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夏季，飽受平原上酷暑煎熬的印度中產，都會成群結隊飛到克什米爾避暑。首府斯里那加（Srinagar），海拔1500多米，周圍環伺着雪山和富饒的原野，城中浩渺的達爾湖（Dal Lake）邊，專為遊客開設的餐廳、大排檔和豪華船屋一字排開，小販和船伕四處招徠，本地盛產的櫻桃、蘋果與羊絨製品，也是熱門的伴手禮。
但今年夏天，克什米爾的旅遊生意遭到了雙重打擊，先是七月開始，因「真主穆斯林游擊隊」（Hizbul Mujahideen, HM）領袖布爾罕·瓦尼（Burhan Wani）被政府軍警擊斃，引發克什米爾人大規模抗議與騷亂，使克什米爾又一次陷入宵禁和街頭衝突中；衝突尚未結束，武裝分子又在九月襲擊克什米爾的印度軍營，不僅引起人們擔憂1990年代末的「自殺式聖戰」（Fidayeen）再臨，也讓印度和巴基斯坦這兩個南亞核大國，再次籠罩上軍事衝突的陰雲。
克什米爾是印巴之間數次軍事衝突的導火索。上世紀的大規模印巴戰爭並未遠去，近在1999年和2002年，兩國仍出動正規軍，在克什米爾的高山地帶激烈交火。此次印度借襲擊報復，跨越實際控制線「打擊恐怖主義」，恰逢持印度教民族主義立場，由政治強人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帶領的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 BJP）政府在位。印巴的敵意是否會隨着克什米爾的亂局升温？着實令人擔心。
但這次，我們至少可以大膽預判：印巴之間的衝突，表演成分居多，惡化可能性不大。
印巴兩國的誇張表演
在很多人看來，印度現政府因其右翼民族主義姿態，對巴基斯坦非常強硬。在此之前，印度人民黨最近一次執政，是1998到2004年的瓦傑帕伊（Vajpayee）政府。瓦傑帕伊上台時，曾經和時任巴基斯坦總理的謝里夫（Nawaz Sharif）投入核試驗競賽，加劇對峙局勢。1999年，雙方又在克什米爾的卡吉爾（Kargil）地區爆發軍事衝突。謝里夫和軍方之間的齟齬關係，與卡吉爾行動的失敗，造成了巴基斯坦軍方領袖穆沙拉夫（Pervez Musharraf）在1999年尾政變上台。
但是，民族主義的印度人民黨政府，反而對克什米爾、對巴基斯坦採取了遊刃有餘的實用主義手段。
早在1999年初，經歷了核試驗危機的印巴兩國，就在瓦傑帕伊的主動下，展開「巴士外交」。瓦傑帕伊乘坐首次開通的國際巴士，抵達巴基斯坦城市拉合爾（Lahore），和總理謝里夫簽署了《拉合爾宣言》，承諾改善兩國關係。就算是1999年之後兩國又因邊境衝突、印度國會大廈遇襲（2001年）遭遇寒冬，乃至產生2002年一觸即發的邊境對峙。瓦傑帕伊還是尋求辦法，在2004年和穆沙拉夫完成了會面。出身右翼民族主義的瓦傑帕伊，在對巴政策上並非狂熱之輩——用核試驗和軍事勝利滿足民族主義訴求，再立刻用外交上的示好緩和僵局，避免內外非議。
經歷了2004年開始，延續十年的國大黨（Indian National Congress）政府，印度人民黨在2014年藉助通貨膨脹、經濟發展、強人政治和大國崛起的議題，狂掃下院，拿下80年代開始就再沒出現過的半數以上議席，把莫迪捧上總理之位。而挾澎湃民意支持的莫迪，雖然和人民黨諸多大佬傳言不和，卻似乎延續着瓦傑帕伊的對巴外交路線，一手擺出強硬姿態，一手握住橄欖枝，更在2015年聖誕節閃電出訪巴基斯坦，實現了2004年之後印度首腦的首次到訪。
有趣的是，此時的巴基斯坦，在政局變幻多年之後，又回到了謝里夫當政的態勢。
如今，克什米爾的槍聲再次響起，再次擔任總理的謝里夫，大概會回想起1999年卡吉爾山谷衝突的場面。那時，巴基斯坦軍方在穆沙拉夫指揮下實施冒險行動，謝里夫態度曖昧，其後他試圖把行動失敗歸咎於穆沙拉夫，卻被後者反過來趕下台。
巴基斯坦軍隊同文職政府之間，遠有齊亞·哈克（Zia Haq）將軍，近有穆沙拉夫政府，只要克什米爾戰端打開，國內的不滿、軍方的投入、印度的回擊，隨時會變成壓垮民選政府的彈藥。而在克什米爾衝突上吃過大虧的謝里夫，更不會輕易再踏入險境。
另一邊，莫迪政府也深知巴基斯坦的情況。他要考慮的是，如何滿足上台時人們對強人政治和強硬外交的期待。於是，印軍跨界報復，以及後續的種種政府行為，就被賦予了兩重任務。一是滿足印度本土民族主義者「報復敵人」的心態；二是不能給巴基斯坦的強硬派落下口實。於是乎我們看到：印軍在第一時間通報事態，宣稱跨界打擊成功，並稱和巴基斯坦有所溝通；而巴方則迅速否認印軍跨過實際控制線，指責對方在邊境引起事端。
雙方古怪而彼此矛盾的宣稱背後，無非是各取所需的內政算盤。印度借行動舒出一口長氣，國內民族主義聲音得以雀躍一陣，就連反對黨也站在政府一邊，莫迪得以鞏固雷厲風行的強人形象；那邊廂，巴基斯坦政府需要擺出一副強硬姿態，以拒絕更強硬的力量藉機撈取政治資本。
印巴各自表演，驚起一身冷汗，但未必傷筋動骨，倒是克什米爾從七月開始的亂局，在劍拔弩張的誇張表情背後，再次被人們所忽略。綿延60餘年的克什米爾問題，絕不是印巴之間的雙人舞這樣簡單。
克什米爾六十年：帝國遺產與自決爭議
克什米爾如何落到今天這般田地？這一問題不但牽扯南亞兩大國的舊仇新怨，更有本土政治與歷史脈絡留下的伏筆。
克什米爾問題，我們往往容易陷入簡單理解，想像成篤信伊斯蘭教的克什米爾人和印度教徒佔大多數的印度內地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文化衝突。然而，印控克什米爾一千萬人中，穆斯林只佔一半多。而克什米爾問題之所以長期懸而未決，肇因之一便是複雜的在地族群關係。
克什米爾按地形可分為三大區域：靠近旁遮普平原的印度控制之下的查謨（Jammu）與巴基斯坦控制的「自由克什米爾」（Azad Kashmir）；海拔較高但土地肥沃，河流縱橫的政治中心克什米爾谷地（Kashmir Valley），現時由印度控制；以及海拔更高，靠近中國邊境，乾旱貧瘠的邊境山區——兩國各佔一部。
這三個地區的住民，宗教信仰與語言各不相同。查謨一帶居住着說旁遮普語方言的印度教徒與少數穆斯林，巴控克什米爾的穆斯林也操持同樣的語言；在克什米爾谷地，佔多數的遜尼派穆斯林和小量克什米爾婆羅門（Kashmiri Pandit）說克什米爾語；更地廣人稀的邊境地帶則居住着信仰藏傳佛教，說藏語分支的拉達克人（Ladakhi）。
這種混雜性，源自英國19世紀扶持的本地土邦大君（maharaja）。後者在東印度公司幫助下佔據了今天的整個克什米爾，成為英國在印度「間接統治」的重要一環。大君是印度教徒，在其治下，印度教徒吞併了克什米爾的多數土地。因而在20世紀30年代，來自克什米爾谷地的謝赫·阿卜杜拉（Sheikh Abdullah）建立穆斯林為主的國民會議黨（National Conference）會一呼百應——其綱領便是均分土地，建立現代民選政府，廢除大君制度，推動獨立。
在英國撤離印度前的亂局中，巴基斯坦和印度都希望克什米爾加入。出身克什米爾婆羅門家族的印度首任總理尼赫魯（Jawahalal Nehru）和國民會議黨關係較好，後者擔憂巴基斯坦的軍事入侵，與印度中央政府達成協議：克什米爾先行加入印度，換取印度出兵保證安全，之後將舉行全民公投，決定克什米爾的未來命運。
然而，承諾中的公投並沒有到來。阿卜杜拉前後活動，試圖推動公投獨立，但最為難的一點，是多族群多宗教混雜的局面，讓克什米爾人的認同五花八門。以谷地居民為主的國民會議黨，無法團結印度教徒和佛教徒，更以其激進的土地改革方案，將他們推向印度政府的一邊。
而經歷了印巴分治悲劇的尼赫魯，堅決希望自己的故土留在印度版圖之內。1953年，一直推動公投的阿卜杜拉被一場黨內政變所推翻，隨即下獄。從50年代到70年代，中央政府一手推動克什米爾逐步與印度本土接軌，另一手通過控制選舉左右了克什米爾的「地方自治」，國民會議黨成為中央政府在地方上的代理人。阿卜杜拉雖然在70年代獲釋並重掌克什米爾，但已羽翼盡失，和中央政府達成妥協，不再提及獨立公投。
長期的政治權力真空，選舉不民主，導致了90年代大規模的暴力衝突。1987年克什米爾選舉，親中央政府的國民會議黨藉助參選人資格審核等手段，讓對手穆斯林聯合陣線（Muslim United Front）的候選人無法參選，後者中很多人轉入暴力鬥爭，拉開1989年到2002年間大規模血腥衝突的序幕。各路游擊隊暗殺政府官員，與部隊交火，換來的則是印度軍隊的介入「戡亂」（counter-insurgency），整個克什米爾無處不是戰場。據保守統計，在這十餘年中，至少四萬餘人死於非命。
而克什米爾的複雜之處在於，就算是流血衝突，也仍然面臨着認同的四分五裂。支持獨立的游擊隊（如查謨-克什米爾解放陣線，JKLF）和親巴基斯坦的游擊隊（如真主穆斯林游擊隊）之間，常有暗殺、交火，與各種流血衝突。十餘年的流血，除了留下種種慘痛創傷，加深與印度中央政府之間的裂隙，加速克什米爾內部的族群分化之外，並沒有為主權問題的解決帶來希望。
民主選舉，能維持克什米爾和平嗎？
2002年開始，克什米爾的血腥暴力逐漸走向低潮。印度政府試圖推動民主選舉，取代實行多年的選舉管控。主要政黨仍然要在中央政府允許的範圍內推行政綱，但參選人門檻不再嚴格控制。幫助種票、強行當選一類干預手段，也日漸減少。
民主選舉的推行帶來了政黨輪替。2002年，新成立不久的人民民主黨（People’s Democritic Party）利用人們對國民會議黨的長期不滿，在選舉中奪得第三多數，和佔據第二多數的印度國大黨（票源來自查謨的印度教徒）組建了聯合政府；2008年人民民主黨在Amarnath 徵地案中措置失誤，引發數十萬人遊行抗議，只好解散聯合政府重新選舉，國民會議黨又捲土重來。2014年選舉，人民民主黨又獲得第一大黨地位，實現了前後三次的政黨輪替。
日益發達的政黨政治，在克什米爾帶來愈發高漲的投票率。而高漲的投票率又使選舉出來的地方政府，不得不在很多方面順應民意。
無論是國民會議黨，還是人民民主黨，都可算是服從於德里政府的建制黨派。然而他們的票倉，都在多數人有獨立傾向的克什米爾谷地。為了爭奪選票，雙方必須在可行的範圍內嘗試打出「高度自治」的牌面。國民議會黨的奧馬爾·阿卜杜拉（Omar Abdullah，謝赫·阿卜杜拉之孫）08年當選時，便承諾要處理印度軍警在克什米爾「戡亂」中濫權的問題（雖然成效不大）；現任的首席部長，人民民主黨女黨魁穆夫提（Mehbooba Mufti）則以走訪武裝衝突各方死者家庭，安慰家屬而著稱。
然而緩慢的民主進程，未必能為克什米爾的未來帶來足夠希望。儘管莫迪政府對克什米爾相當穩健務實，印度人民黨政府也在克什米爾問題上拒絕了黨內右翼力量的極端主張，但印度教民族主義在民間激起的迴響，如禁止屠牛、尼赫魯大學事件等等，都足以令克什米爾人對現政府毫無信任。本土政黨與中央政府的長期關聯，也助長了腐敗、利益輸送與不作為。與印度人民黨結盟，組成聯合政府的人民民主黨也因此不斷流失支持，在七月開始的街頭衝突中無法迅速安撫民眾。更重要的是，當下的莫迪政府承諾帶領印度經濟騰飛，可過去十年中誕生的克什米爾中產階級，依舊缺乏自主權與安全感，新的工作機會增長緩慢，而早已不受信賴的中央政府，自然要被當做最大的標靶，承擔社會整體問題於一身。
2014年上映的寶萊塢電影《Haider》，把哈姆雷特的故事搬到了今天的克什米爾：男主角讀完大學回到斯里那加，面對90年代父親在戡亂中的失蹤，試圖尋找真相，最後在絕望和無奈中與告密的叔父同歸於盡。承載了厚重歷史的克什米爾年輕人有足夠理由絕望：在可見的未來，堅持克什米爾是印度「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印度政府，不可能給予他們自決權；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間，也不太可能達成解決糾紛的協定。克什米爾內部的分化仍將繼續維持，甚至更加撕裂。這次的衝突動盪也許在不久的將來會得以平息，遊客會回到斯里那加的街頭，回到城市周邊的高山滑雪場，但仍然看不到希望的年輕人，是否會帶來下一次衝突？而下一次衝突，會否還只是街頭的擲石那樣簡單？剛剛發生的自殺襲擊，像是提前到來的一記警告，然而這樣一局鏖戰，又有誰可堪破解？
延伸閲讀： Bose, Sumantra (2003) Kashmir: roots of conflict, paths to pea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ssachusetts, UK
（任其然，北京大學南亞系畢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