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女權主義

當追逐權力的香港女政客,遇上厭女的本地政論家

具性別意識的議政方法,不是要盲目追求政治正確,而是嘗試把性別分析的視角放到原來的談資當中。


2016年7月14日,林鄭月娥出席行政長官梁振英任內最後一次答問大會。
2016年7月14日,林鄭月娥出席行政長官梁振英任內最後一次答問大會。 攝:盧翊銘/端傳媒

日前,香港作家李怡先生以《比梁振英更恐怖》為題,闡述林鄭月娥一旦執政,何以比梁振英更為可怖。文章在網絡廣傳,幾被奉為至理名言。這種針對女政客性別身份,充斥著僵化性別刻板印象的觀點,並不罕見。而此等論調深受追捧,亦折射出香港議政環境中泛濫的性別偏見。

近年香港社會各派撕裂,但不論左中右派、港獨本土左膠抑或愛國愛港人士,似乎都有一個共通點:厭女情結。

厭女情結,亦稱厭女症(Misogyny)或厭女主義(Misogynism),泛指厭惡、貶損女性,針對女性的歧視與暴力等等。日本女性主義學者上野千鶴子在《厭女:日本的女性厭惡》中,指出厭女症是「性別二元制的核心要素」——通過分化兩性,維持緊密的男性社會連結(Homosociality)及貶抑女性等行為,鞏固性別二元對立,延續性別不平等的體制和支配。

政治領域權力集中,高度受男性連結支配,其中的厭女情結隨處可見,這並非香港獨有。2016年,希拉莉(希拉蕊)在美國大選中落敗、巴西總統羅塞夫、南韓總統朴槿惠先後被彈劾、台灣首位女總統蔡英文支持度大幅下滑,一個個女性政治人物,或從權力寶座上摔下來,或表現不盡人意,人們都在問:「女人真能當政嗎?」

問出這種問題的人,大抵也藏有這種厭女情結。

女性掌政與「厭女症」

世界各地的女性政治人物,面對的困難大同小異:當女性克服了自身面對的社會性別不平等,步舞至政治舞台與權力相遇時,等待她們的依舊是大眾的性別眼光。從樣貌、衣著、性格、談吐、婚戀狀況、性傾向到行事作風,都被大眾指點品評。女政客不單要面對公眾對公共事務的質詢,更要比男政客抵受更多根植於性別偏見的批評。

在香港,膚淺地針對女政客的樣貌身材,使用身體侮辱和性化抵毀,往往是貶損她們的最簡便有效方式,例如香港各政治派別對政敵不間斷的外貌侮辱、諷刺李偲嫣為妓女、取笑民建聯議員李慧琼和蔣麗芸是「689雙飛」、張貼葉劉淑儀的乳溝照嘲笑她的身材或揶揄她為人「起機」(暗喻手淫),就連社民連長毛也曾嘲諷熱血公民的陳秀慧把溫泉照上載是「一雙玉臂千人『目及』」,建制媒體則會對游蕙禎在立法會走光大肆喧染,指她是「街邊貨扮上菜」

除了以外貌和涉性語彙攻擊,坊間評論還習慣把人的差異簡化為性別差異,一如李氏在文中直言林鄭的可怕,在於女性是反應直接的「自然動物」,但當「女性的陰柔」結合手握「權力的硬朗」,所行之權術便「絕非男性可以比擬」。這種針以性別刻板印象以「證明」特定女政客比男政客為禍更大的論調,其實與早前一篇中國官媒的文章如出一轍。該文指蔡英文的單身令她的政治策略和風格傾向情感化和極端化,彷彿女政客的問題,是源於整體女性的性別本質。但人們極少以此邏輯加諸男從政者身上,我沒聽過有人說梁振英的好鬥是源於男人的原始獸性,或習近平對異見者的打壓是根源於男性天生的好勇鬥狠。

女性從政者亦要面對更為嚴苛的標準。完美演繹此等雙重標準的,要算是美國大選中民眾對希拉莉和特朗普的評價。希拉莉被指在發言中聲線過大,又會突然「大叫」,但三次辯論中多次以聲線蓋過對手並屢次插話的,是特朗普;在特朗普身陷性侵醜聞的時候,美國社會卻仍有不少民眾,寧願責難希拉莉對克林頓的多次外遇一直容忍,致使他敢多次向女性「下手」。

除了對政客個人質素的審視標準不一,傳統輿論往往對其功過予以不同評鑑。當要證明女性掌權者比男性機心更重、手段更狠時,就舉出慈禧江青武則天,往往忘記了焚書坑儒的是男人、屠殺600萬猶太人的是男人、令上千萬中國人因個人戀權而死於非命的,也是男人。當各國的首位女總統被彈劾下台,大伙兒就搶著質疑是否女性無能當總統,好像一個女人的失敗,總要被擴展為整體女性的無能;但一個男人的失敗,卻是他個人的缺失。而為了滿足這些不對等的標準,女性政客往往需要比男性付出更多的努力,突顯其硬朗、決斷、陽剛一面,成為比男人更男人的「榮譽男性」、「好打得」的鐵娘子,才能被民眾認可,擠進以男性連結構築的權力金字塔。

女政客的「女性主義」擋箭牌

然而,女從政者也不是省油的燈,她們往往主動運用其性別身份,以更靠近和鞏固權力。個人與權力機關總用盡各種方法收編女性主義的運動成果,其中一例是特朗普之女Ivanka Trump。西方媒體戲言,每當特朗普被問及有關女性的問題,他都會轉交女兒回答。自稱女性主義者的Ivanka亦樂於成為她那個厭女父親的擋箭牌,並把女性主義變成自己的生招牌,推廣以女性充權為榥子的消費行為,為消費主義和全球化資本主義市場運作鍍上一層「女性主義」金漆,以遮蓋骨子(結構)裏的保守、厭女與1比99%的階級不平等。

又如一心做特首的葉劉淑儀,要以退為進的時候,便稱自己為一個「冇財團撐」的「小婦人」,大打悲情牌;要當領袖時,就大講特講女性領袖如何能剛柔並濟集兩性之長。在主流保守文化和女性主義論調之間「彈出彈入」,賺盡女性身份的文化紅利,到底是女利主義之所為。

最令女性主義者不齒的,是女性政客往往揮出「女性」大盾擋開政敵的攻擊,不論該批評是否真的沾有性別偏見。就像南韓總統朴槿惠被調查時,她的律師柳榮夏為她辯護說她「成為總統之前是個女人」,因此要保護她「作為女人的隱私」,以阻礙檢察官獲取機密資料。而香港政壇中甚好此道的,要數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她經常迸出一句「侮辱女性」以反擊對手,不但搶佔女性主義者經年來搭建的道德陣地,同時亦一次過把政敵、女性主義者及全體女性一同拉到渾水中,不但能使針對己身政治立場的討論與批判失焦,更能令攻擊者背上政治不正確的惡名,再收割非建制女性主義者的平權運動果實,同時使她們置於與建制並連的窘境,足令幾敗俱傷。

女性主義與政治:「走鋼索」的艱難

李怡的文章不但使厭女者狂歡,亦令女性主義者憤怒。實在,此文令我想到女性主義者在涉足香港政治討論時的永恆兩難:要抗擊針對女政客的(並經常以訕笑形式出現的)性別攻擊,便不得不成為Feminist Killjoy——煞風景的女權主義者,或被目為與建制女政客連成一氣的「霸道」婦權分子,助其出頭;而如若對性別攻撃沉默,卻也違背了念茲在茲的性平原則,放生了各種基於性別和性的污名偏見。在兩股拉力中前行,如走鋼索。

我們必須拿著一枝名為「警惕」的平衡桿:一邊警惕自身與他者的厭女症,一邊警剔權力的運作。

女從政者獲得權力,不等於女性主義體制化,因為女人不一定擁抱女性主義或具性別平等意識,雖則她們往往受惠於女性主義所倡導的體制和文化改革,但未必會推行有助於性別平等的政策。例如林鄭月娥在推銷人口政策期間,便把女性視作「勞動力」而非具行動意志的主體,要「釋放勞動力」卻不願實施家庭友善政策;而葉劉淑儀在剛出爐的特首政綱裏,亦沒提半點性別平等觀點主流化的政策。

以性別意識,重構議政方法論

說到底,這條鋼索要如何走下去?

Feminist Killjoy 並不易當,特別是處於高度政治化的香港。我無意成為「好敏感」的女權主義者,充當監控各人言論的性別道德警察,但我深信,對政敵發動厭女攻擊是萬不可取的,這不但因著策略考慮,更重要是基於性平原則。此等攻擊往往透過再製性別和性的污名以發揮效力,難免會波及個別社群,例如,當人們嘲諷李偲嫣是妓女時,就是挪用並同時再製了針對性工作者的污名。

為了警剔厭女情結,同時警剔權力的運作,我們應該構建一種具性別意識的議政方法論。具性別意識的議政方法,不是要盲目追求政治正確(如此一說並不代表我認同近年民粹主義對「政治正確」的扭曲與貶損),而是嘗試把性別分析的視角放到原來的談資當中。

比如,當我們談論從政者的外表和樣貌時,我們可否從從「美和醜」中抽身,再進一步揭示她/他們如何呈現己身的性別身份?性別雖經常被挪用以作攻擊手段,但不論男女從政者,都會巧妙地運用其性別特質建構公共形象,以此作為「關公」招數,討好大眾或目標支持者。

又比如,當我們談論從政者的個人品性和質素時,我們可否跳出「陽剛VS陰柔」的二元對立,也絕不以「自然動物」或「社會動物」這種性別本質論的簡化邏緝判斷出從政者的好壞,卻是考究他們對社會議題的傾向,她/他對性別、種族、階級、性傾向、年齡、身障等身份,和弱勢群體身受的制度宰制有沒有足夠的敏感度?

當我們談論從政者的政策時,我們能否能建立一個更具性別意識的、更平等的衝量方法?每當有女從政者成為最接近權力的一國之首,我們總會渴望她能實施各種性別平等的政策,在她身上寄托性別平權的終極想望。但如果我們只基於性別而對政治人物投射出期望,那會否是另一種差別待遇?何以偏偏女性才被要求要為性別議題擔當更多?男性從政者難道不需要被同等期望?一種具性別意識的議政方法,不但對男女從政者有同等要求,亦不會只質重檢視政策是否對女性有利,而是探討政策本身能否達致更平等的性別關係。

厭女情結,人皆有之,包括我,只因為我們都受教化影響。即便信仰進步思想和價值的人,有時也會被自身的厭女盲點所遮敝。但這幾年下來,歷經佔領、區選、立法會選舉以至即將開鑼的特首選戰,針對政敵的厭女攻勢無日無之,實在使人惆然。民主不是靠厭女作為動力,各位嗜用厭女攻勢的朋友,何不學習一種具性別意識的批判方法,從而對你們所討厭的政客,作出更有力、更公允的挑戰?

(阿離,關注性別議題的自由撰稿人,來自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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