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福爾摩沙:一種關注

顧爾德:離開人間的巨大身影

在這個光明與黑暗兩極並呈的時代,《人間》雜誌的創刊,提供了台灣讀者一個窺探社會黑暗面的重要視窗。


陳映真。
陳映真。攝:陳文發 via 台灣文化部

訪問結束後,鍾楚紅告訴訪問她的陳映真、黃春明等人,可以用她的照片當封面,「這樣,你們可以多賣幾本。」只是,這位當紅美艷明星的建議,沒有被接受。

1985年11月,《人間》雜誌的創刊號最後一篇文章,是陳映真對鍾楚紅的訪問。文中用了幾張廣告商提供的,受訪者艷麗的彩色照片;不過,當期封面還是選用了一個住在都市邊緣的山地小男生(當時還沒正名為「原住民」)黑白照。這張由報導攝影家關曉榮拍的照片,相當程度也定義了這本維持近四年、出刊四十七期雜誌的生命風格。

遽變年代的社會窗口

那個時刻,離台灣第一個本土反對黨「民主進步黨」創黨還有十一個月,離台灣宣布解除戒嚴令仍有二十個月。台灣的社會力與經濟力都在翻騰,各種臨界沸點的壓力,都在試圖把威權政治加壓於台灣社會的鍋蓋掀掉。整體財富的累積與人民知識的增長,讓台灣人對未來充滿樂觀的想像;另一方面,經過二十多年社會經濟壓縮式的快速變遷,各種社會緊張、矛盾與不平等在加劇。

在這個光明與黑暗兩極並呈的時代,《人間》雜誌的創刊,提供了台灣讀者一個窺探社會黑暗面的重要視窗。

使相互生疏的人,重新建立對彼此生活與情感的理解;使封塵的心,能夠重新去相信、希望、愛與感動,共同為了重新建造更適合人所居住的世界,為了再造一個新的、優美的、祟高的精神文明,和睦團結,熱情地生活。

陳映真,《人間》發刊詞

陳映真在《人間》發刊詞中寫下這段話。2001年,他在《聯合報》副刊發表的〈台灣報導文學的歷程〉一文,把這份雜誌定位成「結合了報導文學和報導攝影的月刊雜誌」。陳映真說,《人間》有兩條編輯上的指導思想,一是「以文字和圖像為媒介,從事對於生活的觀察、發現、記錄、省思和批評」,二是「站在社會上的弱小者的立場,對社會、生活、生態環境、文化和歷史進行調查、反思、記錄、和批判」。

為什麼會重視圖像?1983年,陳映真應聶華苓邀請,赴美參加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在美期間,陳映真接觸到美國報導攝師尤金‧史密斯(W. Eugene Smith)的作品,深受震撼。例如,史密斯有關日本水俁汞汙染的影像,比千萬文字更具說服力──《人間》創刊後,也在第7期做了一個「尤金.史密斯和他的『水俣悲歌』」專題。

當年在愛荷華念書的台灣傳播學者郭力昕後來回憶說,陳映真那時候就告訴他,要辦一個「結合圖片和文字報導、關切社會」的刊物。

創刊號的風格理念

《人間》其實就是陳映真個人風格與理想的展現。他曾說:「左派就是要用不同觀點來檢示現有的一切次序構造和既存價值……我要藉這個雜誌表達我對人、生活、歷史的看法。…‥《人間》雜誌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風格、思想,我自己對人、對社會的觀察和看法」(劉依潔, 2000)。

陳映真不只是左派,也是統派,同時還是一個深受基督教影響的人道主義者。這些個人特質與價值立場,都可以從《人間》創刊號的內容中看到。

創刊號主要內容包括:一對從台灣南部來到台北收集舊貨、回收品的中年伴侶的故事;被稱為「垃圾山」的台北內湖垃圾場,吸引了一群拾荒者在此構成一個獨特社區:一群侏儒在台北求生存的悲辛世界;冷戰時代,美軍在台灣留下的混血兒的報導:攝影家王信介紹西方報導攝影的源起與發展;日本攝影師三留理男對伊索匹亞飢荒的報導攝影;法國攝影師 Bernard Nordenare 的中國旅行影像;阮義忠的台北印象,以及關曉榮對基隆八尺門山地人社區的報導攝影。

關曉榮的八尺門報導,成了創刊號封面照片。陳映真訪談關曉榮的文章,稱這個系列「記錄一個大規模的、靜默的、持續的民族大遷徙」。這個系列在《人間》連載了五期,也為台灣的報導攝影豎立了一個標竿。

對拾荒者、侏儒與混血兒的報導,就是陳映真在前述《聯合報》文章中提的,要呈現「社會上的弱小、卑微人物的堅強、自尊、高尚的秉性」;八尺門系列則「表現了台灣各少數民族的社會、經濟、文化狀況以及為了保衛和改善自己的生活與命運所做的鬥爭。」再加上對於國外報導攝影大師作品的介紹、攝影師的中國印象,這些主題也構成日後《人間》的主要題材走向。

創刊時就在《人間》的鍾俊陞,在2006年說(陳弘岱,2006):

我們都不諱言說我們有立場,我們也從來不認為報導者它是客觀公正,它是有立場選擇的,你要為誰說話,為誰代表問題。《人間》停刊所有人都走光之後,我跟陳映真兩個人還在,理由就是有很堅定的一個信念,覺得它不只是一個工具,它是一個讓我的意志能夠去貫徹的地方,像我們是站在弱小者,站在左派的觀點來看待台灣的問題。

鍾俊陞

左翼立場與中國情懷

做為一個左翼媒體,《人間》敏銳地注意到,那些可能成為社會革命的新興動力與社會矛盾。他們在日後刊物中,持續關注青少年議題。例如,《人間》曾報導了使用迷幻葯的龐克少年(02期),大學生的同居生活(05期);也曾利用寒假,在青少年聚集的西門町做隨機問卷調查,瞭解他們的生活與觀點(17期)。1987年當台灣出現第一個本土愛滋病患沒多久,《人間》就做了愛滋專題(19期),也是相關議題的先驅。

做為一個左翼,陳映真無法迴避「實踐」;《人間》的報導,也愈來愈多關注社會抗爭。從第3期報導台中大里居民抗爭三晃農藥廠汙染開始,環保抗爭成了《人間》重要的報導議題。1986年的鹿港反杜邦化工設廠、1987年的高雄後勁反五輕石油裂解廠污染,《人間》都推出重量級報導。

《人間》不只是有立場選擇,也參與運動。例如在反五輕運動中,代表《人間》去採訪的盧思岳、范振國也是運動積極分子。范振國今年在《苦勞網》上一篇文章中寫道;「1987年,陳映真派我去支援後勁居民反中油五輕汙染時提醒我的話,他說:『振國!把居民組織起來,運動搞起來是第一位的,然後才是採寫報導』。」

陳映真是個左派也是個統派,這樣的立場也表現在《人間》中。

最明顯的例子是:早期雜誌經常出現的攝影師的中國印象。這些影像都呈現一種距離之外的美感,也透露出陳映真對「祖國河山」的憧憬;相對的,《人間》對台灣社會的透視卻是犀利地直剖黑暗核心。

1987年,當四十年前的二二八事件首度成為可以公開討論的議題,《人間》第18期做了一個「2.28事件 :台中風雷」專題。這個專題主要重點,在反駁二二八是台灣脫離中國的獨立意識之結果或源起,另外就是強調謝雪紅在運動中的領導地位。

此外,第17期對中國早年托派分子嚴靈峰的報導,只強調他早年左派經歷,對他歸順蔣氏政權,加入軍統成了特務頭子這段,卻避而不談。

湯英伸事件

《人間》對台灣社會底層、社會矛盾的關注,引起最大社會效應的一個主題應該是「湯英伸事件」。

湯英伸是個來自阿里山的十八歲鄒族山地青年,和許多山地青年一樣來到都市討生活,他在1986 年初到台北一家洗衣店工作,才做了九天,就不堪老闆虐待而殺了老闆夫婦及其女兒。這起案件轟動社會,法院迅速地在二個月後宣判湯英伸死刑。

《人間》第 9期製作了「不孝兒英伸」專題,深入調查湯案;除了案件本身,也探討了山地青年在都市可能遇到求職陷阱。「不孝兒英伸」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各界發起聲援請願,「槍下留人」呼聲不斷。不過當時的威權政府也決意速戰速決,隔年五月九日三審定讞,旋即在五月十五日行刑,不顧震天「槍下留人」的呼籲。

隔月出刊的《人間》第20期,做了「英伸回家了」專題,報導了湯案救援行動始末,以及事後社會各反應。湯英伸案也讓台灣社會開始對死刑思辯討論,雖迄今還無定論。

基督教意識與「政治團契」

陳映真除了是個左派、統派,也不能忽視他從小生長在虔誠基督教家庭,對他的影響。馬克斯主義的信仰,雖讓他在二十四歲選擇離開主耶穌,但基督教的原罪與救贖意識,一直出現在他文學作品中──這個議題學界已有不少討論,例如張孝慈所撰的〈從陳映真的文學創作與政治作為透視〉。

在《人間》的報導中,基督教會對台灣弱勢的關懷,常是報導的素材。此外在其他報導的選材與視角上,也可看出陳映真心中藏著入世基督教的關懷。在「不孝兒英伸」那期的編輯室報告中,陳映真寫著「究竟,這是誰的負罪與天讉?」這種宗教性的悲憫,不時流露在《人間》凝視弱者的視角中。

陳映真的現實典踐中,體現宗教與馬克斯兩種精神的結合,有如政治社會學者吳介民在《革命在他方?此刻記憶1980年代》所說的「政治團契」:

陳映真為左統的理念獻身。他的獻身使他成為台灣左統的精神領袖。無法想像他能夠脫出這個他為自己獻身而打造的「聖堂」。他是這左統聖堂中「政治團契」(political fellowship,political communion)的祭司。情感認同中存在著複雜的層次:從最高層次的價值理念到日常關係中的親密性。反帝是陳映真左統的理念層次;而在左統信仰者日常生活中的親密互動,則需要日復一日的政治團契來滋養經營。也就是在這種政治親密關係(political intimacy)中,左統教義在生活中改造人、灌輸並強化信仰。

吳介民

陳映真用他巨人般強壯的生命力與意志凝聚「政治團契」,包括人間雜誌社。陳映真們也用團契強大的意志力,逼迫著一九八○年代末的台灣民眾,特別是知識青年,去正視過去他們個人或體制所不願意看到的社會矛盾與不正義。這是他對台灣社會重要的貢獻。

陳映真,不在人間

不過,這種一再逼視社會底層與黑暗面也是種沈重負擔,而且陳映真們在影像之外,也經常在文字中強調他們的信念與對事實的價值定義。這種「文以載道」對讀者而言也是不小的壓力。所以《人間》的讀者群一直難以擴大,《人間》也終於在辦了四十七期後不堪虧損,而在1989年9月宣布停刊。

隔年,《聯合報》繽紛版登了一段小笑話:

人間雜誌去年停刊。昨天我聽到一則趣聞:咖啡店裡,一位小姐對她的同伴說:「陳映真,他已經不在『人間』了!」

其實正如上文提到鍾俊陞所言,「人間」還在,而陳映真的政治團契也未解體。

1990年代初,我有一次到左統老本營「夏潮」位於台北新生南路的辦公室,忽然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循聲望去,看到角落聚著一小群人,其中一個巨大身影,習慣性地把眼鏡推到濃密的頭髮頂上,侃侃而談。陳映真正帶著一群看來像是老政治犯的年長者們,在開讀書會。

陳映真早期的文友叫他「陳大頭」,除了他頭真得很大,還因為他總是愛當教主。「大頭」還繼續在宣教,直到經濟與健康因素讓他長滯中國,最後,離開人間。

(顧爾德,台灣《新新聞周刊》總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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