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變動中國

許知遠:苦澀的朝鮮革新者

朝鮮革新者金玉均,也曾屬於上海記憶的一部分。


金玉均與開化黨成員。
金玉均與開化黨成員。網絡圖片

理想殞落

在死前那一刻,他會想起什麼?

不止一次,在上海的外灘散步時,我想起了金玉均。1894年3月28日,他在公共租借的日式旅館「東和洋行」中遇刺,追隨他頗有時日的洪鐘宇,被證明是早有預謀的刺客。

我查不出「東和洋行」的舊址,很有可能,它就像老上海的很多記憶一樣,早在一次次的城市更新運動中,被剷平了。此刻的上海再度誇耀它的國際都市形象,但誰都知道,那股舊上海的國際性——金錢、慾望、異國情調還有陰謀的混合氣息——早就消散了。

這位朝鮮人金玉均,也曾屬於上海記憶的一部分。遇刺時,他43歲,之前的10年時光是在流亡中度過的。在他生前流傳最廣的一張照片上,他身穿長衫、頭戴紗帽,表情冷漠的站在一張西式沙發旁。他有一張清臞的臉,單眼皮,兩條眉毛向上挑起來,上面是半是哀傷、半是矜持。

他是那個時刻東亞最著名的流亡者。他甚至是這個領域的開啟者——一個失去權力的政治人物,仍竭力用各種方式來影響本國的形態。他的短暫人生,像是19世紀後半葉劇烈顛簸的東亞史縮影。儘管在1851年出生於朝鮮的名門安東金氏,金玉均卻僅僅處於這個特權傳統的邊緣。全靠個人才幹,他在1872年的科舉中勝出,成為了一名中層文官。但他踏入官場這一刻,也是朝鮮面臨艱難選擇之時。

李氏王朝自在1392年建立以來,就享受着地緣政治帶來的保護。除了日本豐臣秀吉在16世紀末的兩次失敗入侵外,它都保持着長久的和平。它自覺的將自己納入中國的藩屬國行列,先是明朝,接着是崛起的清朝,用朝貢的姿態,換取中華帝國政治上的承認與經濟上的支持。

李氏王朝在內部的社會結構與思想領域,甚至比中國還有着更強的穩定性與連續性。中國尚且遭遇明清之變帶來的巨大衝擊,而朝鮮的文武兩班制、思想上的程朱理學,卻毫無挑戰。他們甚至曾經懷疑、不屑的打量着中國的變化,認定它已被野蠻的胡虜所侵犯,自己反而更是中華文明的繼承人。

這種穩定感與連續性,也使朝鮮更為封閉。不管中國、日本多麼試圖自我隔離,卻仍保留了廣州與長崎,作為與外界交流的窗口。但李氏朝鮮一個也沒有,中國是它唯一的知識、貿易交流之處,因而獲得了「隱士之國」(Hermit kingdom)的稱謂。當美國人、法國人先後試圖叩開通商、傳教的大門時,都遭遇了朝鮮固執的抵抗。而朝鮮也還有另一種迴轉的餘地,就是將所有協商的責任推卸給中國的總理衙門與北洋大臣。外來者對漢城(今稱首爾)的期待與威脅,必須先經過北京與天津。

這局面最終被迅速崛起的日本所打破。19世紀中後期,日本被一種深刻的不安全所困,捲入維新運動,一心要富國強兵,並認定自己必須吞併朝鮮,以獲取更大的生存與安全空間。這第一步,就要先把朝鮮從中華帝國的朝貢體系中擺脱出來,讓它成為一個「獨立國家」。

金玉均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推入了一個動盪的政治生涯中。在少年時代,他與幾乎所有的朝鮮讀書人一樣,是在四書五經、理學、漢詩的薰陶中成長,並不知有外面的世界。幸運的是,在成年後,他遇到了朴珪壽、吳慶錫、劉鴻基等開明派文人。這些人依靠零星中文翻譯的西文書籍,還有中國人自己撰寫的《海國圖志》等作品,看到了一個陌生世界的浮現。

不過,真正塑造金玉均的,仍是來自日本的思想。尤其是,當他在1882年至1884年間三次訪問日本之後,不僅目睹了日本在維新之後取得的成就,更結識福澤諭吉。作為明治時代最重要的思想家,福澤諭吉不僅擁有廣闊的讀者,還與政界、商界交往甚深。在他眼中,日本唯有擺脱中國的影響,全力擁抱西方,才是正確的道路。這種擺脱,甚至要以憎恨的方式表現——中國是一個腐朽、傲慢、自以為是的國家,它是亞洲進步的阻礙。

福澤諭吉隨即熱情支持金玉均,這種支持是1884年的「甲申政變」的重要動力。在這一年,33歲的金玉均與洪英植、朴永孝等幾位改革派,藉助日本駐朝公使竹添進一郎所率的日本兵力,發動政變。他們殺死了宮廷中六位親中派大臣,並將國王與王妃置於自己的保護之下。翌日,新掌權者們發布了「十四條政綱」,第一條即是廢除與清廷的朝貢關係,接下來則是模仿日本的近代化改革措施。

只持續了三天,政變就被迫收場。中國軍隊介入、日本撤回支持,都使孤立的改革派毫無辦法,金玉均、朴永孝匆忙逃往日本。流亡的滋味充滿苦澀,儘管有了福澤諭吉的支持,金玉均還是感到日本政府對他的漠視。他不僅要面對朝鮮政府派來的刺客,還要面對日本政府迫於壓力,將他流放至遠離本土的小笠原群島與北海道。

也是在孤獨、苦澀之中,金玉均開始重新思考朝鮮與中、日的關係。當他1894年決定前往上海時,腦中的東亞圖景已變成與朝鮮與中國、日本聯合的「三合主義」,朝鮮獨立與亞洲復興聯在一起。他甚至期待能見到李鴻章,以推銷自己的新理念。

命運預演

「東和洋行」的槍響兩天後,中國《申報》以《詳記高麗叛臣金玉均被刺事》為題刊登了報導,標題清晰反應了這份報紙的態度。報導稱,金與他的同僚在1884年「同謀作亂,幾致社稷陷危……大逆不道之人,人人得而誅之」。對於隨即被捕的刺客洪鐘宇,編輯們則充滿同情與仰慕:「相貌魁梧,衣服儒雅,言詞侃侃,略無懼容」。這也正是中國政府的一貫態度。在聽到這一消息後,天津的李鴻章與漢城的袁世凱都感到某種解脱。多年來,他們一直認定這個流亡者是三國之間諸多衝突的癥結,並多少相信金的死亡將給朝鮮帶來安定。

而在日本,輿論界的反應無比強烈,他們幾乎一致相信這是朝中合謀的產物,中國一貫的邪惡形象又加強了。中朝兩國對於死者的處理方式,又激發起新一輪的憤怒。金玉均的屍體被運回漢城後,又被追加了凌遲,它是對死者的極大侮辱。它進而演變成一樁國際新聞,5月的《紐約時報》,以整版報導了金玉均的事蹟。

他的死亡比他生前的思想與行動,更引起轟動。就像朴永孝為在碑文中所寫的,「抱非常之才,遇非常之時,無非常之功,有非常之死」。

很少有中國知識分子關注到這個朝鮮流亡者的死亡。此刻的康有為、梁啟超,正在北京參加甲午年的會試,中國的危機正深刻困擾著他們,卻找不到一種表達自己思考的途徑。當他們嘆息中國將失去朝鮮,卻沒意識到朝鮮知識分子對於中國的惡感。

很快,朝鮮危機最終引發了中日戰爭,而這些中國變革者們,也像10年前的金玉均,因為外部壓力、內部權力鬥爭,而獲得了一個短暫的展現機會。某種意義上,發生在1898年夏天北京的「百日維新」,就像1884年漢城「三日政變」的一個加長、變形版。他們也都是一群不掌握權力、更不了解權力的讀書人,多少有些幼稚與徒勞的努力。但是,歷史常常如此,若不是這些熾熱、單純之人的徒勞,歷史變革從不會發生。

金玉均等開化派的命運,是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的預演。康梁也同樣流亡日本,也同樣感受到日本政府對他們從熱情到冷遇迅速轉變的態度。但比金玉均們幸運的是,中國的流亡者有廣闊的海外華人群體可以依賴。他們藉此獲得力量、金錢與道義上支持,從而建立起一個對抗北京的權力中心。他們自身也藉助這個網絡,變成了視野更為開闊、思想更為廣博的知識領袖。而不是像金玉均那樣,被流亡的孤立與無能所摧殘。你或許也可以說,死亡或許還拯救了金玉均,倘若他活着看到朝鮮逐漸被吞併入日本,該是另一種殘忍折磨,將徹底否定他青年時代的信念。

(許知遠,中國著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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