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月1日，英國正式加入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ies），也就是歐盟（ European Union）前身，為此英國國會於1972年通過 European Communities Act 1972 （以下簡稱 1972 Act)，把歐洲整合的基本原則與相關權利義務在該法中予以明定，使得英國加入歐洲共同體之後所產生的國際法義務，得以產生國內法上的效力（即使當時歐盟法院已經透過判決，宣示歐盟法律對各國具有直接效力。）
今年6月23日英國舉行公投，超過半數的民眾贊成脫離歐盟，主張留歐的保守黨首相卡梅倫（David Cameron，卡麥隆）因此下台，由文翠珊（Theresa May，德蕾莎．梅伊）接任首相。文翠珊一上台就不斷強調“Brexit means Brexit”（脫歐就是脫歐），更進一步宣示要在2017年3月底前啟動《里斯本條約》第50條，展開為期兩年的脫歐談判。
在此同時，反對脫歐的民眾一狀告上法院，倫敦高等法院於11月初在 Miller 一案中作出判決，認定行政部門不可以在未取得國會事先同意的情況下，逕行啟動《里斯本條約》第50條脫歐程序。換句話說，法院認為：英國是否退出歐盟此一重大政策的決定權屬於國會。
倫敦高院判決的理路
就政治層面而言，此一判決不僅是文翠珊政府的一大挫敗，更令預定的脫歐時間表出現重大變數；就憲法層次來說，則對英國幾世紀以來，有關行政與立法部門對外事務決策權限的劃分，有著深遠影響。
高等法院這個判決牽涉到多重法律領域，包括國際法、歐盟法，以及英國國內憲政秩序。簡單來說，法院在判決中開宗明義表示，英國憲政體制最高指導原則，毫無疑問的是「議會主權至上」（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國會有權制定或廢除任何法律。
英國憲政傳統上，行政部門在對外事務（包括條約談判、締結以及宣戰）得主張「皇家特權」（Royal prerogative powers），毋須國會同意。但法院對於行政部門這項傳統權力的解釋也日趨嚴格，特別是當此權力涉及人民的權利和義務時，國會立法已逐漸取代皇家特權。
在此趨勢之下，本案法院指出，由於雙方當事人都同意一旦啟動《里斯本條約》第50條之後，就不可能撤回停止，因此啟動《里斯本條約》的脫歐程序，並不單純是啟動對外關係下的退出條約，而是根本性地涉及英國國內法 1972 Act 的修改，甚至是廢除——這將對人民目前在歐盟法律架構下所享有的權利和義務，產生重大影響。 基於議會主權至上原則，對於涉及人民基本權利和義務的法律變動，只有國會才有權做出最終決定，法院因此認定脫歐程序的發動必須得到國會授權同意。
英國政府上訴策略
面對高等法院的判決，英國政府立刻提出上訴，最高法院也隨即宣布將於12月5日正式開庭審理此一重要案件。然而一般都認為政府勝訴的機會不大，甚至還可能輸得更慘。
面對此一不利情勢，目前出現了兩種不同的因應策略：
一是建議行政部門乾脆放棄上訴、認賠殺出，避免夜長夢多。如此一來，雖然行政部門沒辦法在未經國會同意下逕行啟動《里斯本條約》第50條，但在保守黨依舊佔國會多數、且已有公投過半民意支持脫歐的情況下，可預期的是國會最後還是會尊重（不具法律拘束力的）公投結果、同意啟動脫歐程序。
第二種策略則是建議政府變更在高等法院訴訟時所採取的立場，改認為提出退出歐盟的正式照會、啟動《里斯本條約》第50條的程序後，在兩年內英國其實是可以反悔、撤回前述照會（參照《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68條）。換句話說，行政部門可以逕自啟動脫歐程序，不需國會事先同意，但在兩年談判期間內，國會若有不同意見，得隨時撤回脫歐照會及終止談判。
改採此一立場的好處是，最高法院很有可能會因為脫歐程序存在撤回可能性，而認定國會事後參與權已足夠，並不違反議會主權原則，據此推翻高等法院的判決結果，改判行政部門勝訴。
然而，政府若果真的這麼做，將有巨大風險：《里斯本條約》第50條啟動之後究竟可不可以撤回，這牽涉到歐盟法律的解釋與適用，按規定必須由位於盧森堡的歐盟法院來決定。這意味著一旦英國政府主張條約可撤回，英國最高法院可能必須停止本案審理，等待歐盟法院對於《里斯本條約》第50條作出解釋之後，最高法院才能夠據以作出判決。如此一來必定曠日廢時，對於文翠珊想要盡速啟動脫歐程序的目標更加不利。
況且，歐盟法院對於《里斯本條約》第50條的解釋，究竟是會依據《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68條的精神，認為在兩年期限屆滿前英國可以隨時撤回，還是認為基於歐盟的特殊性而另作考量，還在未定之天。
聯合王國的裂痕，全球治理的退潮
就目前情勢看來，英國政府並沒有撤回訴訟的跡象，大概也不會改採脫歐程序可以撤回的立場。如果是這樣，那未來的發展，極有可能對行政部門更加不利。
高等法院的判決，主要是以議會主權至上原則，來界定行政部門與國會的權限，據此認定國會擁有脫歐決策的最終決定權。但法院沒有處理的問題是：三個分權政府（devolved governments）在脫歐程序中可能扮演的角色。換句話說，根據目前分權立法（devolution legislation）的相關規定，不論是國會或行政部門，在啟動脫歐程序之前，是否需要蘇格蘭、威爾斯與北愛爾蘭政府的參與或同意，大概會成為下波法律攻防的焦點。
英國最高法院日前已經宣布，將准許蘇格蘭與威爾斯推派法律代表，參與本案訴訟表達意見。可預見的是，最高法院很有可能會在判決中進一步討論這個議題。無論結果如何，這都將使得英國脫歐程序更形複雜。
無獨有偶，南非、甘比亞，以及布隆迪（蒲隆地）最近也都陸續發出正式照會，表明退出《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Rome Statute），不再接受國際刑事法院的管轄權，預計一年後生效。除此之外，許多人都預測特朗普（川普）上台之後美國很有可能會退出甫生效的《巴黎協議》 （Paris Agreement），甚至直接乾脆退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以南非退出《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為例，在南非國內已經有民間團體向法院提告，主張行政部門在提出退出規約的正式照會前，必須事先得到國會同意。
以上例子在在顯示，主權國家與國際組織的關係，不是一條由前者走向後者的單行道；傳統上學界都將關注的重點放在條約制定（treaty-making），然而隨著所謂的新國族主義（new nationalism） 的興起，可預期的是，未來各種不同類型的條約退出（unmaking of treaties） 將越來越常見，這是憲法與國際法交錯的另一種展現，值得關注。
（郭銘松，英國華威大學法律系副教授，耶魯大學法學博士；陳慧雯，英國華威大學法律系研究助理，哈佛大學法學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