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思想學人

陳純:文化保守風潮,與中國自由主義的秩序焦慮

「江湖」和「義氣」的秩序,是否和自由主義理念兼容,值得仔細思考。


圖為一個孔廟導賞團,導遊帶領參觀的民眾到孔廟。
圖為一個孔廟導賞團,導遊帶領參觀的民眾到孔廟。攝:Billy H.C. Kwok/端傳媒

野夫(編按:又名土家野夫,中國內地作家)招收弟子,讓弟子在「天地君親師」面前對他行跪拜禮,其後又寫了一篇《我就是江湖——關於收徒兼答天下》,在自由派裏掀起軒然大波。

在文章中,野夫自認「文化保守主義者」,但他寫那篇東西,似乎也不只是在為自己的行為辯護,因為給自己辯護,說點什麼「儀式感」就可以了,不用扯到所謂的「江湖」。野夫自認「自由主義者」,但他對「洪門」、「青幫」和「哥老會」等江湖幫派讚賞有加,看不起只懂得「撕逼」和翻臉的「黨人」,這就十分有趣了。如果爭論止於「野夫有沒有讓徒弟跪拜的自由」,那實在浪費了一個絕佳的公共議題。

野夫認為一個人既可以是自由主義者,也可以是文化保守主義者,如果這麼說的意思是:一個人可以既信奉自由民主憲政人權等價值,又信奉某些傳統價值,那並沒有什麼問題。按照政治自由主義的經典說法,自由主義是一套政治觀念,而並不是一種人生觀價值觀,自由主義不僅不妨礙,而且還鼓勵公民在自由主義的框架之內培養自己的人生觀價值觀。事實上,有不少自稱「儒家」的自由主義者正是以這種方式來對兩種體系進行調和:他們把儒家僅僅作為一種個人的行事原則、信仰或精神資源,但在同道以外,不以儒家的觀念去要求別人。在這裏,把「儒家」替換成「墨家」,或其他傳統觀念,也一樣說得過去。

但有一種意義上的「自由主義」與「文化保守主義」的結合,就較為勉強。這種結合認為「儒家」的觀念(或其他傳統觀念)應該是所有(自我認同為)「中國人」的行事原則、信仰或精神資源。這種立場並不否認自由民主制度比傳統的中國政治制度更為合理,但正因為他們認為自由主義只是一套政治觀念,所以作為一個「倫理共同體」,他們認為中國人應該有一套共同的倫理觀念,以處理政治領域以外的規範性問題,這種共同的倫理觀念,只能從傳統觀念裏尋找。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牟宗三先生,以及大部分港台新儒家的立場,應該都屬於這種。

還有一種意義上的「自由主義」與「文化保守主義」的結合,發端於錢穆先生的《中國曆代政治得失》,在大陸的儒家裏也十分流行。這種立場認為,中國傳統的政治制度,並不是「專制」的,甚至保存了許多「自由」,因為皇權受到相權或文官集團的制約,皇帝的行事受到儒家的「禮」的約束,其思想也受到儒家觀念的影響,在「刑」與「禮」之外,中國人是有自由的。這種立場,與其說是為了調和「自由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不如說是用自由主義的一些理念為中國傳統政治制度辯護,或者是用傳統的政治制度來重新詮釋自由主義,在最後,「自由主義」實質上意味着什麼並不重要,或者說,「自由主義」的真實內涵就在這種「結合」中被消解掉了。

從野夫的行文來看,他的立場偏向上述的第一種或第二種。如果他是第一種立場,那完全沒有任何問題,他甚至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釋;即使是第二種,也存在很大的辯護空間。野夫說,「無論東西方,都有自己的禮儀制度」,「制度要西化,要的是那民主法治和自由,要的正是那無論官府和個人,都不得干預他人天賦人權的自由。而禮儀則從來不必西化,保存的正是本族文化中的多樣性和骨血。」在制度之外,還要有另一套共享的規則,這套規則叫不叫「禮儀」,並不是關鍵。

許多政治思想家都提到過,僅靠自由主義本身,是不能維繫一個政治共同體的,不管這個「自由主義」指的是自由民主制度本身,還是一種自由主義的政治理念;在自由主義以外,需要一種超越於個人主義或利己主義的德性、情感、風氣、習俗,來幫助維護共同體。在托克維爾那裏,這就是「民情(mores)」,而在美國,宗教對民情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全體公民信奉宗教,對社會來說,是最為重要的事情。而他們到底信奉什麼宗教,對社會來說並不重要。更何況,在美國,基督教統領所有的教派,它的道德規範,不管在哪一個教派那裏,在本質上都是相同的」(《美國的民主》上卷第二部分第九章)。這充分說明,在「政治紐帶」以外,還需要「道德紐帶」。用一種政治動力學來講,「政治紐帶」與「道德紐帶」之外,才是需要依靠「強力」來維繫的部分。當共同體遭遇危機,「政治紐帶」、「道德紐帶」和「強力」所加在一起的力量也必須更加強大。

在中國,問題要更為嚴峻。因為我們並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政治紐帶」,即使就像一些官方調查說的,中國90%以上的人都認可現在的政治制度,也不足以構成健全的「政治紐帶」,因為一般的中國人並沒有任何參與政治的機會。對於他們來說,「政治」都是「上面」決定好的,跟他們的意志沒什麼關係。

政治紐帶和「政治參與」,尤其和「民主參與」息息相關,因為「如果公民都有權治理國家,那麼他們必然不會再侷限於個人利益」,「就會發現自己並不能像當初想象的那樣離開別人,而是需要別人的幫助」(《美國的民主》下卷第二部分第四章)。所以,我們的「道德紐帶」本應該比托克維爾時代的美國更強,才能免於依靠巨大的「強力」來維持秩序。在一個「政治紐帶」和「道德紐帶」都很弱的地方,「強力」就會大到具有壓迫性,才能維持基本的秩序,在這種地方,空談「自由民主」,而不去考慮如何建立「政治紐帶」和「道德紐帶」,那是沒有任何意義的。這就是野夫的文章,應該帶給自由主義者思考的地方。

如果同意在自由民主制度以外,還需要一套共同的規範,或者說,在政治紐帶之外,還需要道德紐帶,那麼,我們接下來應該思考的是,各種文化保守主義,究竟如何能成為這種共同規範或道德紐帶的一部分?儘管野夫更加認可儒家之外的「民間道義」,儒家和民間道義卻是很難截然分開的。儒家和民間道義裏面,確實存在某些部分,可以超越個人主義或利己主義,並有助於維護共同體的紐帶。

這些部分,用儒家的話來說,叫「鐵肩擔道義」,叫「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叫「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叫「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用江湖的話來說,叫「五湖四海皆兄弟」、「仗義每多屠狗輩」、「為朋友兩肋插刀」。在這一點上,郭玉閃稱自己為「儒家」,野夫稱自己是「江湖人」,都是可以理解的。洛克認為,當政府嚴重侵犯公民的自然權利,公民可以起來革命,推翻政府,但是他並沒有說,當這個政府強大到一定程度,起來反抗將要付出巨大的代價時,公民應該怎麼辦。在中國人對自由主義的想象中,的確很難找到一部分,是可以讓人為了「公義」放棄自己的利益,甚至不畏強權,捨身取義。儒家,以及民間道義,對這一部分進行補充,在我看來是十分有意義的。

不過,從另一角度來說,當儒家以及民間道義,所要求的不僅僅是對自由主義進行補充,而且還要成為制度以外的共同規範的主導性部分的時候,這種自由主義與文化保守主義的結合就有可能產生內在衝突。

受到一些庸俗自由主義者的影響,許多人認為只要(中央)政府權力沒有干預到的領域,都屬於「自由」範疇,所以那些政府的權力觸角沒有觸及到的,就都是「自發秩序」。當然,一種共同規範的維護不能僅僅靠人心,還需要靠實體性的組織。就好像在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美國,有各種宗教團體來維護共同的基督教道德,在傳統的中國社會,維護儒家倫理的,主要是宗族,維護江湖道義的,主要是各種行會和幫派。但托克維爾時代的美國宗教團體,和傳統中國的宗族、行會和幫派是有本質區別的,後者當然有助於維護秩序,但要說它們與自由主義完全兼容,那似乎有點自作多情。

首先。這幾種組織並不具有「自願加入」的性質,宗族就不用說了,很多行會成員在拜師的時候還小,讓父母按着給師傅磕了頭,算不上什麼「自願」,幫會大部分「能進不能出」,或者要走,得付出可怕的代價。其次,這些組織在很大程度上是等級制的,宗族家長、行會領袖和幫派老大對內部人有接近生殺予奪的權力,家族叔伯、師傅前輩和幫派堂主,對各種小輩都有不同程度的控制權,像《霸王別姬》裏演的,揍你一頓,還說是「賞你飯吃」。而組織對內部人的權力過大,家法、私刑、清理門戶這樣的事情並不鮮見,對人權的侵犯毫不為意。說這些組織,以及組織下的「血親倫理」、「江湖規矩」和自由主義沒有矛盾,這是哄那些沒有見識的人。

中國的自由派談論「自由」比較多,談論「秩序」比較少,以往談論「秩序」的,都是以保守主義的名義來談,無怪乎最終只能訴諸各種傳統。在我看來,野夫對民間道義的堅守,就反映了自由派的這種「秩序的焦慮」。似乎有這樣一種「迷思」:要讓自由主義在中國生根,或者實現「中國化」,就一定要和中國的傳統聯繫起來。但我們有必要從其中走出來。

我們也不要誤讀托克維爾,托克維爾說自由民主制度(他用的詞是「民主共和制度」)需要「民情」來維護,但他並沒有說什麼樣的「民情」都可以維護自由民主制度。事實是,如果自由民主制度需要特定的「民情」來維護,這可能更進一步說明了「啟蒙」的重要性,而不是要硬生生把自由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扭到一起。

回到前面所說的,自由民主制度(政治紐帶)以外還需要有某些共同規範(道德紐帶),需要維護這些共同規範的組織,在中國這樣缺少政治紐帶的國家,道德紐帶理應更強韌,民間組織理應更強大,但造成政治紐帶脆弱的因素同樣也使得道德紐帶難以建立。

對自由派來說,目前有兩個可能,一個是藉助現成的基督教會和基督教倫理,另一個是將自由主義發展成為一套道德觀念,以及逐漸建立起相應的自由主義團體。在目前的環境下,這兩種可能都有各自的困難,第一種會遭到一些基督徒和自由主義者的排斥,第二種八字還沒有一撇。在情況尚不明朗的當下,兩種可以同時進行。

需要說明的是,第二種可能性,意味着要將自由主義一方面變成一種整全化的道德體系,另一方面,它將變得更有包容性,否則難以承擔「共同規範」的作用,也就是說,一方面它將比作為政治觀念的自由主義要更「厚」,涉及「政治正義」以外的日常道德,另一方面,它依然能夠與儒家、激進左翼、基督教、女權主義等兼容(但不包括施派、新左派和大陸新儒家)。這並不代表着自由主義要「去政治化」,相反,這是當下階段「政治化」的一種表現。

野夫提出了一個好問題,只是我們不需要用他的方式來回答。

(陳純,中山大學哲學博士,青年學者,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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