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底，一個署名「YC」的請願者在白宮請願網站發起請願，要求白宮禁止2014年發布的歌曲「遇見劫匪（Meet the Flockers）」在媒體上傳播，並且調查創作者 YG 的法律責任。這首說唱歌曲迅速引起大批華人的反感，進入大眾討論中，變成最新的「辱華」事件。請願獲得超過十萬人連署。
12月1日，白宮正式回應：第一憲法修正案保護美國言論自由，白宮無法決定一首歌是否能公開發表。
這是一個以言論自由為背景的爭端。在美國，關於言論自由的第一修正案的討論，已經延續了上百年，相關的書籍文獻能堆滿整整一個圖書館。美國有關禁言的歷史也由來已久，許多公眾事件，可以與這次華人的憤怒平行比較。
然而這件事情的切入點，並非全部在於「言論自由」的辯論。華人的這次大規模請願，不僅印證了美國社會愈發激化的種族衝突，也體現了長久以來，華裔群體在美國安全感的缺失，以及中國邏輯中「上訪心態」與美國憲法的碰撞。
歌曲導致犯罪，激怒了華人？
除去歌詞中毫不掩飾的歧視不談，這首歌曲激怒華人的原因是：它的內容是給聽眾（或者是非裔劫匪們）一個詳細的搶劫華人家庭的計劃。歌詞提到「首先，你找到一個華人社區的房子，因為他們不相信銀行帳戶」以及，「不要去拿大屏幕液晶電視和手提電腦，偷珠寶盒更為划算，拿到當鋪當天就可變現」。對此，中共官媒《人民日報》英文版稱：「它鼓勵針對中國人的暴力和犯罪。」 也有其他媒體說，這首歌的歌詞是在「煽動」搶劫華人。
「鼓勵」、「煽動」，這樣語氣強烈的動詞體現出，許多人認為這首歌在驅使黑人年輕人犯罪。「寫歌」與「直接犯罪」被納入一個前後分明的邏輯系統中：因為歌手 YG 寫了歌，黑人聽了受到啟發，於是華人就被搶劫，成為了受害者。因此，按照這樣的邏輯，歌手 YG 應該對被搶劫的受害者華人負責。而負責的體現就是停播這首歌。
其實這樣的邏輯並不罕見。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時，許多美國的知識分子，曾對電影的傳播有這樣的憂慮。當時，公共知識分子 Henry James Forman 寫了一本非常有影響力的書，叫做 Our Movie Made Children ，這本書旨在警告美國家庭，避免使孩子受到電影中暴力與色情片段的影響。他將全國範圍內青少年的墮落，歸罪於他們看過關於犯罪與色情的電影，書中的其中一章名為「電影能夠製造罪犯」，對之後好萊塢的審查系統有直接影響。
五十年代時，美國進入戰後的經濟爆發期，漫畫業與電視業興起。於是，對於新興媒體崛起的類似恐慌與擔憂再度降臨。1950年著名的基福弗聽證會（Kefauver hearings）就是著名例子。田納西的眾議院議員埃斯蒂斯‧基福弗（Estes Kefauver）調查了電視與漫畫對青少年的影響，認為漫畫中關於暴力與犯罪的內容，與美國大城市中的青少年犯罪率直接相關（其實後來有研究證明，青少年犯罪率並沒有因為漫畫的興起而變化）。這樣的恐慌在之後電子遊戲、網絡、智能手機的時代也都曾反覆出現。
華人的想法錯在哪？
華人對YG的白宮請願邏輯，恐怕非常不適當：在請願封殺「搶劫華人」歌曲的事件中，華人不知不覺扮演了一個「更理智的、更高尚」的家長角色。華人們試圖佔領道德高地，假設黑人的本性是易於煽動的，一看到這樣的視頻，就會管不住自己要去搶劫。但這是充滿偏見的假設。華人如同30年代與50年代的那些公共知識分子，篤信青少年看個犯罪片或是色情電影，就要壓制不住衝動去犯罪。
華人的請願，在一方面，體現出了家長管教式的種族優越感：華人在美國社會是安分守己、努力工作的群體；而黑人群體是好吃懶做、易衝動易犯罪的種族，因此，華人作為「模範少數族裔」，有正當的理由贏得政府的支持。而這樣是完全無視美國社會對黑人制度性的壓迫與種族歧視的歷史遺留。
另一方面，華人廣泛號召簽名，要求白宮回應，恐怕多少有些「上訪心態」（告御狀）。簽名的華人們等待白宮裁決，然後全面封殺 YG。然而首先，白宮不具備這樣的權力；其次，白宮扮演的不是道德裁判的角色。華人可以在法律保障的框架下隨意譴責 YG，甚至華裔歌手還寫了 rap 專門回應YG 的音樂，用歧視回擊歧視。但是大批的華人要求白宮「審查」，認為白宮是能夠「管制」YG 言論的道德強權，這是對憲法第一修正案的錯誤認知。也是美國政治與中國的「上訪心態」相互碰撞的結果。
在美華裔群體的安全感缺失
2016年的美國大選不僅是城市與鄉村的博弈，也是種族之間的博弈。
很多華人選民對川普的支持，凸顯了這個群體安全感的缺失。他們對下一代教育的憂慮， 對平權法案的排斥，對「政治正確」的不屑，與對 YG 的歌曲的憤怒，都根植於華人與其它族裔的利益衝突。華人認為自己應得的東西，漸漸被自由派推行的議程剝奪——不僅自己辛苦掙來的各種紅利要被剝奪，還要經受黑人文化的威脅。
從這個角度來看，華人請願白宮，抵制 YG 歌曲，是他們出自本能的自我保護，也是出於正當的憂慮。正如請願中所寫，「作為在北美華人的一員，我感覺到嚴重的冒犯與威脅」。
安全感的缺失，使得華裔群體近年來在美國更加熱衷於參加政治活動。從梁彼得案開始，華裔就開始擺脱了「沉默」、「順從」的亞裔形象，高調提升自己的政治參與。然而在抵制「遇見劫匪」事件中，華裔與黑人其實在「弱弱相鬥」中相互傷害。
誰對誰錯？
YG 這樣的西海岸說唱歌手從屬與「什麼都敢唱」流派，他的其他音樂內容也像「遇見劫匪」一樣有很強煽動性，很有爭議。我自己經常聽rap，最喜歡的流派是 trap music，這樣類型的音樂經常描寫幫派鬥爭，對警察的敵視，毒品交易等等。YG 還有一首著名的說唱歌曲叫「Fuck the Police」；相對於「遇見劫匪」，這首歌更有煽動力，在內容上挑戰警察，更加出格。
加州有座城市叫 Compton，因為犯罪、毒品、黑幫等問題，成為美國最危險的地方之一）；我數次在電影和音樂接觸到這個地名，但卻一直未能去看看。
和很多在美國居住的中國人一樣，我自己能接觸到的社會層面太單薄。聽 trap music 就是我想像街頭生活、逃逸出中產生活氣泡的方式之一。而許多華人對這樣的音樂流派不感興趣、從未聽說——就像Compton 這種地區與衍生出的文化，也不過是「不需要打交道」的另一個世界。華人們的誤解與這次聲勢浩大的請願，是整個群體沒能「了解黑人文化」。
對錯，或是封殺不封殺，其實不是這場爭論的落腳點。華人的憤怒足以提醒人們，他們的掙扎是真實的，而美國社會的現狀難以緩和這種掙扎。這次事件還聚攏了各種階層的華人，體現了種族的團結。日常生活中真正感受到暴力威脅的，是活在社會底層的，經營小本生意的華人。而這次事件，是全體華人消費與營銷這種不安全感。有人認為川普的當選意味身份政治的破產與失敗，然而從種種社會爭端來看，「種族認同」仍有着巨大的推動力，亦可能加劇社會分裂，也會繼續加強各個種族內部的凝聚力。
「遇見劫匪」還是會繼續在網絡上流傳；但這次華人的請願，不是無謂的抗爭，不會單單因為白宮的拒絕，而消解成一場鬧劇。這是一堂關於第一修正案的美國憲法課；一次草根發起的、幾乎全體華人都關注的運動；一次對於種族歧視的回擊；我也希望它是一次從憤怒起步、到回歸理性的反思。
（王曌 ，畢業於加州大學歐文分校電影傳媒與歷史專業，在哥倫比亞大學就讀世界歷史，現居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