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結束後，鍾楚紅告訴訪問她的陳映真、黃春明等人，可以用她的照片當封面，「這樣，你們可以多賣幾本。」只是，這位當紅美艷明星的建議，沒有被接受。
1985年11月，《人間》雜誌的創刊號最後一篇文章，是陳映真對鍾楚紅的訪問。文中用了幾張廣告商提供的，受訪者艷麗的彩色照片；不過，當期封面還是選用了一個住在都市邊緣的山地小男生（當時還沒正名為「原住民」）黑白照。這張由報導攝影家關曉榮拍的照片，相當程度也定義了這本維持近四年、出刊四十七期雜誌的生命風格。
遽變年代的社會窗口
那個時刻，離台灣第一個本土反對黨「民主進步黨」創黨還有十一個月，離台灣宣布解除戒嚴令仍有二十個月。台灣的社會力與經濟力都在翻騰，各種臨界沸點的壓力，都在試圖把威權政治加壓於台灣社會的鍋蓋掀掉。整體財富的累積與人民知識的增長，讓台灣人對未來充滿樂觀的想像；另一方面，經過二十多年社會經濟壓縮式的快速變遷，各種社會緊張、矛盾與不平等在加劇。
在這個光明與黑暗兩極並呈的時代，《人間》雜誌的創刊，提供了台灣讀者一個窺探社會黑暗面的重要視窗。
使相互生疏的人，重新建立對彼此生活與情感的理解；使封塵的心，能夠重新去相信、希望、愛與感動，共同為了重新建造更適合人所居住的世界，為了再造一個新的、優美的、祟高的精神文明，和睦團結，熱情地生活。
陳映真在《人間》發刊詞中寫下這段話。2001年，他在《聯合報》副刊發表的〈台灣報導文學的歷程〉一文，把這份雜誌定位成「結合了報導文學和報導攝影的月刊雜誌」。陳映真說，《人間》有兩條編輯上的指導思想，一是「以文字和圖像為媒介，從事對於生活的觀察、發現、記錄、省思和批評」，二是「站在社會上的弱小者的立場，對社會、生活、生態環境、文化和歷史進行調查、反思、記錄、和批判」。
為什麼會重視圖像？1983年，陳映真應聶華苓邀請，赴美參加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在美期間，陳映真接觸到美國報導攝師尤金‧史密斯（W. Eugene Smith）的作品，深受震撼。例如，史密斯有關日本水俁汞汙染的影像，比千萬文字更具說服力──《人間》創刊後，也在第7期做了一個「尤金．史密斯和他的『水俣悲歌』」專題。
當年在愛荷華念書的台灣傳播學者郭力昕後來回憶說，陳映真那時候就告訴他，要辦一個「結合圖片和文字報導、關切社會」的刊物。
創刊號的風格理念
《人間》其實就是陳映真個人風格與理想的展現。他曾說：「左派就是要用不同觀點來檢示現有的一切次序構造和既存價值……我要藉這個雜誌表達我對人、生活、歷史的看法。…‥《人間》雜誌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風格、思想，我自己對人、對社會的觀察和看法」（劉依潔， 2000）。
陳映真不只是左派，也是統派，同時還是一個深受基督教影響的人道主義者。這些個人特質與價值立場，都可以從《人間》創刊號的內容中看到。
創刊號主要內容包括：一對從台灣南部來到台北收集舊貨、回收品的中年伴侶的故事；被稱為「垃圾山」的台北內湖垃圾場，吸引了一群拾荒者在此構成一個獨特社區：一群侏儒在台北求生存的悲辛世界；冷戰時代，美軍在台灣留下的混血兒的報導：攝影家王信介紹西方報導攝影的源起與發展；日本攝影師三留理男對伊索匹亞飢荒的報導攝影；法國攝影師 Bernard Nordenare 的中國旅行影像；阮義忠的台北印象，以及關曉榮對基隆八尺門山地人社區的報導攝影。
關曉榮的八尺門報導，成了創刊號封面照片。陳映真訪談關曉榮的文章，稱這個系列「記錄一個大規模的、靜默的、持續的民族大遷徙」。這個系列在《人間》連載了五期，也為台灣的報導攝影豎立了一個標竿。
對拾荒者、侏儒與混血兒的報導，就是陳映真在前述《聯合報》文章中提的，要呈現「社會上的弱小、卑微人物的堅強、自尊、高尚的秉性」；八尺門系列則「表現了台灣各少數民族的社會、經濟、文化狀況以及為了保衛和改善自己的生活與命運所做的鬥爭。」再加上對於國外報導攝影大師作品的介紹、攝影師的中國印象，這些主題也構成日後《人間》的主要題材走向。
創刊時就在《人間》的鍾俊陞，在2006年說（陳弘岱，2006）：
我們都不諱言說我們有立場，我們也從來不認為報導者它是客觀公正，它是有立場選擇的，你要為誰說話，為誰代表問題。《人間》停刊所有人都走光之後，我跟陳映真兩個人還在，理由就是有很堅定的一個信念，覺得它不只是一個工具，它是一個讓我的意志能夠去貫徹的地方，像我們是站在弱小者，站在左派的觀點來看待台灣的問題。
左翼立場與中國情懷
做為一個左翼媒體，《人間》敏銳地注意到，那些可能成為社會革命的新興動力與社會矛盾。他們在日後刊物中，持續關注青少年議題。例如，《人間》曾報導了使用迷幻葯的龐克少年（02期），大學生的同居生活（05期）；也曾利用寒假，在青少年聚集的西門町做隨機問卷調查，瞭解他們的生活與觀點（17期）。1987年當台灣出現第一個本土愛滋病患沒多久，《人間》就做了愛滋專題（19期），也是相關議題的先驅。
做為一個左翼，陳映真無法迴避「實踐」；《人間》的報導，也愈來愈多關注社會抗爭。從第3期報導台中大里居民抗爭三晃農藥廠汙染開始，環保抗爭成了《人間》重要的報導議題。1986年的鹿港反杜邦化工設廠、1987年的高雄後勁反五輕石油裂解廠污染，《人間》都推出重量級報導。
《人間》不只是有立場選擇，也參與運動。例如在反五輕運動中，代表《人間》去採訪的盧思岳、范振國也是運動積極分子。范振國今年在《苦勞網》上一篇文章中寫道；「1987年，陳映真派我去支援後勁居民反中油五輕汙染時提醒我的話，他說：『振國！把居民組織起來，運動搞起來是第一位的，然後才是採寫報導』。」
陳映真是個左派也是個統派，這樣的立場也表現在《人間》中。
最明顯的例子是：早期雜誌經常出現的攝影師的中國印象。這些影像都呈現一種距離之外的美感，也透露出陳映真對「祖國河山」的憧憬；相對的，《人間》對台灣社會的透視卻是犀利地直剖黑暗核心。
1987年，當四十年前的二二八事件首度成為可以公開討論的議題，《人間》第18期做了一個「2．28事件 ：台中風雷」專題。這個專題主要重點，在反駁二二八是台灣脫離中國的獨立意識之結果或源起，另外就是強調謝雪紅在運動中的領導地位。
此外，第17期對中國早年托派分子嚴靈峰的報導，只強調他早年左派經歷，對他歸順蔣氏政權，加入軍統成了特務頭子這段，卻避而不談。
湯英伸事件
《人間》對台灣社會底層、社會矛盾的關注，引起最大社會效應的一個主題應該是「湯英伸事件」。
湯英伸是個來自阿里山的十八歲鄒族山地青年，和許多山地青年一樣來到都市討生活，他在1986 年初到台北一家洗衣店工作，才做了九天，就不堪老闆虐待而殺了老闆夫婦及其女兒。這起案件轟動社會，法院迅速地在二個月後宣判湯英伸死刑。
《人間》第 9期製作了「不孝兒英伸」專題，深入調查湯案；除了案件本身，也探討了山地青年在都市可能遇到求職陷阱。「不孝兒英伸」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各界發起聲援請願，「槍下留人」呼聲不斷。不過當時的威權政府也決意速戰速決，隔年五月九日三審定讞，旋即在五月十五日行刑，不顧震天「槍下留人」的呼籲。
隔月出刊的《人間》第20期，做了「英伸回家了」專題，報導了湯案救援行動始末，以及事後社會各反應。湯英伸案也讓台灣社會開始對死刑思辯討論，雖迄今還無定論。
基督教意識與「政治團契」
陳映真除了是個左派、統派，也不能忽視他從小生長在虔誠基督教家庭，對他的影響。馬克斯主義的信仰，雖讓他在二十四歲選擇離開主耶穌，但基督教的原罪與救贖意識，一直出現在他文學作品中──這個議題學界已有不少討論，例如張孝慈所撰的〈從陳映真的文學創作與政治作為透視〉。
在《人間》的報導中，基督教會對台灣弱勢的關懷，常是報導的素材。此外在其他報導的選材與視角上，也可看出陳映真心中藏著入世基督教的關懷。在「不孝兒英伸」那期的編輯室報告中，陳映真寫著「究竟，這是誰的負罪與天讉？」這種宗教性的悲憫，不時流露在《人間》凝視弱者的視角中。
陳映真的現實典踐中，體現宗教與馬克斯兩種精神的結合，有如政治社會學者吳介民在《革命在他方？此刻記憶1980年代》所說的「政治團契」：
陳映真為左統的理念獻身。他的獻身使他成為台灣左統的精神領袖。無法想像他能夠脫出這個他為自己獻身而打造的「聖堂」。他是這左統聖堂中「政治團契」（political fellowship，political communion）的祭司。情感認同中存在著複雜的層次：從最高層次的價值理念到日常關係中的親密性。反帝是陳映真左統的理念層次；而在左統信仰者日常生活中的親密互動，則需要日復一日的政治團契來滋養經營。也就是在這種政治親密關係（political intimacy）中，左統教義在生活中改造人、灌輸並強化信仰。
陳映真用他巨人般強壯的生命力與意志凝聚「政治團契」，包括人間雜誌社。陳映真們也用團契強大的意志力，逼迫著一九八○年代末的台灣民眾，特別是知識青年，去正視過去他們個人或體制所不願意看到的社會矛盾與不正義。這是他對台灣社會重要的貢獻。
陳映真，不在人間
不過，這種一再逼視社會底層與黑暗面也是種沈重負擔，而且陳映真們在影像之外，也經常在文字中強調他們的信念與對事實的價值定義。這種「文以載道」對讀者而言也是不小的壓力。所以《人間》的讀者群一直難以擴大，《人間》也終於在辦了四十七期後不堪虧損，而在1989年9月宣布停刊。
隔年，《聯合報》繽紛版登了一段小笑話：
人間雜誌去年停刊。昨天我聽到一則趣聞：咖啡店裡，一位小姐對她的同伴說：「陳映真，他已經不在『人間』了！」
其實正如上文提到鍾俊陞所言，「人間」還在，而陳映真的政治團契也未解體。
1990年代初，我有一次到左統老本營「夏潮」位於台北新生南路的辦公室，忽然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循聲望去，看到角落聚著一小群人，其中一個巨大身影，習慣性地把眼鏡推到濃密的頭髮頂上，侃侃而談。陳映真正帶著一群看來像是老政治犯的年長者們，在開讀書會。
陳映真早期的文友叫他「陳大頭」，除了他頭真得很大，還因為他總是愛當教主。「大頭」還繼續在宣教，直到經濟與健康因素讓他長滯中國，最後，離開人間。
（顧爾德，台灣《新新聞周刊》總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