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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里雯:從歐洲到美國,我們正經歷封閉社會的回潮

這就是2016年世界給我們的禮物:向封閉社會倒退的號角四處吹響,以決裂,以分離,以顛覆的方式。


2016年11月8日,美國大選當天,特朗普支持者在場內歡呼。
2016年11月8日,美國大選當天,特朗普支持者在場內歡呼。攝:Chip Somodevilla/Getty

編按:本文原載「正午故事」微信公號,原題為「英國脱歐、美國大選和封閉社會的回潮」,經作者授權,由《端傳媒》編輯轉載。

2016年8月,在奧地利群山環繞的 Hintersteiner See(後石湖)景區門口,我和家人躲開炙熱的陽光,到一家小賣鋪買冰淇淋。亭子裏的姑娘20出頭,面無笑容。賣完冰淇淋,她一面清掃鋪子外圍,一面和留着厚八字鬍的景區收費員聊天。一群帶着幼兒園孩子的本地家庭加入了他們。一切看起來是個温暖和諧的鄰里日常景象,直到他們互相道別:「Heil!」。

「Heil!」這個原意為「好運」的古英語單詞,是納粹黨人獨有的問候方式。他們開走的車子上,車牌號以88開頭。8代表第8個字母,88就是HH——「Heil! Hitler!(希特勒萬歲!)」的縮寫——新納粹的暗號。

那一刻,我們瞬間被從天堂美景拉回現實。極右翼勢力在奧地利居歐盟各國之首,4月,主張排外政策的自由黨在總統大選的首輪投票中獲得超過三分之一的選票,該黨候選人諾貝特•霍弗(Norbert Hofer)差一點當選總統。自由黨投票者中自然包括這些新納粹選民,無論出於什麼原因,他們決定以這些看似簡單的符號,認同於20世紀最殘暴的政權之一,為那個不僅屠殺猶太人,也屠殺殘疾人、同性戀、吉普賽人和一切「純種雅利安」之外的「劣等民族」的政權辯護,抹殺歷史,對多樣化的人群投以敵意和輕蔑,包括我們這些中國遊客在內。當然,為自由黨投票的人裏或許還有其他不同主張的人,但他們選擇的卻都是向過去回退的道路。而奧地利並不是唯一一個向部落社會迴轉的西方國家。

2016年是個標誌性的年份。6月23日的英國脱歐公投和11月9日的美國大選,標誌着封閉社會的回潮已經淹沒了今日世界。在英國,選民們被「奪回控制權」的口號吸引;在美國,他們則被特朗普(川普)「讓美國重新偉大」的口號召喚。支持這兩個口號的所有宣傳和許諾,都具備強烈的民粹主義、排外情緒和孤立主義的特徵,也就是驅趕和限制外來移民、提高關税和從現有的安全或經濟聯盟中逐步退出或承擔更少的責任。我們還沒有提到其他歐洲國家以反移民主張獲得越來越高支持率的各政黨,從法國勒龐家族引領的國民陣線,德國的另類選擇黨,到匈牙利的Jobbik,以及荷蘭的荷蘭自由黨。

發生在英國和美國的這兩次投票是民粹主義和孤立主義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在西方的最大勝利。它們引起了全世界的震驚,因為它們竟然發生在啟蒙運動、平權運動和自由主義的發源地和大本營。前兩大運動從誕生的主旨,正是消除性別歧視、民粹主義、種族主義和孤立主義這些封閉社會的漫長傳統,以期減少族群間衝突和謀求共贏發展。20世紀西方主流話語的共識就建立在這個基礎上。但兩場投票就如突如其來的巨響,宣稱這個共識已不復存在。

這就是2016年世界給我們的禮物:向封閉社會倒退的號角四處吹響,以決裂,以分離,以顛覆的方式。上世紀60年代平權運動、反殖民主義、自由主義和經濟全球化形成的文明外殼,已經在它們的發源地決堤。

誰在憤怒?

從兩次投票結果來看,兩個對立陣營的支持者勢均力敵:在英國,51.89%的英國人投票決定離開歐盟,48.11%的人堅守留歐陣營;在美國,如果按個人投票數計算,目前希拉莉(希拉蕊)的票數其實高出特朗普近100萬張,但因為美國總統選舉採取選舉人制,特朗普拿到了足以贏得大選的選舉人票。若以投票人計算,在兩個選舉中,對立陣營的對峙都極為激烈,並且人數相當。

傳統自由派媒體——從左傾的《紐約時報》和英國《衞報》到新自由主義傾向的《華爾街日報》和彭博社——都試圖了解那些渴望把國家帶回「舊日黃金時代」的人是誰。不少主流媒體聲稱他們具有相似的特徵:投票支持脱歐和支持特朗普的人中,以中年至老年白人男性為主,主要居住在小城市、鄉鎮或鄉村,因為收入持續相對降低而對現狀失望。也因為這些原因,這兩次選舉都被媒體稱為「憤怒的白人老年男性」對建制的反抗。

《華盛頓郵報》在6月27日的一篇報導中顯示了一個圖表:富裕國家的工薪階層在1988年到2008年之間,是相對收入增長最低的一群人,增速大約在1%和5%之間。而獲益最大的則是佔全球1%人口的頂級富豪,以及發展中國家的中產階級,這二者巨大的收入增速平均下來在10%到75%之間,有不少超過了35%。

試圖理解這些選民的媒體,以一貫的同情描述了這樣一副畫面:在過去至少20多年裏,這些曾經收入居於全球高位的富足工薪階層,眼睜睜地看着自己的地位在國內外都急劇下滑:國內貧富差距增大;工作流失到國外,讓中國人越來越有錢,在西方購買一切奢侈品;願意以更低薪水工作的移民又「搶走」了本土的工作,於是產生了巨大的身份認同危機。因為大多數人並不會去關注自身階層危機的複雜原因,而只會對離自己最近的東西有感觸,所以他們對於日益增強的大城市、全球化貿易和移民趨勢,產生了持久的怨憎。

為了理解這些挫敗感,無數媒體開始搜尋此類故事。《衞報》的一名撰稿人Mike Carter就訪問了利物浦,描寫了一篇英國前工業地區貧窮的失業工人將失業怪罪於移民的報導。而《哈佛商業評論》的Joan Williams描述了「工薪階層」男性遭遇的男性自尊挫敗感,以及對「不勞而獲」的底層貧民的怨憎,後者包括相當高比例的移民和少數族裔。

學者們也試圖理解這些「被拋棄的一半」。美國威斯康星-麥迪遜大學教授Kathy Cramer曾在前兩年穿越威斯康星州,了解農村地區選民的情感和選舉的邏輯,寫下《怨憎的政治》一書。她在訪談中發現,政治已經逐步變成了身份的象徵。她採訪的對象都對精英和城裏人有極深的怨憎:感到居住在城市中的決策者沒有詢問、聆聽和尊重他們的需求,而他們卻不得不遵守決策者做出的規定;他們繳納税收,卻沒有得到公平的公共資源作為回報;城市居住者成天坐在辦公室裏,而不是4點半就起床伐木、長期進行體力勞動,卻得到更高的報酬……更糟糕的是,隨着相對收入的減少,努力工作必能上升的美國夢破滅了。

是的,工薪階層的生活艱辛,已經到了需要根本性變革的時候。但是且慢:這些是全部的真相嗎?這真的是一場傳統的社會下層對上層精英的經濟革命嗎?

如果深究投票數據,會發現任何單個因素的結論都是不準確的。

首先,和英國脱歐公投一樣,美國大選的投票展現了選民近乎對半的分裂,地域和年齡決定了不同的政治偏好,而不是收入。投票反對脱離歐盟的人,和支持希拉莉、反對特朗普的人,他們也顯示了相似的特徵:以年輕人佔絕大多數,以居住在沿海大城市或中型城市的人佔大多數。收入墊底、占人口36%的社會最底層,真正的貧苦人民,有過半數支持希拉莉,比特朗普要高出十幾個百分點;收入中游、占人口55%的中產階級,支持希拉莉的也只比支持特朗普的低1-4個百分點;收入上游、占人口10%的高收入階層,希拉莉的支持者也只比特朗普低1-2個百分點。在特朗普的支持者裏,白種男人佔了絕大多數,但也有很多白人女性,後者主要是共和黨的堅定支持者。

更重要的是,所謂的「支持特朗普的廣大農村選民」其實只佔總選民的17%,而且這些選民數十年來只投共和黨。並不存在「倒戈」一說。

也就是說,「造反」的並不是真正的底層,而是居中的中產階級,其中不少大學畢業、住在更富裕的郊區,還有半數的上層精英。《新共和》雜誌上刊登的Eric Sasson的一篇評論說得很明白:「這些人並沒有在奧巴馬治下受罪,而是蒸蒸日上…」如果一定要把投票結果視為一個吶喊,那麼在這場勢均力敵的吶喊中,最窮困的美國底層人民的吶喊,被不滿於現狀的白人中產階級和半數高收入人群的吶喊卡住了喉嚨;而英國那些收入更低但卻更適應全球化的年輕一代,卻被他們更有生活保障、但卻不滿現狀的白人父輩強行拉出了歐盟。

這就必須引入一個不可迴避的根本原因,就是白人對自身絕對優越地位的擔憂,引發出對政治正確性的痛恨。二戰之後,從納粹崛起中吸取經驗的左派與自由派,受益於平權運動,曾攜手建立和維護了一個基於反種族歧視的政治正確性的話語體系和司法規則。這套體系和規則不斷細化,在一些領域裏造就了怨氣,例如在學術機構裏強制推行少數族裔僱傭名額,以及對性別歧視言論的打壓。「政治正確過頭了」,是他們的共同旗幟——雖然各項數據都完全不支持他們的觀點。這也正是為什麼在英國脱歐和特朗普當選之後,兩國國內針對少數族裔的暴力和言語攻擊瞬間增加的原因。在法國和匈牙利,目前已經幾乎可以預期同樣的事情發生。

難民問題加重了這種怨憎情緒,白人中產階級感到大批的難民到來打擾了他們的安寧,極端伊斯蘭宗教組織在歐美發動的恐怖主義襲擊從反面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這個問題的背後,是第三世界裏大規模的動盪。在2016年,全世界每100人中就有一個人被迫離開故土,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大人數的被迫遷移,而戰爭——大國介入的地區戰爭,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北非和敘利亞都是如此。

在美國大選的屋裏還有另一頭大象:希拉莉的敗選是否還有性別歧視因素。但這個原因很難追究,因為沒有一個反對希拉莉的人,無論出於什麼原因,會承認自己反對的原因是出於性別歧視。所有人都堅定地聲稱自己反對希拉莉是因為她的無能、腐敗或者不可信。從這個角度來看,平權運動在公共話語塑造上還算成功。

舊的憤怒獲得聲張並未解決問題,因為新的憤怒隨之激起。在英國脱歐和特朗普當選之後,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在英國和美國全境爆發,起於、卻不侷限於大城市。當英國和美國的投票結果顛覆了啟蒙運動、平權運動與全球化結合的果實,它們造就了新的「憤怒的人群」:兩個運動的繼承者和全球化的支持者。他們多數居住在大中型城市裏,擁抱多元化的社會和文化,具有全球化的視角和跨越種族的同情心,喜歡全球旅行,習慣於接納乃至創造變化,包括職業的變化,拒絕接受單一的身份認同。

華盛頓媒體及政策觀察機構CQ Roll Call的資深總監Patrick Thornton就是這新的「憤怒的白種男人」中的一群,他在一篇廣為傳播的文章裏聲稱:「我是來自中西部的東海岸精英:真正的泡沫是美國的農村地區。」他談到自己長大的俄亥俄州小城,那裏的種族成分極其單一,人們對同性戀權益和黑人奴隸史毫不關心,活在「白種人的泡沫」之中,拒絕接受那個「高中沒畢業的白人孩子,18歲時隨便走進一個工廠就能得到薪水不錯的終身工作」的時代一去不返的事實。

「對大眾而言,政治不是關於事實或者政策的。它與身份認同相關,也就是人們認為自己是什麼樣的人,以及其他人是什麼樣的人。我要支持誰?反對誰?……這個人像我嗎?這個人會帶來像我一樣的人嗎?」Cramer教授說。

在兩個放棄了工業的前工業大國裏,從生產到居住、從社群關係到社會理念、從個人自由到家庭觀念,整個英美社會已經分裂成完全不同的兩個內部世界:一邊是認同城市文明、全球化、多元化、靈活身份認同的個人主義、複雜的市場經濟環節、環境保護的全球化居民;另一邊是緊抱田園夢、單一民族國家、保守身份認同的部落主義、早期工業社會經濟形態、對環境保護不敏感或認為重要性不高的地方性居民。正如地方性居民對全球化居民造成的身份不安全感深懷怨憤,全球化居民對地方性居民的抗議也是不可避免的。事實上,這兩種身份認同幾乎永遠不可能和諧共處,它們之間的爭鬥會代代延續下去。

虛假的許諾

脱歐派陣營的領袖和特朗普都非常清楚他們要針對的對象是誰,要利用的情緒是什麼。他們極力向這些被全球化的好處拋棄的選民傳達這樣的信息:你是對的,你所有的憤怒都是有道理的,只要拋棄現有的政府,拋棄全球化和政治正確,把移民趕出去,好日子就會回來。

但是這種對「好日子」的懷念,其實也是塑造出來的。根據聯合國的統計數據,人類社會正處於歷史上最好的時期:最長的人均壽命,最少的饑荒,最高的平均教育水平,最高程度的自由移動,等等,更不要說大國之間直接戰爭的威脅目前看來極低。

「我同情你們對歐盟官僚的惱火,但我得說,我在英國聽到的脱歐辯論裏,極少是在批評歐盟如何運作。我聽到的是關於移民的排外宣傳(大多數這些提到的移民都不是來自歐盟,可是誰也不會去關心真實的數據),以及減少歐盟撥款、讓英國公共服務的支出『滾滾而來』的虛假承諾,這些虛假承諾根本不去考察貿易和經濟是如何運作的。『脱離』的決定都是基於最糟糕的衝動……」英國《金融時報》的一位網站讀者在一篇脱歐報導下面這樣留言。

這位讀者的留言說得沒錯。獲勝的脱歐派在十幾年的挫敗裏,發展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策略,可以總結為:

第一、把握情緒,訴諸於憤怒,而非理性的計算;

第二、捏造部分事實,摻雜部分事實,並且不斷地捏造,讓闢謠的人們沒有足夠的時間和力氣追趕;

第三、基於前兩者在社交媒體上易於傳播的特質,集中利用互聯網作為戰鬥平台,與專業主流媒體對抗。

這三點,也被特朗普的團隊運用在後來的美國大選中——事實上,英國脱歐陣營領軍人物Farage一直在給特朗普鼓勵和支持,在他大選之後還立即被邀請到特朗普家中慶賀,這並不是巧合。

第一點,訴諸於憤怒。

特朗普這樣一個把自己的家裏從廁所到電梯都鍍金的地產大亨,如何能說服選民他會代表他們的利益?把握情緒是最先的技巧。脱歐派花了數十年時間讓英國選民對歐盟產生憤怒之情。2005年,Farage本人對《金融時報》的Simon Kuper承認過,普通選民對脱歐話題沒什麼興趣,可能對他們來說被布魯塞爾還是被西敏(威斯敏斯特)統治,區別不大。於是公學男生們開始集中推行大眾感興趣的話題:反移民。他們成功了。

脱歐領袖們大多數是英國貴族公學和牛津的畢業生,在學校裏培養出的最大激情和長處就是辯論,而不是政策制定。頭髮凌亂的公子哥兒、前倫敦市長Boris Johnson和他的同事Michael Gove都是如此。作風強硬、頂着被脱口秀名人Jon Oliver稱為 「最值得一揍的臉」的前英國獨立黨領袖Nigel Farage不是這個特權階層的一員,但也以同樣的技巧躋身其中。脱歐派通過譴責歐盟來售賣他們描畫的圖景:一個依然享受自由貿易和資金流動、享受歐盟共同市場的好處,卻嚴格控制歐盟移民的美好舊日帝國,他們認定歐盟將不得不在英國的消費市場和金融市場面前讓步。

但不管他們當中的哪一位,都只是以參加一場辯論賽的心態在動員這場運動。對於運動成功後的政策,他們卻連個預案都沒有。這就是為什麼在脱歐之後,幾位所謂的領袖全都躲了起來。帶着幻想投票脱歐的選民也很快發現夢想的破滅:Farage不得不很快在電視上公開抵賴,稱英國獨立黨在宣傳大巴上許諾給國民保健署的每週3.5億英鎊不能兑現,那只是「競選團隊犯的(宣傳)錯誤」。這些抵賴是無法被追究的,而脱歐風暴造成的損失很快就大大超出了醫療福利領域,波及到英國經濟的每個方面。一日之內,英鎊下跌超過10%,在未來數月裏萎靡不振,最大跌幅甚至接近20%,英國地產狂跌,本來令人不滿的醫療福利體系將進一步惡化,各方貿易的受損,對英國經濟衰退的預期加重了這些惡性循環。

在美國大選得勝後的一週之內,特朗普和他的團隊就迅速放棄或者修改了許多競選時讓他獲得高聲歡呼的許諾,比如在墨西哥邊境建造高牆,「立即」遣返幾百萬非法移民,對中國徵收高關税等,因為這些許諾背後顯然沒有實際的經濟利益計算支持。

在美國,特朗普的團隊從英國脱歐運動中獲得了真正的靈感。Matt Oczkowski,特朗普的競選團隊領袖說過:「如果他贏了這場選舉,那將會是因為一種英國脱歐式的心理,和一種還沒被觀察到的人口發展特徵。」而藉助於這個經驗,特朗普的團隊在着力發展賓夕法尼亞、威斯康星和密歇根州這些工業衰落的「鏽帶」地區選民,也着重捕捉那些「剝奪了選舉權的新共和黨」的注意力。這些「新共和黨」比傳統的共和黨支持者年輕,信仰民粹主義和種族優越性,而且比其他共和黨人更關注三個主要議題:法律秩序、移民和薪水收入。他們還對兩黨都懷有很深的輕蔑感,渴望讓國家回到更快樂的時光。而顛覆共和黨所有規則的特朗普,滿足了他們的想像。

特朗普的策略是,以反移民和反墮胎的姿態樹立右派形象,但許諾某種極權式社會主義的經濟政策。他承諾墨西哥邊境建立高牆,威脅本國企業,禁止它們把生產外包到海外(雖然他自己的公司一直這麼做),暫時禁止穆斯林移民進入美國,質疑華盛頓對北約盟國的長期義務,呼籲減少對外援助,發誓撕毀國際貿易協定,攻擊中國的貨幣操縱並威脅提高關税,還建議亞洲盟國發展核武器,否認全球變暖是人類活動造成的,以便為重新使用高污染能源鋪路。

所有這些政策都將徹底顛覆二戰之後的全球政治、經濟和安全秩序,從財政現實和安全領域而言都是瘋狂的,更不要說這些不負責任的言論對一個現代社會的巨大撕裂。只有訴諸非理性的情緒,才能得到選民的支持——而他們確實得到了。

第二點,捏造部分事實,摻雜部分事實,並且不斷地捏造,首先產生於英國脱歐派領袖對歐盟的攻擊。

大多數人並沒有耐心和能力去了解歐盟這個龐大而複雜的機構,支持者和反對者都選取了對自己有利的材料,反對者甚至捏造了不少材料。這其中就包括被《泰晤士報》開除的記者、後來的倫敦市長Boris Johnson,迄今為止,對歐盟最著名的抹黑謠言來自於他,但這個謠言一直反覆被懶得確認事實的人們引用。Johnson宣稱「歐盟要規定避孕套的統一尺寸」,但這事純屬捏造。他對歐盟所造的謠言有一長串,《金融時報》甚至發表過一篇專門的文章列舉,但謠言獲得關注,總是比駁斥謠言的文章要容易,因為後者實在太不夠刺激了。

Farage本人對歐盟官員進行毫無依據的人身攻擊也是一例。在6月27日的歐洲議會上,議會主席問英國獨立黨領袖Farage「你來這裏幹什麼?」Farage洋洋自得地宣布他的勝利,繼而侮辱整個歐洲議會「在座各位沒有做過什麼像樣的工作」。

在Farage說出這句話的時候,一位坐在他右後方的歐洲議會議員難以相信自己的耳朵,用手捂住了臉。這位來自立陶宛的議員生於西伯利亞,他的父母被斯大林流放到那裏。他後來加入立陶宛地下獨立運動,曾是一名醫生,能做心血管外科手術、創傷手術和戰場手術,參加了立陶宛第一例心臟移植手術。他還參與了立陶宛獨立後的第一部憲法起草。在他獲得的諸多獎項中,還包括一枚軍事勛章。作為20世紀最傑出的一類人,經歷、智力和勇氣都非常人可以想像,但在2016年他卻不得不坐在一個投機小商人後面,忍受他的侮辱和荒謬的謊言。這謊言是如此難以置信,以至於他啼笑皆非,完全失語,只能苦笑着遮住自己的臉。

關於脱歐的諸多宣傳裏,還有意遺漏了一個信息:在歐盟各國裏,英國是向海外輸出人口最多的國家,有490萬英國人在海外居住,其次是波蘭,440萬,然後是德國的400萬。當英國脱歐派想要驅逐外來人口,他們優越的腦袋並不會去考慮自己的國民在海外「擠佔別國工作機會」該如何處置。

在特朗普團隊對對手捏造的謊言中,也夾雜了部分事實,比如希拉莉與銀行界的密切關係,以及郵件門(雖然FBI並沒有從中發現希拉莉的致命問題,但這個事件重創了她的支持率),另一些,比如散播希拉莉身體糟糕到危在旦夕的謠言,和之前質問奧巴馬出生地的問題,都成了「對井投毒」的有效方式,使得原先的支持者或者中立方更傾向於和希拉莉保持距離。

但特朗普傳達的最有力的仇恨,關於「中國和墨西哥搶走工作」和通過把工廠帶回美國和重振鄉村來「復興偉大美國」的根本信息,卻完全是為迎合不少選民的幻想而捏造的故事。

前蘭德智庫的主席William Overholt在他的臉書上試圖解釋這些基本事實:美國曾經有98%的農業人口,如今只有2%,不是因為外國人搶走了工作,而是因為工作效率提高了,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工業領域,被「搶走」的低薪工作是美國人不願意做的,工廠效率的提高和科技發展更加劇了失業。在今天,即便是中國,也需要通過大幅度提高服務業來解決就業問題。但傳統工會不願意接受傳統工人需要再教育並改變職業的現實,而民主和共和兩黨都努力在討好工會,並且在大選中尋找一個容易的靶子(在把中國當成替罪羊上,希拉莉也有大力參與)。至於中國對匯率的操縱,「上一次中國貨幣被強行壓低價值,大約是在2010年」。

但是在煽動性的公共論辯中,事實、邏輯和統一的道德規則失去了價值,侮辱變成了唯一的硬通貨,公眾在競選娛樂中獲得情緒的發泄,複雜的事實因而被隨手扔開。這並不是第一次,但這一次造就的分裂,卻可能改變兩國乃至整個世界未來半個世紀的格局。 第三點,對新媒體的運用。

最早把握新生媒體,一直是社會運動的關鍵。正如報紙在19世紀輔助了歐洲各國的革命,20世紀20年代末開始,納粹依賴當時新生的廣播,培育了大批熱忱的追隨者。奧巴馬在2008年成功運用互聯網的社交媒體和小額捐贈贏得競選支持,是最早的總統競選利用互聯網的經典案例。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脱歐派和特朗普的勝利,也是新時代的「保守派」(如果向封閉社會倒退的主張可以被稱為保守的話)第一次運用社交媒體獲得勝利。二者都制定了簡明有力的口號,便於推特傳播,直擊選民情緒。對推特的運用也更為積極有效。特朗普的團隊把重點完全放在互聯網社交媒體戰略上,而對在傳統媒體上花錢毫無興趣。這部分是因為主流媒體對他的極度厭惡,但卻意外地使他成為了戰後競選中花錢最少的美國總統。

大力反對特朗普,卻被大選結果羞辱的主流媒體,試圖理解互聯網媒體在此次競選中的作用。但他們的分析都無法深入,因為這一次,真實的數據掌握在社交媒體手中。臉書和推特,成了大部分選民們組織和獲取信息的主要來源,在那裏沒有傳統媒體的記者、編輯和其他團隊檢驗信息來源的程序。調研、個人印象和謠言都具有平等的傳播價值,而速度更快。根據個人喜好推送消息的算法,以及「拉黑」功能的設置,使得不同意見人群之間加深了隔離,溝通更成為不可能。每個人都舒適地活在各自的泡沫之中,直到它被擊碎。

臉書的董事會成員Peter Thiel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之一,這導致「臉書促成了特朗普上台」的流言飛起,不少人相信臉書有意傳播對民主黨的謠言攻擊。大部分反對特朗普的互聯網精英們對此憤怒異常,而扎克伯格不得不出來否認這個罪名。支持民主黨的谷歌則在大選後拒絕再讓「假新聞網站」購買廣告鏈接(雖然如何定義「假新聞」也是一個艱鉅的工作)。當我在大選次日的葡萄牙里斯本參加歐洲最大互聯網會議Web Summit時,硅谷知名投資人激動得站在台上高呼:「你們為什麼不生氣!」投資人隨即坐下來,認真討論信息泡沫和算法對民主的作用。或許,這標誌着互聯網「一切信息絕對平等」的時代正在結束。但更重要的是,它證明了開放社會也會製造自己的敵人。

重建公平的開放社會

返回封閉社會是一條危險的道路,但開放社會的確需要解決自身的痼疾。英美主流媒體和學者在反省全球化的時候,卻鮮有提及一個基本的事實:發達國家內部的相對貧困並不是全球化的結果,而是經濟發展模式偏差和社會分配製度不公的結果——是所謂「新自由主義者」的市場原教旨主義的黑色果實。以放任市場、壓制勞工權利、無限弱化政府、掠奪自然資源、自由貿易和國際性分工為目的的新自由主義,信奉其代表性人物、英國首相戴卓爾(柴契爾)的名言:除了通往全球化資本主義外「沒有任何其他的選擇」存在。

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戴卓爾首相和列根(雷根)總統聯手強行將新自由主義推向高峰,把國內工會和工業經濟一起削弱之後,英國工業區和美國「鏽帶」的工薪階層就走上了漫長的失落道路。戴卓爾上台沒幾年失業人口從100萬上升到了300萬。從利物浦到倫敦,大規模的城內騷亂爆發。這一切平息之後,工業區漫長的蕭條逐步淘空了這些城市。

而另一方面,工業的流失伴隨着資本遊戲的瘋狂。華爾街崛起,槓桿狂增。資本市場也和實業漸行漸遠,從經濟發展的助力開始變成阻礙經濟發展的怪獸,直到2008年全球資本市場大崩盤。但無論市場是漲是跌,經濟是起是落,頂層1%的鉅富階層卻藉助這些資本遊戲一直加速收斂財富。其財富增長速度遠超社會各階層,他們以欺詐投資者犯下的罪行卻往往不受追究。「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機構,還要在金融危機之後吸取納税人的血汗錢來填補窟窿。所有這些事情,都被民眾視為權貴勾結的明證。

但不幸的是,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卻因為意識形態戰爭的遺留,被有意視而不見或者不敢公開認同。歷史學家托尼·朱特說,21世紀的一大悲劇,在於共產主義陣營的錯誤嘗試,使得在它之後,一切左傾理念都被視為洪水猛獸,被排斥和提防。在冷戰中和前蘇聯對峙多年的美國,這種極度的排斥尤為嚴重,以至於主張提高税收、擴大醫療保險福利的奧巴馬被對手怒斥為「共產黨」,而同樣主張縮小階級分化的民主黨候選人之一桑德斯,也得到了同樣的懷疑和攻擊。

《歷史的終結》的作者福山在大選前夕的長文《衰敗還是涅磐?大選決定美國政治的未來》裏,總結了這次選舉透露的真正信息:「幾十年過去了,美國民主終於開始回應與大多數人都相關的不平等擴大化和經濟停滯問題……精英階層過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大多數美國公民的收入卻停滯不前」。他提到了比爾·克林頓倡導的(介於高福利社會主義和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之間的)「第三條道路」,讓民主黨和共和黨共同擁抱自由貿易和移民,又一直努力收買工人運動,讓他們不再反對簽署貿易協定,是其中的原因。

但他也觀察到,經濟因素並不一定是決定因素。民主黨關注女性、非裔美國人、同性戀、都市年輕人等支持者,卻因此喪失了主張愛國主義、持槍權、反墮胎和強調基督教本位的工人階級白人。他們「成了共和黨更可靠的選民,哪怕共和黨精英提出的經濟政策實際上與他們的經濟利益相悖」,而85%的特朗普支持者認為「美國已經迷失了身份」。左派並未失去社會最底層和少數民族(含新型大城市貧民)的聯繫,但在這個過程中,卻沒有看到白人中產和精英中的身份焦慮有多麼強大。

在身份話題上,左派精英和自由派領袖的問題,與其說是過度城市化、精英化、失去了與保守地區工薪和中產階級的聯繫,不如說是沒有找到新的話語,來擺脱20世紀共產主義國家失敗後留下的糟糕遺產。奧巴馬當選,黑人選票起了很大作用,但並未改變主流話語反一切社會主義色彩的事實。

然而,正如前面投票分析所顯示的那樣,啟蒙運動和平權運動的努力並未完全失敗。它們的確塑造了開放社會公共話語的根基,並創造大批拒絕部落衝動、更理性和開放的「新人類」。但它的成功侷限於經濟發達的大城市裏,未能解決居於中小城市和鄉鎮或鄉村人們的身份認同。為此需要找到一種新型的經濟發展模式,縮小對物質的無限佔有的衝動,縮小階級差別,但卻又讓人足以獲得自尊和身份認同。對族群之間的敵意,根據社會學家研究的結果來看,除了更多地開放社會,加深接觸融合,沒有更好的辦法消除。

2013年離世的托尼·朱特經歷了二戰後英國的艱難,和此後全球化帶來的豐富,卻在臨終前看到了這個開放社會進程的扭轉。他去世前寫下的《記憶的小屋》裏留下的預言,看似哀歌,卻如同祈禱,我們這一代人中或許有一半的人能聽見:「我不認為這種情感(愛國主義)是不可理解的,我只是不認同於他們。但在過去的年份裏,這些激烈的無條件的忠誠(無論是對一個民族國家、一個神、一種理念或者一個人)開始令我害怕了。文明的薄薄外殼完全棲息於對人類博愛的信仰之上,哪怕稱這種信仰為虛幻也罷。虛幻也好,現實也罷,緊緊抱住這個信仰對我們會有好處。當然,這個信仰,以及它對人類謬行的束縛,在戰爭或動亂時期都會最先被拋棄。

「我恐怕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兇險的時代。撼動我們的安全感和穩定感的將不僅僅是恐怖分子、銀行家和氣候問題。全球化,或者說和平主義幻想中「平的」地球,將成為很多人恐懼和不確定性的來源。他們將轉而向他們的領袖尋求保護。從德里到達拉斯,窮人和失去家園的人敲打着被守護的群體那不斷增高的隔離牆,「身份」的定義將變得更刻薄。

「國家沒有消失,反倒可能自我實現了:公民身份的特權,保護居住證持有者的權利,將會鑄就政治權力的王牌。在成熟民主社會裏那些狹隘的煽動者將會要求對絕望的新來者進行『測試』——知識也好,語言也罷,甚至還有態度——以決定他們是否配得上英國、荷蘭或者法國的身份。他們已經在這麼做了。在這個美麗的新世紀,我們會想念那些寬容的邊緣人:邊界人。我的人群。

(覃里雯,資深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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