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夫（編按：又名土家野夫，中國內地作家）招收弟子，讓弟子在「天地君親師」面前對他行跪拜禮，其後又寫了一篇《我就是江湖——關於收徒兼答天下》，在自由派裏掀起軒然大波。
在文章中，野夫自認「文化保守主義者」，但他寫那篇東西，似乎也不只是在為自己的行為辯護，因為給自己辯護，說點什麼「儀式感」就可以了，不用扯到所謂的「江湖」。野夫自認「自由主義者」，但他對「洪門」、「青幫」和「哥老會」等江湖幫派讚賞有加，看不起只懂得「撕逼」和翻臉的「黨人」，這就十分有趣了。如果爭論止於「野夫有沒有讓徒弟跪拜的自由」，那實在浪費了一個絕佳的公共議題。
野夫認為一個人既可以是自由主義者，也可以是文化保守主義者，如果這麼說的意思是：一個人可以既信奉自由民主憲政人權等價值，又信奉某些傳統價值，那並沒有什麼問題。按照政治自由主義的經典說法，自由主義是一套政治觀念，而並不是一種人生觀價值觀，自由主義不僅不妨礙，而且還鼓勵公民在自由主義的框架之內培養自己的人生觀價值觀。事實上，有不少自稱「儒家」的自由主義者正是以這種方式來對兩種體系進行調和：他們把儒家僅僅作為一種個人的行事原則、信仰或精神資源，但在同道以外，不以儒家的觀念去要求別人。在這裏，把「儒家」替換成「墨家」，或其他傳統觀念，也一樣說得過去。
但有一種意義上的「自由主義」與「文化保守主義」的結合，就較為勉強。這種結合認為「儒家」的觀念（或其他傳統觀念）應該是所有（自我認同為）「中國人」的行事原則、信仰或精神資源。這種立場並不否認自由民主制度比傳統的中國政治制度更為合理，但正因為他們認為自由主義只是一套政治觀念，所以作為一個「倫理共同體」，他們認為中國人應該有一套共同的倫理觀念，以處理政治領域以外的規範性問題，這種共同的倫理觀念，只能從傳統觀念裏尋找。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牟宗三先生，以及大部分港台新儒家的立場，應該都屬於這種。
還有一種意義上的「自由主義」與「文化保守主義」的結合，發端於錢穆先生的《中國曆代政治得失》，在大陸的儒家裏也十分流行。這種立場認為，中國傳統的政治制度，並不是「專制」的，甚至保存了許多「自由」，因為皇權受到相權或文官集團的制約，皇帝的行事受到儒家的「禮」的約束，其思想也受到儒家觀念的影響，在「刑」與「禮」之外，中國人是有自由的。這種立場，與其說是為了調和「自由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不如說是用自由主義的一些理念為中國傳統政治制度辯護，或者是用傳統的政治制度來重新詮釋自由主義，在最後，「自由主義」實質上意味着什麼並不重要，或者說，「自由主義」的真實內涵就在這種「結合」中被消解掉了。
從野夫的行文來看，他的立場偏向上述的第一種或第二種。如果他是第一種立場，那完全沒有任何問題，他甚至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釋；即使是第二種，也存在很大的辯護空間。野夫說，「無論東西方，都有自己的禮儀制度」，「制度要西化，要的是那民主法治和自由，要的正是那無論官府和個人，都不得干預他人天賦人權的自由。而禮儀則從來不必西化，保存的正是本族文化中的多樣性和骨血。」在制度之外，還要有另一套共享的規則，這套規則叫不叫「禮儀」，並不是關鍵。
許多政治思想家都提到過，僅靠自由主義本身，是不能維繫一個政治共同體的，不管這個「自由主義」指的是自由民主制度本身，還是一種自由主義的政治理念；在自由主義以外，需要一種超越於個人主義或利己主義的德性、情感、風氣、習俗，來幫助維護共同體。在托克維爾那裏，這就是「民情（mores）」，而在美國，宗教對民情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全體公民信奉宗教，對社會來說，是最為重要的事情。而他們到底信奉什麼宗教，對社會來說並不重要。更何況，在美國，基督教統領所有的教派，它的道德規範，不管在哪一個教派那裏，在本質上都是相同的」（《美國的民主》上卷第二部分第九章）。這充分說明，在「政治紐帶」以外，還需要「道德紐帶」。用一種政治動力學來講，「政治紐帶」與「道德紐帶」之外，才是需要依靠「強力」來維繫的部分。當共同體遭遇危機，「政治紐帶」、「道德紐帶」和「強力」所加在一起的力量也必須更加強大。
在中國，問題要更為嚴峻。因為我們並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政治紐帶」，即使就像一些官方調查說的，中國90%以上的人都認可現在的政治制度，也不足以構成健全的「政治紐帶」，因為一般的中國人並沒有任何參與政治的機會。對於他們來說，「政治」都是「上面」決定好的，跟他們的意志沒什麼關係。
政治紐帶和「政治參與」，尤其和「民主參與」息息相關，因為「如果公民都有權治理國家，那麼他們必然不會再侷限於個人利益」，「就會發現自己並不能像當初想象的那樣離開別人，而是需要別人的幫助」（《美國的民主》下卷第二部分第四章）。所以，我們的「道德紐帶」本應該比托克維爾時代的美國更強，才能免於依靠巨大的「強力」來維持秩序。在一個「政治紐帶」和「道德紐帶」都很弱的地方，「強力」就會大到具有壓迫性，才能維持基本的秩序，在這種地方，空談「自由民主」，而不去考慮如何建立「政治紐帶」和「道德紐帶」，那是沒有任何意義的。這就是野夫的文章，應該帶給自由主義者思考的地方。
如果同意在自由民主制度以外，還需要一套共同的規範，或者說，在政治紐帶之外，還需要道德紐帶，那麼，我們接下來應該思考的是，各種文化保守主義，究竟如何能成為這種共同規範或道德紐帶的一部分？儘管野夫更加認可儒家之外的「民間道義」，儒家和民間道義卻是很難截然分開的。儒家和民間道義裏面，確實存在某些部分，可以超越個人主義或利己主義，並有助於維護共同體的紐帶。
這些部分，用儒家的話來說，叫「鐵肩擔道義」，叫「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叫「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叫「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用江湖的話來說，叫「五湖四海皆兄弟」、「仗義每多屠狗輩」、「為朋友兩肋插刀」。在這一點上，郭玉閃稱自己為「儒家」，野夫稱自己是「江湖人」，都是可以理解的。洛克認為，當政府嚴重侵犯公民的自然權利，公民可以起來革命，推翻政府，但是他並沒有說，當這個政府強大到一定程度，起來反抗將要付出巨大的代價時，公民應該怎麼辦。在中國人對自由主義的想象中，的確很難找到一部分，是可以讓人為了「公義」放棄自己的利益，甚至不畏強權，捨身取義。儒家，以及民間道義，對這一部分進行補充，在我看來是十分有意義的。
不過，從另一角度來說，當儒家以及民間道義，所要求的不僅僅是對自由主義進行補充，而且還要成為制度以外的共同規範的主導性部分的時候，這種自由主義與文化保守主義的結合就有可能產生內在衝突。
受到一些庸俗自由主義者的影響，許多人認為只要（中央）政府權力沒有干預到的領域，都屬於「自由」範疇，所以那些政府的權力觸角沒有觸及到的，就都是「自發秩序」。當然，一種共同規範的維護不能僅僅靠人心，還需要靠實體性的組織。就好像在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美國，有各種宗教團體來維護共同的基督教道德，在傳統的中國社會，維護儒家倫理的，主要是宗族，維護江湖道義的，主要是各種行會和幫派。但托克維爾時代的美國宗教團體，和傳統中國的宗族、行會和幫派是有本質區別的，後者當然有助於維護秩序，但要說它們與自由主義完全兼容，那似乎有點自作多情。
首先。這幾種組織並不具有「自願加入」的性質，宗族就不用說了，很多行會成員在拜師的時候還小，讓父母按着給師傅磕了頭，算不上什麼「自願」，幫會大部分「能進不能出」，或者要走，得付出可怕的代價。其次，這些組織在很大程度上是等級制的，宗族家長、行會領袖和幫派老大對內部人有接近生殺予奪的權力，家族叔伯、師傅前輩和幫派堂主，對各種小輩都有不同程度的控制權，像《霸王別姬》裏演的，揍你一頓，還說是「賞你飯吃」。而組織對內部人的權力過大，家法、私刑、清理門戶這樣的事情並不鮮見，對人權的侵犯毫不為意。說這些組織，以及組織下的「血親倫理」、「江湖規矩」和自由主義沒有矛盾，這是哄那些沒有見識的人。
中國的自由派談論「自由」比較多，談論「秩序」比較少，以往談論「秩序」的，都是以保守主義的名義來談，無怪乎最終只能訴諸各種傳統。在我看來，野夫對民間道義的堅守，就反映了自由派的這種「秩序的焦慮」。似乎有這樣一種「迷思」：要讓自由主義在中國生根，或者實現「中國化」，就一定要和中國的傳統聯繫起來。但我們有必要從其中走出來。
我們也不要誤讀托克維爾，托克維爾說自由民主制度（他用的詞是「民主共和制度」）需要「民情」來維護，但他並沒有說什麼樣的「民情」都可以維護自由民主制度。事實是，如果自由民主制度需要特定的「民情」來維護，這可能更進一步說明了「啟蒙」的重要性，而不是要硬生生把自由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扭到一起。
回到前面所說的，自由民主制度（政治紐帶）以外還需要有某些共同規範（道德紐帶），需要維護這些共同規範的組織，在中國這樣缺少政治紐帶的國家，道德紐帶理應更強韌，民間組織理應更強大，但造成政治紐帶脆弱的因素同樣也使得道德紐帶難以建立。
對自由派來說，目前有兩個可能，一個是藉助現成的基督教會和基督教倫理，另一個是將自由主義發展成為一套道德觀念，以及逐漸建立起相應的自由主義團體。在目前的環境下，這兩種可能都有各自的困難，第一種會遭到一些基督徒和自由主義者的排斥，第二種八字還沒有一撇。在情況尚不明朗的當下，兩種可以同時進行。
需要說明的是，第二種可能性，意味着要將自由主義一方面變成一種整全化的道德體系，另一方面，它將變得更有包容性，否則難以承擔「共同規範」的作用，也就是說，一方面它將比作為政治觀念的自由主義要更「厚」，涉及「政治正義」以外的日常道德，另一方面，它依然能夠與儒家、激進左翼、基督教、女權主義等兼容（但不包括施派、新左派和大陸新儒家）。這並不代表着自由主義要「去政治化」，相反，這是當下階段「政治化」的一種表現。
野夫提出了一個好問題，只是我們不需要用他的方式來回答。
（陳純，中山大學哲學博士，青年學者，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