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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牧青:台北的白晝之夜,空間解嚴或再戒嚴?

10月2日的白晝之夜,萬一竟成為北門廣場最後一個喧囂的文化活動,我們該為短暫開啟佔有馬路的自由而樂,或是深沉為之默哀?


夜晚,屬於所愛的。夜晚,當文字話語凋零之時,事物依然堅軔活著。當每個白天裡有害的利弊得失分析都不見了,剩下的那些,才是真正重要的事,它們將會再次完好集結。

《小王子》作者Antoine Marie Jean-Baptiste Roger,摘自將於2017年3月首次舉辦白晝之夜的澳洲Ballarat,其公開徵募表演者與計畫網站,所引用作為精神指標的一段話。

台北北門。
台北北門。攝:曾柏文/端傳媒

今年舊曆春節後的,大批從台北市城西穿越忠孝大橋入城的車陣,不再循著十米高的台一線陸橋快遞直送台北車站門前。台北市柯文哲市府團隊在舊曆年後,拆除了這座歷經34年,見證都會轉型的斑駁古舊水泥引道;此舉在政治宣示與文化治理具有兩層意義──前者為台北市政府的「西區門戶計畫」政策開帆引信,後者則是柯文哲市長上任近兩年來,與文化資產保存運動者遍地交火之下,唯一一塊神主牌「台北古城北門」的重現天光。

10月1-2號,上週末在台北首度舉辦的「白晝之夜」(Nuit Blanche),在場址的選定上,即以北門作為空間中樞,往南串連重慶南路、台灣博物館與二二八紀念公園,搭配總統府的夜間開放活動,往北則銜接北門捷運站、大稻埕永樂市場。從人潮動線引導方式來看,確實將原本被忠孝西路與中華路、延平北路龐大車流切割的北門古城門與北門捷運站,重新透過這次的一夜活動連接起。

白晝之夜活動地圖。
白晝之夜活動地圖。白晝之夜網頁圖片

若從熙來攘往穿越忠孝西路的人流視角,再望向這座地景政績,白晝之夜顯然達成了一定效果。然而,若進一步深究北門區域的文史背景、白晝之夜原初發起文化精神,以及空間解嚴試驗的意義,這場盛會留下諸多待議的盲點,那些不能僅以藝術節慶評價的表象。或者,在文化預算向來赤貧的台灣,談論更為表淺的「值不值得花這樣的預算辦活動?」,將會更偏離問題核心。

原址保留的北門,與異地拆建的三井

老台北人對於忠孝橋引道或許有更多的印象︰在1995年之前,入城方向的延平南路匝道與忠孝西路引道,曾以45度的剪刀般角度,將台北舊城北門,險惡而不尊重地包覆於外。蔣氏政權來台後,曾將古台北城仍遺留的東門、南門、小南門等,均改建為「北方宮殿樣式」;僅餘北門保留原始的閩南式建築,歷史意義彌足珍貴。

值得想想的是,倘若1978年動工的忠孝橋引道,以都市發展需求必要之名,移動改建了舊北門,如今北門還能有機會作為「西區門戶計畫」的核心地景嗎?38年前原址保留北門的決定,恰好與當前市府涉及的諸多爭議,形成尖銳對照:

柯文哲入主台北市府後,藝文界漸漸對其領軍的市政團隊失去信任──除了文化局長遴選爭議外,更重要的,是在一年多來諸多文化資產審議案中,讓文化局長「降格」為配角,任由開發派的副市長強勢介入。北門東北方不到50公尺,日本時代古蹟三井倉庫的遷建或保留,即為其中一項重大爭議。數個月前,台北市府即以「西區門戶計畫」的規劃藍本需求之名,強力主導做出「三井倉庫留於原址將有礙於新路型的交通流量與安全」結論,現已搭起鷹架準備拆解東移到原址50公尺外。

1978年,在那個台北市政治戒嚴與毫無文化資產概念的年代,舊城北門雖然開始卑屈地活在忠孝橋引道陰影38年,卻有幸躲過了文化資產最常見的劫數──離開原址而異地重組。作為對照,原位於大安國中旁的林安泰古厝,1978年則經過異地重組至濱江公園,後來已失去古蹟的文資身份。1989年因北淡線舊鐵停駛、改建捷運、原新北投車站拆除後再1元賤賣彰化「台灣民俗村」的新北投老火車站建體,支解流浪25年後,近一年來亦爆發要迎回原址或調整重建與否的紛爭,殷鑑不遠。

若這些案例仍無法讓人學到教訓,那麼,如今僅僅為了西區門戶計畫的北門造景,就拆移三井倉庫,對照林安泰古厝的華麗重建,也不過就是五十步笑百步的覆轍。換個視角看,北門竟成為三井倉庫的文化資產「人質」。

「白晝之夜」概念系譜的簡化扭曲

台北首屆的白晝之夜,官網首頁則有著過度簡化甚至誤用的敘述︰

「Nuit Blanche白晝之夜,2002年創始於法國巴黎,在10月第一個週六夜晚舉行。活動源起於巴黎市政府希望提供市民親近當代藝術的構想,並藉此讓市民在同歡中對所生活的城市具有嶄新與深度的認識。深具『都市創新』」與『「公共空間設計』」概念的『「巴黎白夜Nuit Blanche』」,至今全球已經有120個城市加入。」

首先,白晝之夜的概念不是「巴黎授權特許式的獨有文化」。如同最初在2002年受巴黎副市長邀請策劃的策展人 Jean Blaise,他在尚未有 Nuit Blanche 前的1980至90年代,即已秉持「整夜免入場費的參與、城市巨大的各式表演場、創新古老市區成為新生的當代遺產」的理念,在赫爾辛基、巴塞隆納、聖彼得堡、布宜諾斯艾利斯等城市,分別以「藝術夜」(Taiteiden yö)和「光祭」(Les Allumées)之名策辦藝術節,將「城市夜生活」與「公共領域文化權」的概念,激盪迴響在各語系的國家裡。後來,才有21世紀初的「白晝之夜」。

所以,白晝之夜絕非是 法語系文化所獨有或原創,更非2002年在巴黎才出現的狹窄想像,亦非法式情調的投射物,而是先行巡迴操演於異質文化城市的實驗成果。以加拿大兩語系最大城多倫多與蒙特婁為例,後者為魁北克法語系,即非以白晝之夜之名(Montréal en Lumière/Montreal High Lights Festival)舉辦;相反地,英語系的多倫多,2006年首次舉辦則為昔日巴黎副市長 Christophe Girard 旅加協力而成,因此沿用 Nuit Blanche 之名。

從季節時日而言,白晝之夜也不該是一廂情願「與巴黎一同全球連線不睡」的召告,無論是叫法語系「Nuit Blanche」或英語系「White Night」甚至其他名義但相同精神的徹夜城市文化節日,將因時制宜,它可以是在十月任何一個週末,也會在其他季節發生,北半球的蒙特婁和南半球的墨爾本就選擇二月做為舉辦日,位於極圈的冰島雷克雅維克,其白晝之夜則舉辦於其永晝之日6月24日,此日同時也是聖若翰洗者誕辰(Nativity of St. John the Baptist)。

城市公共空間的再定義

筆者曾於2007年秋天參訪多倫多,除了見到該城原有的主流與獨立文化展演的均衡發展與相持對峙,也對其運用非制式空間的靈活度印象深刻。在多倫多白晝之夜的那個通宵,更是對空間的彈性與多元滲透有極大的感受。

那次活動橫跨 6 X 4= 24 個街區(blocks)的市中心,幾乎是博物館、畫廊、酒吧、餐廳、銀行、開放工作室、零售店與街頭之間的交互上演。在那整夜穿梭的路線之後,所感受到的是「(理想上)公共空間的再定義」,甚至可以說是「私有資本化空間的暫時奪回」,

當然,關於「嘉年華式歡樂」或「一夜情般的公共」等批判不曾停過,但是最起碼,城市版圖被這樣短暫的試驗打開,至少讓人理解:原來一個城市若對公眾做出友善的大量開放,會是什麼樣的情境。這樣情境的展示,其意義遠大於看到任何單一精彩的作品演出或展示。

今年同步加入「首屆與巴黎同步」訴求的台灣台北和日本京都,兩者的共同缺點都有準備不足,和缺乏與原有都市空間融合的問題,這才恐怕是以文化外交和展會貿易所顯露在城市文化造節運動上,最不堪一擊的部份。於是回看10月2日,號稱「與巴黎等全球城市連線不睡」的台北夜晚,動態表演時段幾乎均等同原先市民習慣的7-10pm,12點之後,只剩主辦單位與參展藝術家的「after-party」在夜晚還年輕的北門郵局裡自得其樂。

空間解嚴,或是空間戒嚴?

若從「私有空間重新公共化」的角度觀察,此次在台北白晝之夜,除了納入原先於10月份主辦「大稻埕國際藝術節」的思劇場,及兩間老台北城的城隍廟掛名連動之外,幾乎是零。

以「私有化公共空間其開放程度」作為評價白晝之夜(這種短時間高強度的文化活動)如此重要的原因,在於現代化都市的各種案例已被充份證實︰新穎的公共建設與公眾空間,會透過重新賦予空間秩序與階級化,漸次侷限公共場域的使用者,不再是所有人可共享或可觸及的。如同應為公共空間的傳統騎樓,趕走了機車與單車停放,卻放任店家將騎樓柱位轉租給攤商抽佣;接受高容積獎勵的豪華住宅與商辦大樓,卻普遍運用資本化的空間配置,再度讓應釋出的公共空間私有化;翻新的交通場站內,也可輕易以「使用者付費」的理由排除消費者以外的人,說服那些服膺消費者主義的多數市民。

同樣的原理,我們毋須很好的想像力,也應能理解下述猜疑:未來兩年台北舊城門透過「西區門戶計畫」創造出綠色草皮、五彩花卉、流水噴泉,形塑的都市翻新第一印象,其背後究竟是解放了市民使用權利,還是將只替兩側新建的觀光飯店開路,或增添郵局後方都更計畫的地皮價值?

10月2日的白晝之夜,萬一竟成為北門廣場最後一個喧囂的文化活動,我們該為短暫開啟佔有馬路的自由而樂,或是深沉為之默哀?

凋敝的街頭公共精神

2005年,台北市政府文化局頒布《臺北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許可辦法》,從此之後,在台北的公共空間表演,自由演出者(busker)必須要到文化局考執照,並且要在許可範圍才能取得特許演出權益。文化局甚至與百貨商場聯手,壟斷對理當開放公眾無償使用的廣場的管理權。

第一次舉辦的白晝之夜,顯然忘記了街頭精神,忘記了那些被限制的藝術工作者,原應擁有的文化權。主辦單位為節目方便安排之需,只找來了少許按表操課的演出者,給予一次性的街頭特許權。在日常規訓的城市空間與白晝之夜臨時機制的縫隙間,我們應該要從中看見更多被戒嚴的公共權力。

如果城市不曾健忘,以藝術為志的人能夠不斷反省,他們會記得城市的心跳和呼吸,不光是打噴嚏、流淚、大笑時記得那個瞬間;他們應記得上一次城市為何而笑,為何而怒,為何而泣。

2012年,離舊城北門不遠處的台北車站大廳,上萬名印尼移工進入席地而坐,慶祝穆斯林開齋節。交通部先行遣鐵路局搭起「紅龍」,禁制移工進入;大廳地板如西洋棋盤設計的廣場,在淨空後宛若空間戒嚴。一個月後,交通部還夥同文化部,委任台北藝術大學舞蹈學院執行「藝術席捲空間」──這個活動若是朝向公共場域邊界開拓的藝術表演,那也罷;偏偏就其效果而言,卻是拿舞者接受政治指令取代其自由創作的身體,繼而作為清掃勞動低階與異族的工具,甚是可憎。幸好經由新移民運動團體的聲援,台北車站如今設立穆斯林禱告室,接納移工的假日席地而坐的文化,反成台灣融入多文化的公共場域。

還好這城市仍有自發性的微笑︰10月份全月舉辦的大稻埕藝術節,策劃風格別有創新;曾經多年於復興南路自發串連店家舉辦「光祭」的忠泰基金會,及其投入中山創意基地與新富市場的改造動能──如果這城市還要有第二次、第三次白晝之夜,市政府可以好好請教他們,如何策劃並連結民間能量。還有,那些被市長與市府權力層峰斥為「文化恐怖份子」的文化資產守護團體,如果夜晚氣仍長,要讓未來的白晝之夜,能有關於城市的記憶與歷史責任,這些團體不應缺席。

請當局不要輕易挑戰守護團體的能耐,也請執事者深思,在30年、50年、100年後城市的人們,如何看待你們今日的決策。

(吳牧青,文化評論與策展人,現為台灣視覺藝術協會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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