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峰鄉的柳杉林裏，梁國興的腳步穩健，山地的坡度絲毫沒有打亂他的呼吸，就像在林務局未介入前，他們已經依照自己的節奏運作多年一樣，除了一直走，別無他法。
梁國興是正昌製材廠的第二代經營者，他指着工廠大門說，「年輕人看到你這工廠又沒冷氣、又是木屑滿天飛，還沒走到門口，轉身就走了。」語畢低下頭，梁國興喃喃地說：「沒有人要做啦，就是這樣啊⋯⋯」
正昌製材廠是台灣如今僅存的160多間鋸木廠其中之一。董事長梁兆清29歲開始與人合夥經營木業，一晃40多年過去，如今他已經70多歲。和梁兆清合作20幾年的伐木工班，人人也都超過50歲。五峰鄉上的伐木現場，只見一人熟練的駕駛怪手，機械手臂像是工人五指的延伸，流暢的夾起端放在陡坡旁的林材；另一人則是目測怪手送到眼前的木頭，迅速在筆記本上記上尺寸與數量。
「以前一個工班還有7、8人，現在只剩2、3人。因為伐木的工作不是天天都有，收入不穩定又辛苦，大家當然選擇轉做別的工作，年輕人也不進來，只剩下老師傅。」問他為什麼願意在高成本、低利潤的生態下，40年來堅持租地造林使用台灣木材？梁兆清只淡淡地說，「工人都跟着我們這麼久了，不能不照顧人家……，我們沒有想很多，只是希望工廠開門大家都有飯吃而已啦。」
可能早已習慣了這個行業的蕭條，一問一答之間，梁兆清沒有太多情緒，像一陣風吹過了樹梢，樹葉動了動。
15年前，台灣還有1250家鋸木廠，現在只剩160幾家，內部工作人員平均年齡55到60歲。木材公會理事長許庚龍日前接受官方委託做了一次全省鋸木廠普查：「每一個廠聽到我們要去訪調，都千篇一律的說：『有什麼好調查？就要做不下去了啊！』」
梁兆清和許庚龍投入林木行業時，台灣林業正逢狂飆時期。他們都親眼見證了當年如何掏空山林資源換取經濟資源，同時也受累於如今看來似乎「矯枉過正」的保育政策。一路走到今天，林業政策又到了必須改變的時候。
曾經一座山能養活整個庄
台灣本島面積3萬6千平方公里，森林覆蓋率與日本相當。現代林業也起於日治時代。
1912年的聖誕節，初啟的阿里山小火車奔向二萬坪，將原木一車一車的往山下運載。火車汽笛為台灣林業鳴槍起跑。之後日本政府開始有系統的伐木工程，伐採量年年攀升。根據推估，1943到1945年間，每年的伐採量逼近100萬立方米。
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延續了日治時期的伐木政策，透過林木出口爭取外匯，山林砍伐的數量有增無減。以1952年到1954年為例，彼時的林業收入佔據公部門事業總盈餘的28%到44.2%。到1972年，台灣林木年採伐量攀升至180萬立方米，接近日治時期的兩倍。
梁兆清記得那毫無節制的伐木盛況：每日數十輛卡車載運林木下山的卡車呼嘯而過，參天的檜木成了一截一截的圓柱，送進正昌製材廠附近的林務局工作站，再泡進工作站裏的大水池。
「小時候我住在新竹五指山上，那時候一間小學600多人，現在只剩9個人。」梁兆清笑了笑，伸出手指比畫一陣。彼時一座山養活整個庄，靠的就是山上的活。「我大姐每天清晨搭林務局工作站的車上山去背桂竹，下午2、3點再搭運輸木頭的貨車下山回家。國小畢業沒再唸書，我就去山上幫人家砍草。」靠山生活做的多是雨淋日曬的粗活，梁兆清說，還是孩子的他有時遠遠望着山下水泥廠的煙囪，心裏總想「有天能在有屋頂的地方工作，不用曬着日頭，我就感激不盡了。」
「樹不是亂砍的，你要看它倒的方向，不能隨便倒。」談起伐木，鄭添富有一肚子的故事，但拿着鏈鋸砍樹的手藝，如今已沒多少人會了。
林業是木業的上游，和梁兆清同一輩的鄭添富，國小畢業後就到桃園大溪當木工學徒，「我們家住板新水庫上游，山上生活很苦，所以國小畢業大家都去當學徒，做木工的、做水泥的都有。原本我去砂石廠當學徒，看到他們挖那河床，我心想這樣不行，那個河床有一天被搞垮，就不做了。轉去學木工。」
「那時（桃園復興鄉）拉拉山的扁柏是最好的，日本人就在大溪設港口，船就停在大溪橋下，把木材沿着大漢溪、淡水河運出去。」一日數百艘的船隻往返，讓大溪的「崁津歸帆」（編按：「崁」是大溪的古名大嵙崁，「津」則是渡口）成了當地特有美景。
木材集散讓大溪發展出上下游相關產業，做傢俱、上漆等手藝群聚在大溪街邊，和鄭添富一般的學徒，來回在街道上穿梭。「這裏的傢俱師傅，大多來自福州。大溪發展出產業群聚後，鹿港、大雪山那邊都有人來這裏學做傢俱。」
伸出雙手，鄭添富盯着粗糙皮膚上的累累傷痕說，當木工學徒沒被器具切傷手、戳傷大腿，吃過幾次虧，是學不來那份手藝的。器具在身上切割出相似的印記，「在路上你只要看那人身上受傷的位置，就知道『這跟我一樣是做木工的』。」當了學徒後的鄭添富一年只有過節時才能回家，回家前還得先把師傅的房間都打掃乾淨才准離開，匆匆在家吃過一頓晚飯後，隔日再趕回大溪鎮上，日復一日的刨切木料。
好多年後，鄭添富有了自己的傢俱行和鋸木廠，沒事就帶着幾包大溪豆乾往山上去，找伐木的老師傅聊天，用豆乾換來林木相關的知識，並學着如何伐木。「樹不是亂砍的，你要看它倒的方向，不能隨便倒。」談起伐木，鄭添富有一肚子的故事，但拿着鏈鋸砍樹的手藝，如今已沒多少人會了。
林木產業空洞化，僅剩紙上作業
林業狂飆的年代，同時也讓環境遭到過度破壞，更不乏弊案。
台灣知名作家陳映真日前告別人世，追悼他的文字中少不了提到他創辨的《人間》雜誌。1987年《人間》雜誌曾追蹤報導了一系列林業議題，其中包括「丹大林區砍伐現場報告」，揭露南投信義鄉丹大林道周邊土地伐木後未能依規定植樹，反而改作高經濟的蔬菜、水果等狀況，讓山林砍伐的問題躍入一般大眾眼簾，震驚台灣社會。隔年3月民間團體提出「1988年搶救森林宣言」，並發起「森林上街頭」遊行。
3年後，農委會召開「全國森林會議」，做出台灣全面禁伐天然林的決議，並將每年伐採量限制在20萬立方米。台灣林木的伐採量也從1990年的年20萬立方米，逐年降低到2012年4萬6千立方米。
和台灣限縮伐採森林同時發生的，是台灣的經濟發展抬高了人力成本，傢俱業逐步外移。過去台灣7成的傢俱業者成品供應外銷，美國進口傢俱的製造國，台灣排名第一。但此時業者開始往中國或馬來西亞遷移。
「像我現在客戶7成在國外，3成在台灣。這7成國外的客戶都是當年外移出去的台商，我就隨着他們從中國再到越南。」許庚龍手上的訂單，就像一部台商遷移史。如今台灣大宗的木材製品需求，集中在包裝材、建材和少數訂製傢俱。
「現在台灣每年進口將近600萬立方米的木材，但台灣的自給率不到需求量的1%。」許庚龍說，林木產業早已空洞化，所謂「產業」，其實只剩下紙上作業。
目前台灣進口的林木主要來自馬來西亞。據林業試驗所統計，台灣是馬來西亞第二大木材出口國。但根據台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副教授邱祈榮研究，在年平均進口量66萬立方米木材中，就有22萬立方米疑似非法來源。今年3月馬來西亞保護熱帶雨林人士黃孟祚來台，呼籲台灣政府禁止非法林材進口。
除了大馬，越南也是另一個原木來源國。「要去越南伐木，就得要靠關係才能拿到執照。他們的合約是用『貨櫃』算，例如執照簽約容許你砍50個貨櫃，但業者通常會多砍，可能砍到52個貨櫃。多賣的錢就要分他們的官員。」鄭添富說道。
過去大伐木時代，政府大量鼓勵一般民眾投入造林事業，也讓國有地開放租地造林，「但是這些租出去的林地都沒有整理，樹不是種下去就可以，還要砍草修枝。缺乏照顧，一年後草都比樹高，種下去的樹都死光了啊。」
隨着熱帶雨林的消失，近10年間國際開始對於非法林木祭出管制措施。例如2008年修正的美國雷斯法案（Lacey Act of 1900），明定輸入美國境內的木材或木製品都必須通過來源合法性檢驗。而許多輸出國也紛紛立法禁伐自家天然林。「台灣這麼大比例靠進口，以後可能會找不到木頭了。」多年來靠進口木材加工出口的鄭添富，明顯感覺到市場已出現波動。
國際來源恐縮減，但台灣木材供應一時半刻卻還無法替代這些需求，因為過去台灣木材價格上缺乏競爭優勢，讓本土木材找不到市場，林業從業人員越來越少，生產端快速萎縮。
導致台灣林業供需斷裂的另一個原因，在於「過猶不及」的林業政策。過去大伐木時代，政府大量鼓勵一般民眾投入造林事業，也讓國有地開放租地造林，「但是這些租出去的林地都沒有整理，樹不是種下去就可以，還要砍草修枝。缺乏照顧，一年後草都比樹高，種下去的樹都死光了啊。」鄭添富以日本造林為例，「每棵樹之間的距離都要算清楚，不能種太密，不然長不好。哪像台灣，種樹、砍樹都沒規畫。」談起台灣的造林政策，鄭添富哼了哼。
林務局造林生產組組長李允中也坦言，當年造林缺乏策略，「因為希望能趕快恢復林相，所以選擇生長期短的樹種，例如砍了檜木卻種下柳杉。加上缺乏適當管理，生長過密導致現在很多森林都出現生長衰退的問題。」
90年代禁伐後，林業機關對於林地的政策是「放置不擾動」，規範相對嚴格，「像是你的林地不能新開道路，要開路要先做水土保持計畫；每一公頃的林地也只能有20米的林道⋯⋯，沒有道路，林地無法砍伐，最後只能放着隨它長。」梁國興說，即便有廠商想跟林農合作，由林農提供台灣木材，但卡在林地沒有道路，沒辦法運送，廠商有心用台灣木材也沒辦法。
即便有道路可通，但砍伐需要向地方政府提出申請，有時半個月、有時半年都不一定批准的下來，工期不定，也很難為砍伐下來的木料找到收購廠商。梁國興直言，繁複的手續增加台灣木材使用上的門檻，大家寧願擺着不理還比較省事。「台灣人造林種的那些柳杉，都可以供應製作板材、包材，碳化後還可以拿去做戶外棧道，要提供台灣的需求絕對綽綽有餘。但就是沒有建立一個供應鏈，大家只好都依靠進口。」許庚龍說道。
FSC認證廠商在台並不加分
過去30年間，台灣產木材幾乎在市面上消失，只剩下部分廠商還在撐着，而正昌製材廠便是其中之一。
45年前政府開放租地造林後，梁兆清租了約200公頃的土地，種下柳杉，供應自家的製材廠生產棧板等產品。
位於新竹五峰鄉的林場，數十公尺高的柳杉林立。經營45年的林地，目前正在進行分區「皆伐」（區域內所有木頭砍伐後重新種下新樹種）。樹木生長期間，梁國興會雇工除草、修枝維持樹木生長環境。長期和梁兆清合作的工班，都是林場附近原住民部落的工人，梁兆清的林場維持了工人們部分的營生。
除了自己租地造林生產林木來源，梁兆清也和林農合作，選購「疏伐」（在一林分達到輪伐期前砍伐對林分沒有正面幫助的樹木）下的林木。整個廠使用的林木中，進口比例僅約3成，在台灣鋸木廠中實屬少數。不過台灣木材工料不穩定，品質良莠不齊，一直是他們面臨的最大難題。
明明不是生產高單價產品，但正昌卻是台灣第一個拿下FSC（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森林管理委員會）認證的廠商。談起這件事，梁國興說，2010年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開幕前，設計大門意象的設計師想要使用台灣木材來製作他的設計品，「當時設計師說他想找有FSC認證的台灣木材，和他配合的包商曾經跟我們合作過，知道我們用台灣木材，所以跑來問我們。」梁國興笑了笑，當時包商問他，自家木材有沒有FSC認證，他一頭霧水，「聽都沒聽過。」
FSC認證
後來設計師遍尋不着台灣有得到FSC認證的台灣木材，在包商轉介下來到正昌參觀，也考察了他們的林場，認為他們雖然沒有拿到這項國際認證，但在造林、砍伐等程序上都符合FSC的精神，因此還是與正昌合作，用了他們的木材來製作花博的大門意象。
過了一陣子，邱祈榮也問梁國興，怎不申請FSC認證？當時梁國興覺得自家木材並不出口，沒有非要拿到這項認證不可的理由，而且做林場調查需要人手，他們負擔不起，「後來邱祈榮說他找學生來幫忙，調查了1、2年後，向認證單位提出申請。」
有趣的是FSC的成員到正昌的林場現勘後，反而勸退梁國興，「他說我們的規模這麼小，國外都是一次幾千公頃的林地在申請的，我們才200公頃，而且又不出口，應該不需要吧。」梁國興後來是用「搞不好以後有機會出口」，才說服對方繼續完成認證程序。
2015年正昌製材廠成為台灣第一個拿到FSC認證的廠商，但這項認證在推廣台灣木材使用上卻沒有太大的加分作用。梁國興有些無奈地說：「有客戶想用我們的木頭蓋『綠建築』，結果發現使用台灣木材在綠建築標章裏頭，並沒有加太多分⋯⋯，我還以為會加分很多咧，感覺好像沒有很鼓勵使用台灣木材嘛。」
要重新利用森林，官方同時也面對着龐大的心理壓力。台灣山林當年在各方抗議下，才得以休養生息40年，如今要重啟伐木，不免讓人擔心。「為了避免環保團體有疑慮，我們未來在採伐和造林上，都會引進FSC認證，確保程序符合生態永續。」李允中說。
如今林務局開始想重新把台灣木材推進市場。原因之一說來尷尬：1996年啟動的「全民造林」計畫在2004年停止，期間總造林面積達3萬6千公頃，如今當年獎勵造林的契約在2011年後陸續到期，這些樹木將何去何從？
但台灣木材市場已經失落了30年，把斷裂的供需兩端重新接合起來是農委會第一要務，「像是過去我們曾經遇過高雄的傢俱業者想要找桃花心木，台中的林農想要販賣手上的桃花心木，但彼此都不知道對方的存在。」李允中說道。為此農委會正規畫「媒合平台」，企圖為廠商和生產者找到彼此，期待未來有了媒合平台，就不怕供需面錯過對方。
不過要重新利用森林，官方同時也面對着龐大的心理壓力。台灣山林當年在各方抗議下，才得以休養生息40年，如今要重啟伐木，不免讓人擔心。「為了避免環保團體有疑慮，我們未來在採伐和造林上，都會引進FSC認證，確保程序符合生態永續。」李允中說。
只是想要增加林木自產，又能拉抬多少自給率？相較於鄰近的日本，雖然台灣和日本的森林覆蓋率都在60%上下，但負責林業振興計畫的農委會參事張彬也坦言，台灣的林業自給率絕對無法媲美日本達到30%以上，「我們可以到3%就已經很了不起了。」
且在不敵進口材價格優勢的前提下，農委會設想的是如何為台灣林業找到高附加價值的市場，和進口的林材做出市場區隔。「我們就是鎖定那2%的消費者，今天張忠謀想要什麼產品我們就做給他！」農委會企劃處技正黃志堅，為這項計畫下了這樣的註解。
而會如此積極提升林材自給的能量，另一個原因更在於去年張彬參與了在巴黎召開的氣候變遷會議（COP21），行前台灣政府提出「自主減碳計畫」，其中森林的碳吸存效應也列在裏頭。但目前進入生長衰退的林木，在碳吸存功能上卻缺乏效益。適當的經營人工林使其新陳代謝，減碳的效果才有辦法提升。
為了鏈結起林木供需兩端，10月18日，林務局新上任的局長林華慶，攜着一班相關業務主管來到新竹橫山，先是看了看他們的林場，又在充滿木頭香的會議室裏聽着梁兆清細數台灣林業的問題，直到日頭隱沒才離去。這班陣仗讓梁兆清眼睛一亮。「租地造林45年，第一次有林業一級主管坐在這裏喝茶，聽我們談林業的問題。」一方木頭長桌邊，梁兆清倒了杯茶，露出笑顏。
一整個下午的深談，讓梁兆清隱約感覺，台灣林業透出一絲光亮，「以前（林務局）沒想到要關心（林業）沒關係，今天開始做，那至少下個月應該會比現在好吧。」梁兆清輕輕啜了口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