，成為比男人更男人的「榮譽男性」、「好打得」的鐵娘子，才能被民眾認可，擠進以男性連結構築的權力金字塔。
女政客的「女性主義」擋箭牌
然而，女從政者也不是省油的燈，她們往往主動運用其性別身份，以更靠近和鞏固權力。個人與權力機關總用盡各種方法收編女性主義的運動成果，其中一例是特朗普之女Ivanka Trump。西方媒體戲言，每當特朗普被問及有關女性的問題，他都會轉交女兒回答。自稱女性主義者的Ivanka亦樂於成為她那個厭女父親的擋箭牌，並把女性主義變成自己的生招牌，推廣以女性充權為榥子的消費行為，為消費主義和全球化資本主義市場運作鍍上一層「女性主義」金漆，以遮蓋骨子（結構）裏的保守、厭女與1比99%的階級不平等。
又如一心做特首的葉劉淑儀，要以退為進的時候，便稱自己為一個「冇財團撐」的「小婦人」，大打悲情牌；要當領袖時，就大講特講女性領袖如何能剛柔並濟集兩性之長。在主流保守文化和女性主義論調之間「彈出彈入」，賺盡女性身份的文化紅利，到底是女利主義之所為。
最令女性主義者不齒的，是女性政客往往揮出「女性」大盾擋開政敵的攻擊，不論該批評是否真的沾有性別偏見。就像南韓總統朴槿惠被調查時，她的律師柳榮夏為她辯護說她「成為總統之前是個女人」，因此要保護她「作為女人的隱私」，以阻礙檢察官獲取機密資料。而香港政壇中甚好此道的，要數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她經常迸出一句「侮辱女性」以反擊對手，不但搶佔女性主義者經年來搭建的道德陣地，同時亦一次過把政敵、女性主義者及全體女性一同拉到渾水中，不但能使針對己身政治立場的討論與批判失焦，更能令攻擊者背上政治不正確的惡名，再收割非建制女性主義者的平權運動果實，同時使她們置於與建制並連的窘境，足令幾敗俱傷。
女性主義與政治：「走鋼索」的艱難
李怡的文章不但使厭女者狂歡，亦令女性主義者憤怒。實在，此文令我想到女性主義者在涉足香港政治討論時的永恆兩難：要抗擊針對女政客的（並經常以訕笑形式出現的）性別攻擊，便不得不成為Feminist Killjoy——煞風景的女權主義者，或被目為與建制女政客連成一氣的「霸道」婦權分子，助其出頭；而如若對性別攻撃沉默，卻也違背了念茲在茲的性平原則，放生了各種基於性別和性的污名偏見。在兩股拉力中前行，如走鋼索。
我們必須拿著一枝名為「警惕」的平衡桿：一邊警惕自身與他者的厭女症，一邊警剔權力的運作。
女從政者獲得權力，不等於女性主義體制化，因為女人不一定擁抱女性主義或具性別平等意識，雖則她們往往受惠於女性主義所倡導的體制和文化改革，但未必會推行有助於性別平等的政策。例如林鄭月娥在推銷人口政策期間，便把女性視作「勞動力」而非具行動意志的主體，要「釋放勞動力」卻不願實施家庭友善政策；而葉劉淑儀在剛出爐的特首政綱裏，亦沒提半點性別平等觀點主流化的政策。
以性別意識，重構議政方法論
說到底，這條鋼索要如何走下去？
Feminist Killjoy 並不易當，特別是處於高度政治化的香港。我無意成為「好敏感」的女權主義者，充當監控各人言論的性別道德警察，但我深信，對政敵發動厭女攻擊是萬不可取的，這不但因著策略考慮，更重要是基於性平原則。此等攻擊往往透過再製性別和性的污名以發揮效力，難免會波及個別社群，例如，當人們嘲諷李偲嫣是妓女時，就是挪用並同時再製了針對性工作者的污名。
為了警剔厭女情結，同時警剔權力的運作，我們應該構建一種具性別意識的議政方法論。具性別意識的議政方法，不是要盲目追求政治正確（如此一說並不代表我認同近年民粹主義對「政治正確」的扭曲與貶損），而是嘗試把性別分析的視角放到原來的談資當中。
比如，當我們談論從政者的外表和樣貌時，我們可否從從「美和醜」中抽身，再進一步揭示她/他們如何呈現己身的性別身份？性別雖經常被挪用以作攻擊手段，但不論男女從政者，都會巧妙地運用其性別特質建構公共形象，以此作為「關公」招數，討好大眾或目標支持者。
又比如，當我們談論從政者的個人品性和質素時，我們可否跳出「陽剛VS陰柔」的二元對立，也絕不以「自然動物」或「社會動物」這種性別本質論的簡化邏緝判斷出從政者的好壞，卻是考究他們對社會議題的傾向，她/他對性別、種族、階級、性傾向、年齡、身障等身份，和弱勢群體身受的制度宰制有沒有足夠的敏感度？
當我們談論從政者的政策時，我們能否能建立一個更具性別意識的、更平等的衝量方法？每當有女從政者成為最接近權力的一國之首，我們總會渴望她能實施各種性別平等的政策，在她身上寄托性別平權的終極想望。但如果我們只基於性別而對政治人物投射出期望，那會否是另一種差別待遇？何以偏偏女性才被要求要為性別議題擔當更多？男性從政者難道不需要被同等期望？一種具性別意識的議政方法，不但對男女從政者有同等要求，亦不會只質重檢視政策是否對女性有利，而是探討政策本身能否達致更平等的性別關係。
厭女情結，人皆有之，包括我，只因為我們都受教化影響。即便信仰進步思想和價值的人，有時也會被自身的厭女盲點所遮敝。但這幾年下來，歷經佔領、區選、立法會選舉以至即將開鑼的特首選戰，針對政敵的厭女攻勢無日無之，實在使人惆然。民主不是靠厭女作為動力，各位嗜用厭女攻勢的朋友，何不學習一種具性別意識的批判方法，從而對你們所討厭的政客，作出更有力、更公允的挑戰？
（阿離，關注性別議題的自由撰稿人，來自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