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结束后，钟楚红告诉访问她的陈映真、黄春明等人，可以用她的照片当封面，“这样，你们可以多卖几本。”只是，这位当红美艳明星的建议，没有被接受。
1985年11月，《人间》杂志的创刊号最后一篇文章，是陈映真对钟楚红的访问。文中用了几张广告商提供的，受访者艳丽的彩色照片；不过，当期封面还是选用了一个住在都市边缘的山地小男生（当时还没正名为“原住民”）黑白照。这张由报导摄影家关晓荣拍的照片，相当程度也定义了这本维持近四年、出刊四十七期杂志的生命风格。
遽变年代的社会窗口
那个时刻，离台湾第一个本土反对党“民主进步党”创党还有十一个月，离台湾宣布解除戒严令仍有二十个月。台湾的社会力与经济力都在翻腾，各种临界沸点的压力，都在试图把威权政治加压于台湾社会的锅盖掀掉。整体财富的累积与人民知识的增长，让台湾人对未来充满乐观的想像；另一方面，经过二十多年社会经济压缩式的快速变迁，各种社会紧张、矛盾与不平等在加剧。
在这个光明与黑暗两极并呈的时代，《人间》杂志的创刊，提供了台湾读者一个窥探社会黑暗面的重要视窗。
使相互生疏的人，重新建立对彼此生活与情感的理解；使封尘的心，能够重新去相信、希望、爱与感动，共同为了重新建造更适合人所居住的世界，为了再造一个新的、优美的、祟高的精神文明，和睦团结，热情地生活。
陈映真在《人间》发刊词中写下这段话。2001年，他在《联合报》副刊发表的〈台湾报导文学的历程〉一文，把这份杂志定位成“结合了报导文学和报导摄影的月刊杂志”。陈映真说，《人间》有两条编辑上的指导思想，一是“以文字和图像为媒介，从事对于生活的观察、发现、记录、省思和批评”，二是“站在社会上的弱小者的立场，对社会、生活、生态环境、文化和历史进行调查、反思、记录、和批判”。
为什么会重视图像？1983年，陈映真应聂华苓邀请，赴美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在美期间，陈映真接触到美国报导摄师尤金‧史密斯（W. Eugene Smith）的作品，深受震撼。例如，史密斯有关日本水俣汞污染的影像，比千万文字更具说服力──《人间》创刊后，也在第7期做了一个“尤金．史密斯和他的‘水俣悲歌’”专题。
当年在爱荷华念书的台湾传播学者郭力昕后来回忆说，陈映真那时候就告诉他，要办一个“结合图片和文字报导、关切社会”的刊物。
创刊号的风格理念
《人间》其实就是陈映真个人风格与理想的展现。他曾说：“左派就是要用不同观点来检示现有的一切次序构造和既存价值……我要藉这个杂志表达我对人、生活、历史的看法。…‥《人间》杂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风格、思想，我自己对人、对社会的观察和看法”（刘依洁， 2000）。
陈映真不只是左派，也是统派，同时还是一个深受基督教影响的人道主义者。这些个人特质与价值立场，都可以从《人间》创刊号的内容中看到。
创刊号主要内容包括：一对从台湾南部来到台北收集旧货、回收品的中年伴侣的故事；被称为“垃圾山”的台北内湖垃圾场，吸引了一群拾荒者在此构成一个独特社区：一群侏儒在台北求生存的悲辛世界；冷战时代，美军在台湾留下的混血儿的报导：摄影家王信介绍西方报导摄影的源起与发展；日本摄影师三留理男对伊索匹亚饥荒的报导摄影；法国摄影师 Bernard Nordenare 的中国旅行影像；阮义忠的台北印象，以及关晓荣对基隆八尺门山地人社区的报导摄影。
关晓荣的八尺门报导，成了创刊号封面照片。陈映真访谈关晓荣的文章，称这个系列“记录一个大规模的、静默的、持续的民族大迁徙”。这个系列在《人间》连载了五期，也为台湾的报导摄影竖立了一个标竿。
对拾荒者、侏儒与混血儿的报导，就是陈映真在前述《联合报》文章中提的，要呈现“社会上的弱小、卑微人物的坚强、自尊、高尚的秉性”；八尺门系列则“表现了台湾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以及为了保卫和改善自己的生活与命运所做的斗争。”再加上对于国外报导摄影大师作品的介绍、摄影师的中国印象，这些主题也构成日后《人间》的主要题材走向。
创刊时就在《人间》的钟俊升，在2006年说（陈弘岱，2006）：
我们都不讳言说我们有立场，我们也从来不认为报导者它是客观公正，它是有立场选择的，你要为谁说话，为谁代表问题。《人间》停刊所有人都走光之后，我跟陈映真两个人还在，理由就是有很坚定的一个信念，觉得它不只是一个工具，它是一个让我的意志能够去贯彻的地方，像我们是站在弱小者，站在左派的观点来看待台湾的问题。
左翼立场与中国情怀
做为一个左翼媒体，《人间》敏锐地注意到，那些可能成为社会革命的新兴动力与社会矛盾。他们在日后刊物中，持续关注青少年议题。例如，《人间》曾报导了使用迷幻药的庞克少年（02期），大学生的同居生活（05期）；也曾利用寒假，在青少年聚集的西门町做随机问卷调查，了解他们的生活与观点（17期）。1987年当台湾出现第一个本土爱滋病患没多久，《人间》就做了爱滋专题（19期），也是相关议题的先驱。
做为一个左翼，陈映真无法回避“实践”；《人间》的报导，也愈来愈多关注社会抗争。从第3期报导台中大里居民抗争三晃农药厂污染开始，环保抗争成了《人间》重要的报导议题。1986年的鹿港反杜邦化工设厂、1987年的高雄后劲反五轻石油裂解厂污染，《人间》都推出重量级报导。
《人间》不只是有立场选择，也参与运动。例如在反五轻运动中，代表《人间》去采访的卢思岳、范振国也是运动积极分子。范振国今年在《苦劳网》上一篇文章中写道；“1987年，陈映真派我去支援后劲居民反中油五轻污染时提醒我的话，他说：‘振国！把居民组织起来，运动搞起来是第一位的，然后才是采写报导’。”
陈映真是个左派也是个统派，这样的立场也表现在《人间》中。
最明显的例子是：早期杂志经常出现的摄影师的中国印象。这些影像都呈现一种距离之外的美感，也透露出陈映真对“祖国河山”的憧憬；相对的，《人间》对台湾社会的透视却是犀利地直剖黑暗核心。
1987年，当四十年前的二二八事件首度成为可以公开讨论的议题，《人间》第18期做了一个“2．28事件 ：台中风雷”专题。这个专题主要重点，在反驳二二八是台湾脱离中国的独立意识之结果或源起，另外就是强调谢雪红在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此外，第17期对中国早年托派分子严灵峰的报导，只强调他早年左派经历，对他归顺蒋氏政权，加入军统成了特务头子这段，却避而不谈。
汤英伸事件
《人间》对台湾社会底层、社会矛盾的关注，引起最大社会效应的一个主题应该是“汤英伸事件”。
汤英伸是个来自阿里山的十八岁邹族山地青年，和许多山地青年一样来到都市讨生活，他在1986 年初到台北一家洗衣店工作，才做了九天，就不堪老板虐待而杀了老板夫妇及其女儿。这起案件轰动社会，法院迅速地在二个月后宣判汤英伸死刑。
《人间》第 9期制作了“不孝儿英伸”专题，深入调查汤案；除了案件本身，也探讨了山地青年在都市可能遇到求职陷阱。“不孝儿英伸”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各界发起声援请愿，“枪下留人”呼声不断。不过当时的威权政府也决意速战速决，隔年五月九日三审定谳，旋即在五月十五日行刑，不顾震天“枪下留人”的呼吁。
隔月出刊的《人间》第20期，做了“英伸回家了”专题，报导了汤案救援行动始末，以及事后社会各反应。汤英伸案也让台湾社会开始对死刑思辩讨论，虽迄今还无定论。
基督教意识与“政治团契”
陈映真除了是个左派、统派，也不能忽视他从小生长在虔诚基督教家庭，对他的影响。马克斯主义的信仰，虽让他在二十四岁选择离开主耶稣，但基督教的原罪与救赎意识，一直出现在他文学作品中──这个议题学界已有不少讨论，例如张孝慈所撰的〈从陈映真的文学创作与政治作为透视〉。
在《人间》的报导中，基督教会对台湾弱势的关怀，常是报导的素材。此外在其他报导的选材与视角上，也可看出陈映真心中藏著入世基督教的关怀。在“不孝儿英伸”那期的编辑室报告中，陈映真写著“究竟，这是谁的负罪与天讉？”这种宗教性的悲悯，不时流露在《人间》凝视弱者的视角中。
陈映真的现实典践中，体现宗教与马克斯两种精神的结合，有如政治社会学者吴介民在《革命在他方？此刻记忆1980年代》所说的“政治团契”：
陈映真为左统的理念献身。他的献身使他成为台湾左统的精神领袖。无法想像他能够脱出这个他为自己献身而打造的“圣堂”。他是这左统圣堂中“政治团契”（political fellowship，political communion）的祭司。情感认同中存在著复杂的层次：从最高层次的价值理念到日常关系中的亲密性。反帝是陈映真左统的理念层次；而在左统信仰者日常生活中的亲密互动，则需要日复一日的政治团契来滋养经营。也就是在这种政治亲密关系（political intimacy）中，左统教义在生活中改造人、灌输并强化信仰。
陈映真用他巨人般强壮的生命力与意志凝聚“政治团契”，包括人间杂志社。陈映真们也用团契强大的意志力，逼迫著一九八○年代末的台湾民众，特别是知识青年，去正视过去他们个人或体制所不愿意看到的社会矛盾与不正义。这是他对台湾社会重要的贡献。
陈映真，不在人间
不过，这种一再逼视社会底层与黑暗面也是种沈重负担，而且陈映真们在影像之外，也经常在文字中强调他们的信念与对事实的价值定义。这种“文以载道”对读者而言也是不小的压力。所以《人间》的读者群一直难以扩大，《人间》也终于在办了四十七期后不堪亏损，而在1989年9月宣布停刊。
隔年，《联合报》缤纷版登了一段小笑话：
人间杂志去年停刊。昨天我听到一则趣闻：咖啡店里，一位小姐对她的同伴说：“陈映真，他已经不在‘人间’了！”
其实正如上文提到钟俊升所言，“人间”还在，而陈映真的政治团契也未解体。
1990年代初，我有一次到左统老本营“夏潮”位于台北新生南路的办公室，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循声望去，看到角落聚著一小群人，其中一个巨大身影，习惯性地把眼镜推到浓密的头发顶上，侃侃而谈。陈映真正带著一群看来像是老政治犯的年长者们，在开读书会。
陈映真早期的文友叫他“陈大头”，除了他头真得很大，还因为他总是爱当教主。“大头”还继续在宣教，直到经济与健康因素让他长滞中国，最后，离开人间。
（顾尔德，台湾《新新闻周刊》总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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