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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年女性影展的答案:台灣的「性別平權」值得引以為傲嗎?

之所以要放電影,就是要潛移默化,去化解加諸於女性身上的僵化。

特約撰稿人 賈選凝 發自台北

刊登於 2016-11-15

策展人與台灣女性影像學會秘書長羅珮嘉。
策展人與台灣女性影像學會秘書長羅珮嘉。

【作者按】很喜歡台灣國際女性影展今年在「影展的話」開首那一小段既像私語又具公共討論性的文字:辦一個女性影展,「到底是女性導演優先?抑或性別議題導向影片為首?」影展的籌備團隊每年都需要重新面對這問題、作出自我思辨;而這也是我在見到身兼策展人與台灣女性影像學會秘書長身份的羅珮嘉時,最先拋出的問題。

換言之,女性影展在台灣已經辦到第23年,讓它區別於島內諸般形式各異的「女性活動」的那一抹亮色,究竟為何?

珮嘉溫柔而堅定地給出她的回答「不媚俗」。

「很多東西別人不敢談,但我們敢談;別人停留在可能還是比較保守的路線,但我們已在強調開放更多元的思考。」

台灣女性團體很多,也到處都在放女人的電影,雖然很多導演都會拍女性議題,羅珮嘉仍然認為,女性影展的「不媚俗」特質格外清晰——所選的片子某種程度上有其難度與先鋒性,而不是以取悅主流大眾為目標。她進而解釋:「當然其中會有溫馨催淚的,但這次所選的101部作品,我希望大家同一時間看到不同面向的、更多元宏觀的內容。」

很多團體辦女性活動可能只是單一去放映一部影片或辦講座去討論一個主題,缺乏更多元的討論與視野,也自然不及一大批影像創作匯集在同一時間集體爆發所醞釀出的那種影響力。另一方面,台灣國際女性影展明言是主打「國際」,因而邀請大量的外國女導演或策展人來台,並同樣把本土的女導演和台灣作品推出去。羅珮嘉認為「這個橋樑性的工作,到目前為止只有我們可以做得到。」

既為「女影」,所聚焦的創作者也好、影像從業人員也好,都一定是女性。但真正的宏觀多元,在呈現方式上卻需要更細緻的操作。

羅珮嘉認為,首先選片的題材要大膽,且有許多結合新聞時事的題材。「如今大家都喜歡看很片面之詞,很多話題往往是網路上別人講了什麼,我們也會跟着受影響。可我覺得電影的功力是可以藉由一些劇本,讓我們靜靜把一些事情用不同方式去看。」女性影展的「不媚俗」亦體現在此——「很多東西別人不敢談,但我們敢談;別人停留在可能還是比較保守的路線,但我們已在強調開放更多元的思考。」

從今年的主題不難看出此種方向:非典愛慾、移民話題、亞非新視界……還特別請來德國選片人貝蒂·席爾客座策展移民單元。歐洲的移民潮舉世矚目,不少帶有種族歧視的國家分子甚至利用「女性主義」合理化族群仇視,新聞中我們常會看到難民狀況,雖然令人難過卻仍免不了反對與支持的立場各執一詞。到底歐洲國家要不要支持這些難民,大家都說不清,於是羅珮嘉想那不如請來一個當地人——用很多的影片去訴說每一個樣態下這些人的想法與感覺:長片、短片、劇情、紀錄,多種形式交織出宏觀圖景。

而這也一如是次女性影展本身的影片構成:台灣競賽、短片、劇情長片、紀錄片……羅珮嘉自己看了一百多部片,最有感覺的還是長片。她頗推崇來自瑞典的一部片子《女孩們的奇幻旅程》,據說因為跨性別的題材爭議性大,在瑞典部分學校還被禁播。她喜歡這部片的理由是「我們常在談跨性別——情慾到底要怎麼展現?性別到底要怎麼流動?我們習慣了用很學術的名字去談論,但這部片卻用有趣而奇幻的劇本,把一個很複雜的性別概念用很棒的劇本讓大家一下就能理解。」

到底什麼才算「國際感」?

國際女性影展頂着「國際」名銜,自然要持續面對操作層面的質疑與自省:到底什麼才算「國際感」?「國際感」的程度有具體標準嗎?而在大環境備受「不夠有國際視野」指摘的島內,一個影展又能做到哪一步?

羅珮嘉認為所謂「國際」交流,很簡單兩種概念:「他們來」和「我們去」。

「我們去的效果不會在這個地方被看見,一定是在對方國家。而他們來的部分,像我們請國外選片人來做台灣評審,他們看完片都會發FB說非常喜歡哪些台灣導演的作品,並會帶去他們自己地區的影展放映,這就是一個對外、對國際的出口。」

每個人看待「國際感」的角度不太一樣,但女性影展始終如一從細節著眼,每場映後都會有紀錄,放上部落格讓大家知道那些國外的片子到底在談什麼。羅珮嘉認為:「要看每個觀眾從哪裏取得什麼樣的國際資源。」

當然,有些歐洲導演的映後分享可能礙於語言關係,有現實因素上的不足,所以難以用單一個案去評斷。而交流這件事本身就是個互動過程,有好的時候,也有不好的時候,才是常態。

雙城展演,Why台中?

回到文初的問題,其實今年女性影展的選擇是女性導演與性別議題兼顧的「雙線敘事」,而整場影展的最亮點則是另個地理層面上的「雙線」:首度採用「雙城模式」,在台北與台中同時舉辦。

Why台中?

羅珮嘉坦言:「台北資源太多了。」台北到處都有展覽,藝文環境豐沛。她自己是南部人,而台灣女性影像學會的幾個夥伴裏,理事長則住台中。「我們一直覺得其實真的要推的,是台北以外的不常看到電影的女性朋友,或者根本困在一個女性痛苦的枷鎖裏面,而沒有去說的管道的朋友。」

之所以選台中也沒什麼神秘理由,只因幸運得到台中市政府鼎力支持——所以「女性影展」未來的野心,其實希望是三城、六城、全島滿地開花。

「世界任何一個capital city都一定有它必須比其他城市更整合的地方。其實我們也沒有要離開台北呀,我們只是希望把台北人能夠享受到的這些資源,也讓其他人受惠。」

只是,今年剛好是「雙城」。

有意義之處在於這是台灣國際女性影展從「單城」邁入「雙城」的第一屆。算是個很重要的里程碑。但羅珮嘉解釋:「不是規定說我們每年都要做雙城,它還是可以回到單城做草根,它也可以去到其他的地方。」

其實此前22年裏,影展在全島都做過巡迴,只是並非院線規模,這一次,他們希望台中觀眾可以在戲院看到跟台北觀眾一樣的高畫質規模、大院線規模的影片。

走出台北,要克服多重困難:長途舟車勞頓、去和人生地不熟的場地人員輪番交涉,但讓羅珮嘉他們欣慰的是:「我們在台北辦了23年,在台中是第1次辦,就有很多台中觀眾絡繹不絕打電話來跟我們說,他們很期待然後很想買票,因為他們從沒在那邊看過女性影展,這次終於不用再坐火車大老遠跑來台北還搶不到票了。」

是台中人的熱情,撫慰了台北策展團隊所付出的辛勞。

台北作為首都,壟斷文化資源在羅珮嘉看來也是人之常情。「世界任何一個capital city都一定有它必須比其他城市更整合的地方。其實我們也沒有要離開台北呀,我們只是希望把台北人能夠享受到的這些資源,也讓其他人受惠。」

台灣的「性別平權」真的可以引以為傲嗎?

台灣女性影展的規模之成熟、運作之嚴謹,放在整個東亞地區都堪稱翹楚。

以全亞洲來說,韓國和台灣的兩個女性影展是全亞洲最大的,台灣僅次於韓國。羅珮嘉也說自己在想辦法看能否幫助其他的亞洲女性影展成長。「像中國女性影展和香港女性影展,我都有幫他們選片過。然後也教他們怎麼策劃。」

對比兩岸三地,已有20多年經驗的台灣在辦「女影」這件事上,無論規模抑或觀影品質,都遠遠走在前面。有些女性影展還停留在放映DVD、以及在藝文中心舉辦的階段,但台灣與韓國早已走入戲院放映拷貝,按羅珮嘉的話說「光是這部分,對放映的要求就不一樣了。但因為香港剛剛第一屆結束,中國女影現在也才進入第三屆,我覺得要慢慢來啦,能夠開始,已經很不錯。」

台灣又能將怎樣的經驗帶給香港呢?

「香港本來就是比台灣更國際化的地方,可是相對來講,它的新自由主義,它的資本主義社會商業體制也讓藝文空間縮小,現在也有很多香港年輕人會開始跟台灣的『文青』們交流,我覺得很好——讓香港人看到:女性議題也好,環境議題也好,在台灣可以從多重議題面去討論。」

「女性的不平等」即使在全世界最先進國家也依然存在,但台灣在性別方面給人的普遍印象,至少在兩岸三地似乎最具「平權」的自覺。

然而儘管對女性議題的討論環境在台灣相當成熟,而且有那麼多活動與性別平權相關,女性議題確有被更多「看見」,但羅珮嘉強調,台灣離性別平等這件事,依然有「很遠很遠很遠」的路要走。重要的事說三遍。但為何她會有這種判斷?

很簡單。「今天只要還有一個女性被強暴就不是性別平等。只要我們的身體還在被物化、我們受到性侵犯時人家還怪罪我們是裙子穿太短,或者我們蠟燭兩頭燒被要求獨立時還因為無法相夫教子被指責,那就還沒有平等。」

「女性的不平等」即使在全世界最先進國家也依然存在,但台灣在性別方面給人的普遍印象,至少在兩岸三地似乎最具「平權」的自覺。

讓我大為意外的是,珮嘉卻說「我覺得反而中國大陸做得比較好。」

她說:「中國大陸的女權是因為受到政府侷限,很多東西沒有辦法像我們自由在媒體上講,但是他們比較沒有我們這麼多的習俗壓抑和宗教箝制,相對來講,我不覺得台灣性別平權的發展在亞洲算比較好的。」

最難以逾越的就是對女性極不公平的性別習俗。到今天為止,台灣女性來月經依然不能進廟拜拜——法律層面當然可以改,然而觀念卻根深蒂固難以撼動,遠非不斷完善性平法就能解決的問題。

羅珮嘉說:「所以為什麼要放電影?就是因為觀念的思想養成,要透過非常長久的時間才能做到。」

唯有電影,能與時間同在,並在歲月經年的累積之中,用潛移默化的最直觀的影像,去一點一滴化解種種加諸於女性身上的僵化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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