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中國鄉村」專題

袁長庚:從楊改蘭到賈敬龍,語言不能抵達的中國鄉村

媒體和公眾,除卻心存窺視癖外,對描摹鄉村社會的實際變遷興致杳然。它所映射的是全社會在這一問題上,系統性的經驗缺失。


袁長庚:我們必須面對這樣一個讓人沮喪的現實,講述真實的楊家慘劇非常困難。因為在這裏,我們缺乏一種新的語言。
袁長庚:我們必須面對這樣一個讓人沮喪的現實,講述真實的慘劇非常困難。因為在這裏,我們缺乏一種新的語言。攝:Kevin Frayer/GETTY

儘管有許多人為刀下留人而鼓與呼,因強拆糾紛而殺死村官的賈敬龍還是被執行了死刑。而不久之前,甘肅農婦楊改蘭殺害子女後吞藥自戮的惡性案件,也以地方政府一紙處罰通報而淡出輿論空間。這樁聳人聽聞的悲劇,曾因一篇《盛世中的螻蟻》而迅速擴散,以至迫使行政力量強令屏蔽。而再往前,則有視頻軟件「快手」所引發的《底層殘酷物語》,同樣激起人們對中國農村現狀的討論。

而這一切都逃不開智能手機時代的傳播定律:熱鬧過後,激憤過後,一切旋即歸復平靜。

農村變為「奇觀」的困境

這些發生在中國農村的悲劇,不但在傳播軌跡上重複定勢,連情節都「似曾相識」。這些年來,每隔一段時間,總會有關於農村的惡性事件曝光。其細節各有不同,但卻大都是人倫顛倒、世風敗壞的悲劇或鬧劇。有的如楊改蘭弒子那樣撕裂血緣紐帶,有的如賈敬龍案,露出血淋淋的利益糾葛,有的像留守兒童殺師案一樣,是人性蜕變為兇殘獸性。

再有一類,則極力描繪鄉村性濫交、配陰婚之類匪夷所思,而又多少帶有桃色暗示的新聞細節。這些事件構成當代傳媒地景中的「奇觀」;對許多人而言,其實是生活「正常」甚至「有機」的組成部分。定期見諸報端的報導,成為對眼下生活的確認。亂象是茶餘飯後談資或某種心理投射,可供一次性消遣或發泄。

不妨這樣說:「鄉村」只能以這樣的奇觀狀態,才能獲得在公共輿論空間的出場權,才能被討論和觀看。曾經作為文化、道德基石的鄉土中國,眼下更像是一塊道德「飛地」(enclave),是社會「進步之光」無法照射到的秩序失靈死角。幾乎可以確認的一點是,不需多久,我們便會迎來下一個賈敬龍、下一個楊改蘭,而我們也已經為他或她準備好了講故事的語法。

荒誕或殘忍的人間事,到頭來成為新聞填空題的標準答案。

與此同時,另一種幾乎與此相逆的邏輯同樣大行其道。就在《螻蟻》或《物語》文章引爆社交網絡後不久,不少人都撰文批評這些文章充斥着「城市中心主義」以及「中產階級的無病呻吟」。除此之外,還有不少人認為賈敬龍與楊改蘭是極端個案,以此入手討論農村問題定然會模糊焦點。他們強調,在中國人口中所佔比重極大的農民,與城市居民一樣有自己複雜而多樣的生活,城市人大可不必因零星的惡性事件而大驚小怪。

這種「放輕鬆,一切並不如你想像的那樣糟」的論調,並不鮮見。事實上,持此論者與熱門文章的作者,一同構成了當代中國城市中產階級中,對國情判斷立場相左的兩個群體。雙方意見幾乎糾纏着每一次熱點問題的討論。例如,當有人撰文記錄鄉村失序的現狀(如近年春節期間,一些出身鄉村的人所書寫的返鄉筆記),總有人斥之為以偏概全。

毋庸置疑的是,這種駁論,與知識界所謂「批判性、反思性理論」之間,存在親緣關係。要言之,就是以「全面性」、「複雜性」或「不具代表性」之類形式上極為「科學」的理由,去消解個案的討論空間。

事實上,這種反對意見並不僅僅是少數精英的特權。我曾跟一位的士司機聊天,他不無羨慕地說:「農村多好啊,綠水青山,沒有污染。糧食都是自己種的,無公害。如果遇上拆遷,一下子就富了,現在農村戶口更值錢啊!」常在中國大陸行走的讀者,應該不會對類似論調感到陌生。在新一輪城鎮化的大潮中,隨着城市空間的日趨逼仄,「鄉村」或是被視為潛在的、可以兑換為鈔票的廣闊空間;或是被當做城市沉痾宿疾的對立面,是尚未被工業文明所染指的世外田園。

切莫誤以為這些人是被官方的新聞所蒙蔽;相反,他們的看法確有一定事實基礎。農民現金收入增加,農村社會福利政策緩慢完善,以及農業轉型升級所帶來的附加值提升,似乎都提示我們不可妄下論斷。

敘述鄉村悲劇,不可脫離歷史脈絡

與當代中國諸多社會討論所呈現的境況相仿,從楊改蘭到賈敬龍的悲劇,作為社會發展特定階段的極端症候,常常被置於「無歷史」的真空狀態。在人們極力挖掘當事人創傷記憶的同時,滋生悲劇的歷史脈絡卻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

事實是:對這些慘禍的演繹、闡釋,是改革年代文化政治流變的產物,其中清晰折射出當下的某些意識形態困境。在此,我們需要一種「短歷史」的視野。也就是說,將個案充分置於近三十年來「當代中國」逐漸浮出水面的歷史進程當中。

不妨將時間退回本世紀初。那時「三農問題」在政策討論、知識生產和大眾傳媒中,都是毫無疑問的熱點。不但中央政府以每年「一號文件」的形式,反覆確認農村問題的重要性;知識界和媒體也熱衷於不斷追問:鄉村該去向何方?

當時,「三農問題」又進一步被分解為諸多子問題,例如農民工進城後的社會適應,公有土地制度是否應該繼續保留,或針對留守兒童、老人的社會福利政策等等。在眾聲喧譁的討論背後,隱然存在一個共識:無論是經濟還是文化意義上的鄉村,都是這個社會良性運轉的基礎,關乎所有人的福祉。同時,多數對「三農問題」的討論,都以技術性決策建議的面貌出現。這二者相聯繫的邏輯是: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不專屬於鄉村,它是社會總體藍圖設想中的一個有機部分,需要具有可操作性的應對策略。

不必過分美化這種全民熱議所能產生的效果。若真可一言興邦,那麼今日的悲劇,也不會反覆上演。但我們還是能從這十餘年的嬗變中察覺到,對問題的爭論、表述,已經發生微妙但深刻的位移。

質言之,像《螻蟻》和《物語》文章這樣,渲染盛世遺忘之角落,是在城鄉間劃定不可逾越的界限:鄉村的畸變,是可資利用的反面教材,意在說明當城市發展的虛火過旺。反對者則否定了將農村表述為某種普遍「問題」的可能性,甚至更為徹底地宣稱:城鄉發展狀態上半斤八兩,城市人的操心未免反應過度。無論在城鄉之間進行切割還是彌合,這些悲劇事件都只是接機抒情的便宜之計。

筆者相信,因該案而受到追責的那些基層官員,一定覺得委屈。如楊改蘭案中,官方羅列造成楊家悲劇的諸多問題,例如家庭矛盾、鄰里糾紛、危房失修等等,顯然只是為了給這樁驚世兇案,一個看似合理的解釋。但反過來想,我們又實在難以苛責制定懲處規定的人。除了這些看得見、摸得着的因素之外,假若真的存在將楊改蘭們、賈敬龍們逼上絕路的深層因素,我們眼下是否有合適的語言,將其準確地表達出來?

舊表述退場,新表述在何方?

語言的匱乏根源於經驗的匱乏。筆者曾在香港中文大學參與「中國文化與社會」之類課程的教學。那些本就來自大陸的青年學生,對農村問題卻表現出知識匱乏,常常令我倍覺灰心。但轉念一想,學生本身不該被批評,因為他們不但缺乏鄉村生活的實際經驗,而且在成長過程中,對農民和農村的討論,往往只以楊改蘭案賈敬龍案這樣的惡性事件,在法律電視節目中一閃而過。少有人提醒他們,遙遠的鄉村正在發生的事情與自己的生活相關。

退一步講,即使他們當中有些人,希望能進一步窺探當代中國鄉村生活的真實景象,又該從何處入手?隨着當年「三農」熱潮的隱去,今天的中國知識界,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農村研究這樣的「老問題」已經過時。而媒體和公眾,除卻對楊改蘭案之類事件心存窺視癖外,似乎也對描摹鄉村社會的實際變遷興致杳然。

缺乏深入、公正的記錄,只是問題的症候之一,它所映射的是全社會在這一問題上,系統性的經驗缺失。

《螻蟻》這類文章的寫作,是對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大國寡民」論述的拙劣挪用;極力證明楊改蘭悲劇給自己帶來強烈不適的作者,實則從未把握造就悲劇的真正無奈。「螻蟻」只是用來向「盛世」喊話的道具,是自詡為民間的寫作者對自我「良心」的反覆確認。

反對者們固然看到了《螻蟻》視野的偏狹,但此類惡性事件的頻發,顯然使其「農村不像你想像的那麼糟」的觀點難以立足。我們必須面對這樣一個讓人沮喪的現實:講述真實的慘劇非常困難。因為在這裏,我們缺乏一種新的語言。

每次像楊改蘭案這樣的慘劇發生時,總有人試圖拔高意義,暗示他們是一個又一個「孫志剛」。2003大學生孫志剛死在廣州的收容所中,事件經過發酵、討論,催化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廢除。2003年不幸遇難的孫,今日已成為乾癟的符號,每當有人想給某個悲劇加以命名的時候,他的名字就像劣質的貼紙,覆蓋了新的亡魂。但回顧收容遣送制度廢除前後的歷史,除卻俞江、滕彪、許志永「三博士上書」之類的象徵事件之外,學者、媒體,甚至政府內部的部分法務工作者,都對問題的細部進行了充分探討。非此,僅憑情懷和口號如何能讓國家法令轉向?

曾經的孫志剛案,是充分且周密的社會討論最終得以落實為國家意志的典範。後來者往往盯住若干姿態性事件,罔顧彼時的真實。讓緊扣「問題」的求索被曲解為「主義」的勝利,這背後的文化政治,或許也是楊改蘭無法成為孫志剛的原因之一。

說回我曾參與的「中國文化與社會」課程。那堂課的學生們在完成規定閲讀後,無不表示自己從此獲得認識問題的新視角。但在作業的結尾,這些在課上所獲得的新視角、新觀點,往往又回到「隨着經濟發展,這些問題……」之類的套話。

楊改蘭案是變革時代出給大人們的考卷,若不能在結尾處創造新的答案,那麼農婦殺子的故事,便永遠只是小報上的邊角料。楊改蘭死了,但悲劇還會繼續活着,我們等待新的語言,等待它將悲劇和盤托出。

(袁長庚,南方科技大學社會科學中心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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