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將過去的2016年，對於香港和台灣來說並不平靜。香港經歷了「雨傘運動」之後的第一次立法會選舉，本土派與自決派的殺入，撼動了原有的政治格局，也衝擊傳統的公民社會。台灣則經歷了民主化之後的第三次政黨輪替，有了第一位女總統，「太陽花運動」之後沉寂一時的公民社會內部暗流湧動。
這背後的脈絡清晰可循。2014年，「太陽花運動」和「雨傘運動」相繼爆發，釋放了巨大的能量，激活了兩地的公民意識，至今影響着兩地公民社會的走向。
兩岸學者陳健民與范雲早前正基於這樣的背景進行了一次公開對談。11月10日，在香港中文大學，這兩位社會學教授進行了一場講座，主題是：「太陽花運動後的台灣公民社會 VS 雨傘運動後的香港公民社會」。
來自香港的陳健民，是「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的發起人之一，他親歷了香港公民社會在運動結束後的低落，也看到了傘落之後新的發展可能。而來自台灣的范雲，是積極參與「太陽花運動」的學者，也曾是台灣九十年代「野百合學運」的學生領袖。她在運動之後參與組建的「社會民主黨」，成為藍綠之外的「第三勢力」。她也參選立法委員，由此邁入政壇。
能團結台灣公民社會的，只有「中國因素」？
范雲飛赴香港參加本次對談之前，台灣立法院外的勞工團體的絕食抗議仍在進行。他們抗議的內容，是蔡英文政府擬訂的「取消勞工七天國定假日」的修法。勞工團體在十月底就已效法「太陽花運動」試圖衝入立法院，行動未果之後，由七名成員組成的「2016工鬥」，在11月4日將抗議升級為絕食。但抗議未有結果。
在范雲看來，這次抗議的失敗正是「太陽花運動」之後，公民社會組織力低落的表現。運動退潮之後，公民意識已然覺醒，大小抗議不斷。然而，公民社會低落的組織力，難以承受蓬勃發展的公民力量。
「太陽花運動」期間因共同訴求而凝結起來的公民社會，在運動後逐漸散落開來，當下尤為明顯。抗議時有發生，但不成體系。
原住民團體今年八月在總統府外靜坐，之後蔡英文主動走入抗議者中，與之溝通，尋求和解。隨後更是公開向原住民道歉，成立原住民的轉型正義委員會。曾是「社會民主黨」召集人的范雲對此這樣評價：「她見了原住民，婦女抗議就不見，勞工絕食也不見，拆遷戶也不見。誰見誰不見？大家反彈很嚴重。」她對此表示擔心，認為公民社會的力量難以如「太陽花運動」時期龐大，使蔡英文政府看不到可以威脅到自己的力量，因而「選擇性溝通」。
與此同時，公民社會內部的利益和價值衝突也逐漸浮現。范雲以「取消國定七天假」為例，指雖然勞工群體抗議激烈，但如果政策不推行，用人成本增加的中小企業主也會抗議。她又提及，蔡政府大力推行的年金改革，獲得支持改革人士的讚賞，但也導致公務員群體的強烈不滿，誘發了9月3日的軍公教大遊行。正在立法院中審議的同志平權法案，在立法院外亦是爭議不斷。今年的台北同志遊行吸引了超過八萬人參與，但反同團體抗議也有數次抗議集會。
如今，台灣公民社會難以找到驅動其共同行動的因素。這與「太陽花運動」時反差明顯，范雲開始思考，為什麼「太陽花運動」可以聚集到如此大的能量。運動是由《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而起，2014年3月17日，立法院在30秒內完成服貿協議的委員會審查，引發公民社會的強烈不滿。在范雲看來，這不只是因為程序正義的問題，「雖然表面上是一個黑箱，可是國會不是第一次黑箱，為什麼人民會有如此強烈的感受？」
「運動是因為中國的威脅而起的。」范雲說。而實際上，上屆國民黨政府執政後期，對兩岸關係以及台灣自身社會經濟問題上的處理，早已積累了社會中很大的不滿情緒，這種情緒在「太陽花運動」時達到頂點。而真正的引爆點，還是公民社會對來自中國的威脅的擔心。
國民黨就是「中國因素」的一個投射。「公民社會，過去八年中，好像跟民進黨站在同一條戰線的，因為共同敵人是國民黨。」而如今，國民黨不再執政，在立法院中成了少數黨，黨產也面臨被清查的風險，「公民社會沒有共同敵人了」。
「任何跟中國有關的東西就會觸動台灣的公民社會，讓意見不一樣的團體站在一起。」范雲這樣總結。
傘落之後，香港公民社會的分裂
在對談進行前兩日，香港亦有抗議發生。11月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第104條釋法。釋法前夜，中聯辦外發生大規模警民衝突，示威者試圖突破警方防線以圖進入中聯辦內部抗議。警方其後釋放胡椒噴霧，並在午夜時分進行清場。
這一幕，陳健民似曾相識。兩年前的9月28日，同樣是警民衝突。87枚催淚彈，拉開了「雨傘運動」的序幕。但對於陳健民來說，如今的社會氛圍，已與當時截然不同。
香港公民社會在「雨傘運動」前曾受到「太陽花運動」的正向激勵。陳健民特別憶及「622民間公投」，當時他和戴耀廷、朱耀明一起，號召香港人投票選出一個自己認可的普選方案。儘管被特區和中央政府視為違法行動，公投仍吸引了近80萬人參與，這個數目遠遠超出了陳健民的預料。但傘落之後，面對慘淡的結果，香港公民社會陷入了低落。陳健民形容那時的氛圍，「大家都很沮喪。這麼大的動員，竟然沒有什麼結果。」
低落的公民社會的具體體現是，2014年，香港共有6818次公眾遊行或集會，而在2015年，這一數字一下子降到了6029次。
隨之而來的，是公民社會舊結構的瓦解。在運動中擔任重要角色卻又飽受質疑的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2015年出現退聯潮，最終五間高校的學生會退出，組織力驟然跌落。學民思潮亦在不久之後停止運作。
但與此同時，新力量在醞釀。學民思潮停止運作後，轉而成立主張香港前途自決的新政黨「香港眾志」。在陳健民看來，這是傘後新力量的體現。他將這股新力量分為兩類。一類是由年輕專業人士自發組建的團體，這些專業人士包括律師、醫生、工程師等。另一類，就是傘後迅速湧現的本土派政治組織。
「法政匯思」就是前一類的代表。這個由法律界專業人士成立於2015年初的組織，在人大釋法前後，在社交網站上詳細解釋事件的來龍去脈，普及基本法知識和香港司法的常識。醫學界的「杏林覺醒」亦是一例。
而本土派的出現，則激起了公民社會內部關於民主運動路線的爭拗。暴力抗爭開始出現，傳統公民社會受到衝擊。陳健民這樣理解年輕人在傘後的變化：「這麼大的公民抗命運動，也沒辦法拿到民主。如果北京講，一國兩制下沒有民主，那麼學生不會放棄民主的，只會放棄一國兩制。如果沒有主權就沒有民主，就要爭取主權了。和平的方法沒結果的話，就要考慮勇武了。」
由此，陳健民將「中國因素」看作是「雨傘運動」後分裂香港公民社會的因素，具體來講，就是對香港主權問題的不同取態。
後運動時代，讓公民社會走下去
運動退場之後，面對「中國因素」的不同作用，兩地公民社會要如何走下去？
對此，范雲和陳健民有各自的展望。
范雲同樣看到了選票的作用 。公民社會難以再度迸發出更大能量，那麼，「決戰點對我們是什麼？就是用選票。」在她看來，「太陽花運動」之後，「民意基礎轉化成了政治上實質的席次。」
范雲認為，如今的立法院「對中國的態度是一致的，就是台灣主權first」。在已凝聚起的共識之下，才有超越藍綠的「第三勢力」 的強勢出現。
「永遠不要放棄追問，社會是不是有更好的可能。」范雲最後說。
永遠不要放棄追問，社會是不是有更好的可能。
「雨傘運動」之後，香港法律環境和學術環境的收緊，陳健民感同身受。在這種環境下，他也認為選票重要。對談中他不止一次提到傘運後香港的兩次選舉。2015年的區議會選舉，幾位「傘兵」異軍突起，成功獲選為區議員。公民社會受到鼓舞，認為傘運的成果受到肯定。2016年上半年，公眾遊行和集會數量已有5600次，接近2015年全年的水平。隨後，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本土派和自決派均有成員獲選為議員。
但陳健民痛心於如今香港公民社會內部寬容對話氛圍的缺失，也在思考，「主權問題引進來之後，會不會所有精力都會花在主權問題，而社會原有的公義的問題，就被邊緣化了呢？」
主權問題引進來之後，會不會所有精力都會花在主權問題，而社會原有的公義的問題，就被邊緣化了呢？
他依然提倡對話，因為「年輕人相對於老一輩來講建立對話的可能性較大」。「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梁天琦是大陸出生的消息傳出後，本土派的血統論受到很大衝擊，引發了一波關於「如何定義香港人」的討論。陳健民對當時的討論很欣賞，認為討論相當負責。然而他也承認，「爭論還在發展，分歧不容易調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