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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媒體連番出現,他們哪裏是「新」的?哪裏還是「舊」的?

不漏新聞的模式已經不夠了。新聞工作應該更深刻周延地掌握、分析事實,內容為王,只是產製與傳播過程有新的方式了。


台灣新媒體連番出現,他們哪裏是「新」的?哪裏還是「舊」的?
台灣新媒體連番出現,他們哪裏是「新」的?哪裏還是「舊」的?攝:徐翌全/端傳媒

「第三屆PTT E-sports電競大賽」的廣告在《上報》網站最醒目的地方閃爍了好一陣。在這個以深度政治新聞與調查報導為取向的「新媒體」上,顯得有些格格不入。但也正是這份突兀,讓這個今年7月才誕生卻已顯得蒼老的「新媒體」,有了更多值得觀察者探索、追問的趣味。

《上報》是謝忠良投身的第二個「新媒體」。謝忠良是台灣最知名的調查記者之一,1996年他任職《亞洲週刊》,報導當時國民黨有意捐款1500萬美元給柯林頓(克林頓)總統競選連任。2001年他轉戰《壹週刊》,隔年揭發了前總統李登輝主政時期,國安局曾經非法私設秘密帳戶。「國安密帳」案堪稱2000年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時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

頂着「老派調查記者」的光環,謝忠良這幾年屢屢參與「新媒體」的創建。離開《壹週刊》後,謝忠良先是到了2014年開台的《風傳媒》擔任總編輯,拉開台灣「新媒體」戰國時代的序幕。2015年《信傳媒》、《報導者》創立;今年,謝忠良拉着老班底,轉移陣地到《上報》,10月則有謝忠良在《壹週刊》的老同事、前社長裴偉創立的《鏡傳媒》挾龐大資源強勢來襲。

短短3年,5家綜合性「新媒體」開台。對比台灣紙本媒體這幾年越發寂寥,網絡(網路)世界短短幾年內卻是新興媒體百家爭鳴,讓這塊市場顯得鑼鼓喧天。

新瓶裝舊酒

但綜觀這幾年台灣「新媒體」的各種實驗,卻隱約能嗅出多數的嘗試循着相近的路數邁進,有以大筆資金挹注資深媒體人成立新品牌;以及既有媒體內部轉型為兩大主要陣營。短短幾年間各大品牌陸續冒出頭,實質上卻是熟悉的面孔在不同招牌下排列組合,更迭之間難掩「新媒體」內部新瓶裝舊酒的局面。

就從開風氣之先的《風傳媒》談起:2013年7月,前富邦證券董事長張果軍創辦「國風傳媒有限公司」,網羅多名《中國時報》與《壹週刊》資深記者,半年後《風傳媒》網站上線,吹響政治調查記者往網絡進軍的號角。

「新媒體」有多老?一位《風傳媒》記者了然於胸。阿固(化名)是《風傳媒》元老,他笑着說:「我們號稱『新媒體』,但是一開始的總編輯謝忠良是不會用電腦的。他是用手寫,其他人再幫他打字。我們是看着他從不會用,慢慢學會打字。而且一直到2014年下半年,編輯部裏10個記者只有3個人在30歲以下。」

「另外《風傳媒》的網站最初用的是設計好的套件,老闆在網站規劃上依舊是傳統的想像,像是要我們弄討論區和部落格。」

阿固細數着最初的經營策略,包括網站的社群小編,每一天得先預排隔日要在社群網站上露出的文章,「像我們有些獨家,主管會說要排在早上6點出,因為那時報紙都已經印好,沒人來得及跟你的新聞。但是現在新聞要靠社群來推,那早上6點誰上臉書?臉書使用高峰明明是晚上11點、12點呀,你早上6點發,轉發率就很差。」阿固說道。

《風傳媒》的例子,反映出傳統媒體的經營思維依舊主導了「新媒體」。而這種特色,與它創生時的結構:資金與核心編輯部,有極大的關聯性。

但2015年起隨着《風傳媒》引進網絡人才,嘗試從數據中找出兼顧網絡觸及熱度,同時避免「獨家僅存一秒」,新聞一發出就被其他媒體改寫轉載的發稿模式,最初與網絡稍嫌脫節的狀況才獲得改變。

「在台灣的創投幾乎不會投資媒體,因為媒體短期內要獲利不容易。因此投資媒體的資金大多來自個人。個體的投資人,又幾乎是年紀稍長的企業家,他們對網絡也不是那麼熟悉。」對於台灣的媒體投資環境,SOS新聞募資平台創辦人翁子麒自有一套觀察。

當媒體並不是一門短期能獲利的好生意,且前期投注經費不算便宜時,這些願意捧着銀子資助創辦媒體的投資人要的是什麼?答案恐怕不是實質收益,而是無形的「影響力」。

謝國樑召開記者會,澄清與《鏡週刊》的關係。
謝國樑召開記者會,澄清與《鏡週刊》的關係。攝:Billy H.C.Kwok/端傳媒

因此《風傳媒》從上線之初便不斷被質疑是否與富邦金控董事長蔡明忠有關係;《上報》浮出檯面的主導者是前總統陳水扁的機要馬永成,背後「扁系金主」投資的傳聞不斷。至於近期加入戰局的《鏡週刊》,因董監事名單出現前立委謝國樑辦公室主任張世明的名字,因此也被懷疑有政治人物出資。不過這些傳言多被否認,謝國樑甚至大動作召開記者會,澄清與《鏡週刊》的關係。

翁子麒更是直接用「感覺就是把文字變成PDF後放到網絡上而已」來形容這些「新媒體」網站的視覺呈現。至於多元的內容呈現方式,在「新媒體」身上,仍顯得少見。

在台灣,媒體影響力的具體展現,主要集中於「對政治領域新聞的挖掘能力」。為了能在第一時間打出「影響力」,「新媒體」不論《風傳媒》、《信傳媒》或《上報》,幾乎毫無二致的專攻政治領域。

偏偏政治新聞這樣一個講求人脈與消息來源網絡的領域,若要挖得深,資歷的累積是先決條件,「像我們調查組的記者,資歷最短的是跑新聞六、七年的政治記者,完全沒有新人。」曾經在傳統媒體任職多年,今年轉往《上報》的記者小佑(化名)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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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端傳媒設計部。資料整理:趙安平

資深記者過去經歷多在傳統媒體累積,對於網絡和科技也並不特別熟稔;搭配上同樣對於網絡稍嫌陌生的投資人,創生出的「新媒體」,難免有種老派的韻味。也讓這些「新媒體」似乎都長着一張相似的臉,「你看我們的網站的風格和《風傳媒》就很像啊,連名片風格都長一樣。」把玩着手上的名片,小佑忍不住笑了笑。

翁子麒更是直接用「感覺就是把文字變成PDF後放到網絡上而已」來形容這些「新媒體」網站的視覺呈現。至於多元的內容呈現方式,在「新媒體」身上,仍顯得少見。

2014年上線的《風傳媒》,雖然一開始就有互動與數據內容的呈現。但對於這些多元呈現方式的態度,內部資深媒體人花了一些時間慢慢調整。兩年前從入口網站Yahoo奇摩轉往《風傳媒》發展的營運長溫芳瑜說,資深媒體人一開始在面對新技術時,「總會覺得要放很多圖表,要做的很花俏,要會動、要很炫。我曾經要工程師不要把錢花在那些花花俏俏的東西上,還引來一陣反彈。」反覆溝通後,彼此才終於達到共識。

「使用影音、圖表或互動,能表達得比文字更生動清楚的話才需要用不同的呈現方式。而不是用形式壓過內容。」溫芳瑜很得意的作品是「用電大搜查」:「它就是技術與編輯達到共識後的成果。用乾淨的介面和互動的方式,把數據資料彙整成讀者容易閱讀的東西。」

但資深媒體人與投資人的組合,影響的不僅僅是網站與內容呈現,同時還反映出媒體本身在資源分配上的邏輯。

雖然網絡媒體相較於紙本,投資成本相對便宜,但要在缺乏獲利模式的前提下維繫下去,手上的算盤還是得打得精明。談到《上報》的財務規畫,謝忠良盤算着:「我們希望賠的範圍,一年可以控制在1000萬到2000萬(台幣,約244萬到488萬港幣/31萬到63萬美元/209萬到419萬人民幣)之間。目前一個月成本大約300萬到400萬(約73萬到97萬港幣/9.4萬到12.6萬美元/62萬到83萬人民幣)之間,控制在這裏頭,大概可以撐5到10年不用再增資。」

令人苦惱的獲利模式

開源不易,又要節流,資源分配上對於不熟悉網絡的主事者來說,當然不會把過多資源投注到技術上頭。「畢竟技術面的東西要3年、5年才會看出成效,想要在短時間內打出影響力,資源分配的主力就不在技術。」過去曾在《泛科學》擔任主編,如今轉往聯合報系旗下子公司OmnInsight擔任CEO的陸子鈞聳了聳肩。

而對於技術缺乏投資,最直接反映在閱讀介面的設計上。這幾年當讀者的閱讀習慣早已轉移到行動裝置後,網站或APP如何更契合行動裝置上的閱讀,成為是否受讀者青睞的一項關鍵。讀者對於閱讀介面的感受,和投入在技術上的資源多寡高度相關,但像是《信傳媒》便未推出APP,而是以官方LINE帳號來推播新聞;《上報》則預計10月才會推出APP。《風傳媒》雖有APP,不過目前功能上僅僅只於文字閱讀。溫芳瑜的看法是:在後APP時代,並不是每一個媒體都一定需要很花俏的APP,更重要的是內容值得網友打開APP,回歸到單純簡單的新聞閱讀器反而更符合讀者的需求。

「網站和APP都是一分錢、一分貨,你的東西做得好不好一目了然。很有趣的是,當大家都知道讀者來自行動裝置後,你連這個都沒做好,那你的新聞是要給誰看?」陸子鈞反問。

不過一項現實的考量,的確阻礙了媒體將資源放在技術層面。小佑苦笑着說,「要增加技術面的東西,就要投入更多錢。但金主可沒有那麼好找啊。」他和另一位新媒體管理層人士都聽說或有這樣的經歷:「不少金主前一天晚上一起喝酒時滿口答應,隔天酒醒後打給他,永遠變成秘書接聽。」

資金有限,「新媒體」無不想着如何賺錢。近期《風傳媒》開始思考不同的營運模式,除了廣告以外,溫芳瑜說,他們希望明年能推出「贊助形式的募資」,由讀者贊助他覺得好的內容作者,而這作者不僅限於記者,專欄作家和讀者投書通通包含在內,讓讀者與作者直接產生互動。不過贊助金額還需要更細緻的消費者行為模式分析,最大的難題還是在於「你有多了解使用者行為」,溫芳瑜說道。同時《風傳媒》也投入技術,研發「個人化投放新聞與廣告」模式。

有趣的是,《上報》無心插柳挖到一個「獲利模式」。由於內部員工的私人關係,《上報》和世界電競大賽冠軍搭上了線。也因此一個政治深度調查的網站內,有了「遊戲」與「Pokémon GOing」(此欄目現已改為「LOL世界大賽」)兩大欄目。點開「遊戲」頻道,裏頭全是與電玩「英雄聯盟」有關的專業分析文。謝忠良直言,這裏的單篇文章,每日點閱都能破萬,因為玩家都會看。

「因為這樣,我們今年有電競的活動,半年的營收會比過去《風傳媒》多一些。」謝忠良笑了笑說道。今年9月18日,《上報》協辦的「第三屆PTT E-sports電競大賽」在台北ATT SHOW BOX 立方文創正式開打。賽前一個月,活動的訊息佔據了《上報》最醒目的廣告欄位。

「粉絲經濟大家都只講對一半。按讚和會掏錢的,搞不好根本是兩群不同的人。但粉絲的面目是很模糊的,所以我們的工作是,找出這些人的模樣。」

OmnInsight公司CEO陸子鈞

但在穩定收益出現前,「新媒體」本身的擴增與嘗試還是有限。相較於另一條既有媒體內部轉型「新媒體」的路數,就顯得有些綁手綁腳。

2011年,《商業週刊》等老媒體挾原有的龐大資源開始向數位化邁進,《天下雜誌》也發展出獨立評論和影音等多元品項。既有媒體內部轉型成為近年「新媒體」風潮的另一種路數。

聯合報系這幾年也砸下重金做了多種嘗試:2013年推出UDN TV、2014年成立新媒體部、2015年則有編輯部數位製作人中心。據了解,對媒體前景的焦慮,讓聯合報系想要什麼都試試看,但資金是關鍵;像UDN TV就3年燒了6億(約1.4億港幣/1900萬美元/1.2億人民幣)。而資金的多少,是媒體能否撐過這段不知還有多久的渾沌期的關鍵。

新媒體的官網介面長得十分相似,圖為信傳媒網站。
新媒體的官網介面長得十分相似,圖為信傳媒網站。圖:官網截圖

雖然不少「新媒體」獲得高額投資,但在陸子鈞眼中,這些資金與既有媒體擁有的資源完全不在同一個級距。目前擔任聯合報系子公司OmnInsight的CEO,陸子鈞談起手上正在進行的專案,經費的確與這幾年興起的「新媒體」在技術資源投注上不可同日而語。「我現在做的就是想透過技術,找出焦點讀者,把很硬的東西投放給他們。而這模式也許有機會轉成商業,幫廣告主找到焦點投放廣告的對象。」陸子鈞說道。

陸子鈞笑着解釋,這幾年大家開始發現,經營粉絲到「變現」中間還有很大一段距離,重點不是聚集粉絲,而是「驅動粉絲」,「粉絲經濟大家都只講對一半。按讚和會掏錢的,搞不好根本是兩群不同的人。但粉絲的面目是很模糊的,所以我們的工作是,找出這些人的模樣。」從中發現新的商業模式。據聞這樣一個專案,一年經費就有1000萬到1200萬(約244萬到293萬港幣/31萬到38萬美元/209萬到251萬人民幣)。

不過即便聯合報系在「新媒體」實驗上砸下重金,但內容產製方面,卻也因為想要因應新的傳播環境與閱讀型態,推出各種政策;且為了縮減開支,這幾年遇缺不補的情況越趨嚴重。在《聯合報》任職多年的阿強(化名)說,有些路線的記者人數和過去相比,只剩一半。因為人力不足,跑政府部會的記者多少都要身兼一個以上的部會。「3、4年前就開始遇缺不補,因為上面說要把資源放在UDN TV,說公司重心現在在那。」阿強吸了口氣,無奈地說道。(編按:UDN TV目前已經撤出有線電視系統,僅在網絡上播放。)

而上頭政策風向的轉變,也會反映在記者的KPI指標上,阿強解釋:「像以前『獨家』的佔分比重很高,但現在往下掉,反而是『即時』比重變大;以前『即時』用則數計算KPI分數,現在則是用『總點閱量』來算。」這些政策,多少都影響了媒體的內容品質。

網絡廣告投放首次超越電視

就在9月中旬,《凱絡媒體週報》公布了2016上半年廣告量報告,其中五大媒體廣告額與去年同期相比,減幅達12.5%,當中又以平面媒體廣告下降兩成最為劇烈。而臺北市數位行銷經營協會(DMA)2016上半年廣告量統計也顯示,網絡廣告的投放首次超越了電視,這幾年「新媒體」的各種實驗,莫不在因應紙本萎縮的現實。

但在這兩大「新媒體」實驗的路數中,卻隱含了更長遠的媒體困境。像是這3、5年來,數據新聞成為新興風潮,今年的「普立茲獎」中,獲得「全國性報導」獎的《華盛頓郵報》小組(The Washington Post Group),透過搜集警方槍擊的數據資料,提出槍擊案件中隱含的種族、地區等問題。這透露出這個時代媒體在選題與資料搜集上的變革。

明雄(化名)是一位有20年從業經驗的資深媒體人,經歷過報紙、雜誌最輝煌的時期,也看見如今媒體產業轉型的艱困期。他受訪時直言,過去跑新聞的方式「其實也沒多了不起」,只是大家都守着一條不會漏新聞的路線;但現在這樣的模式已經不夠,新的資訊與資料取得與分析的方式,可以發掘過去只靠人脈關係所無法發現的事實。「新聞工作不外乎能更深刻周延地掌握、分析事實,內容為王,只是它的產製與傳播過程有新的方式。」

「今年奧運時,機器人都可以發新聞稿了,但這並不足為懼,一個有自我期許的記者不會以發程序稿自滿,但遺憾的是,進入新媒體時代,很多記者還是被迫把主要精力花在行禮如儀的程序新聞上。」 明雄說,從國外到台灣,從學院到實務界,大家都還在摸索新媒體的方法與可能性。

「現在看起來這個(媒體)產業是停滯的,像現在有這麼多技術:360度環景、資訊圖表的技術,那麼多東西可以拿來更好的呈現報導時,我們卻沒在用它!」

一名媒體從業者

台灣從「舊媒體」走向「新媒體」,在新技術與內容的結合上還在摸索,而這個銜接處許多「空白」,不僅衝擊了像明雄這樣的資深媒體人,新入行的記者更焦慮:

「現在看起來這個(媒體)產業是停滯的,像現在有這麼多技術:360度環景、資訊圖表的技術,那麼多東西可以拿來更好的呈現報導時,我們卻沒在用它!」剛進入媒體業沒多久的阿麗(化名)談起這問題,越說越激動。

資源掌握在同樣的人手中,運用的方式卻又是依循過去的方式。「那像我們這些新進媒體的記者,要去哪裏累積我們的能力,還有學更多東西?」面對這幾年「新媒體」接續創生,但阿麗只覺得看似熱鬧,對年輕記者來說卻覺得荒蕪。

另一方面,編制縮小,且以政治調查新聞為主的「新媒體」,多以挖角資深記者來增添人力,像是《上報》調查組便沒有任何年輕記者,組內資歷最淺的,至少也在線上跑了6、7年;至於其他面向的新聞,則是以工讀生編輯改寫為主。雖然謝忠良強調,這些工讀生在編輯改寫的過程中培養對新聞的敏感度與寫作能力,未來不排除畢業後可以進入成為正式員工。但實際上媒體培養記者的能力卻已減弱。

而進入傳統媒體的記者,則得面對訊息越來越片段與零碎的即時新聞,組織資訊的能力大打折扣。看似有很多工作機會,實際上選擇有限,「所以我身邊很多人,做1、2年記者就離開媒體圈。會不會未來的3、5年內,記者開始出現斷層?」阿麗歪着頭問道。

現下的媒體環境,正是一場錢和人的戰爭。一片渾沌的戰場上,迫在眉睫的存續問題,以及後繼的媒體環境該如何被建立,都未能有一條明確的途徑。怎麼撐過這段渾沌期?或許正如一位受訪者的嘲諷,「我覺得現在所有媒體都應該一半的人去賣雞排,來養活另一半的人繼續做媒體。」至於誰去賣雞排?「抽籤囉,抽籤最公平。」

(實習生趙安平對本文也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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