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讀手記

面對女性身份的傳統設定,亞洲女記者做了什麽選擇?

在今天,女記者的工作仍舊受性別影響,家庭與事業的兩難抉擇依然奏效,但亞洲女記者們卻幾乎有著相似的選擇。


Rana Ayyub。
Rana Ayyub。攝:Chandan Khanna/AFP

在亞洲文化的傳統語境裏,温良、賢淑,服務於家庭,聽從於夫命,是一個女子需要遵從的道德樣本。女記者似乎永遠是異類,向權勢犀利發問,趟泥水過險路奔赴災區,在凌晨作實況報導,永遠在離開家、離開舒適區的路上。

個人喜好和性別形象的固有設定,新聞職業的不規律和家庭傳統的各司其職,投射入她們的成長歷程裏,「對抗」還是「順應」成了躲不開的選擇題,是否要對抗女性身份以彰顯能力,是否要組建家庭、哺育新一代而退出一線?在第二屆亞洲深度報導大會前後,數位亞洲女記者向端傳媒道出了她們的選擇。

做好記者VS做好女記者

「我從來都把自己視為一名記者,而不是女記者。」印度獨立記者拉納·阿尤布(Rana Ayyub)在大會晚宴間歇對端傳媒記者說。她身著綠色包臀裙,一頭黑色捲髮密密垂下,聊至興起開懷大笑,在人群中非常顯眼。

現年32歲的她,做了10年記者,從主流電視台到調查雜誌再到獨立報導,阿尤布從小對政治事件、調查新聞情有獨鐘。她坦言這是從作為記者的父親那裏繼承的基因,如果父親最近沒有看到她發表稿件,就提醒她要勤懇,從來不因為是女孩就放鬆要求,或敦促結婚。

但在這個奔向現代化的國家,性別歧視仍是人人可見的積弊沉痾。

印度的GDP總量世界第七,婦女參政成就位列世界第15位,擁有印度前總理英迪拉·甘地、基蘭·馬宗達爾-肖等女性政界領袖和商界精英,卻有約三分之一的成年女性是文盲,婚內強姦仍然屬合法範圍,女性勞動參與率僅為27%(截止2015年)。印度的女記者數量龐大、分布的媒體類型廣,但在男權主義主導的語境下,她們常遭性騷擾、聽聞「女性物化」的評論,且大多在中低層職位工作。

當阿尤布初入媒體時,編輯不問意願就遣她去報導生活風尚;當她要求進入政治組或者調查組時,編輯就說女性不做政治報導、不做調查;當她在會上做經驗分享時,也有人在推特上說她如何用身體在調查中撈好處。「談到其他人時,人們會講他如何在報導中處理腐敗等議題,但到我身上畫風就變得評頭論足---喔,看她露事業線了,這就是她挖到料的秘訣吧。」阿尤布無奈地笑笑。

相比起言語對攻,她覺得,最佳的回擊方式就是努力工作,擺脱標籤。

2002年,位於古吉拉特邦的高德拉發生火車燃燒事件,邦內極端印度教教徒聲稱此事係穆斯林謀殺,開始屠殺穆斯林,這就是造成至少790名穆斯林和254名印度教徒死亡、2500人受傷的「古吉拉特騷亂」(Gujarat Riots) 。但事後肇事者長期逍遙法外,真相不明。六年前,阿尤布作為調查報導雜誌《Tehelka》的記者,26歲的她隻身一人去印度古吉拉特邦做卧底調查,調查出印度政府不懲處罪犯反而煽動暴行的內幕,牽出多位政府高官,當時作為印度人民黨首席部長的莫迪也在其中。但《Tehelka》雜誌並未出版報導,離開雜誌的阿尤布向多家媒體提出發布請求,也都石沉大海。

後來,阿尤布將未發布的報導文本匯集成《古吉拉特邦文件》(Gujarat Files)一書,自費在去年五月出版,迅速成為亞馬遜暢銷書籍。許多人讚揚她作為女記者的勇敢,但也有不少媒體人批評「調查充滿漏洞、缺陷嚴重」。國內媒體因為懼怕政府壓力不敢聘用她,阿尤布索性成為一名獨立記者,靠家庭和書籍銷售維持生計。

「但我從未想過放棄新聞。」阿尤布說。在會上看到還有這麼多女記者一起戰鬥時,她心裏泛起一絲安慰,希望以後得到國際記者社群的幫助,建立獨立媒體,擺脱現在的形單影隻。

《紐約時報》首位阿富汗女記者薩拉·納德(Zahra Nader),作出的回答也是堅持做新聞。在她的國度裏,女記者的署名時常屈於男編輯之後,出外採訪經常遭受性騷擾,有些受訪對象不願與其交談,人們以是否穿戴頭巾和長裙評判她們,參加記者會議的機會也常被男記者搶走。納德說,「我一般選擇無視偏見,目前還沒有發現簡單易行的方案來解決(性別歧視)問題,所以我一直努力做報導,不斷嘗試。如果成為名記,就能更易掌握信源、有更多故事可寫。」

Stella Paul。
Stella Paul (右二)。來源:Stella Paul via Twitter

來自印度東北地區、自小目睹邊境衝突的記者史黛拉·保羅(Stella Paul)覺得努力做報導還不夠。她認為,記者需要關注女性議題,並且培訓女記者趕上數據新聞潮流、寫出性別平衡的報導。

保羅在8個月大的時候患上白喉,但因重男輕女的風俗開始並未得到醫治,幸虧母親求醫才倖存,她到15歲才得知事情原委,這讓她立志為女性發聲。2012年後,她成為獨立記者,深入窮困地區做關於性暴力、人口販運、童工和氣候變化的報導,在路透社等主流國際媒體發表。她認為,做女記者其實是個優勢,更能體悟這些地區的婦女所經歷的苦難,更易挖掘故事。

保羅也將女性自強的希望寄託於培訓中。「我曾經教會一名被販賣到印度的尼泊爾女孩用手機發多媒體信息,這讓她成功聯繫到了NGO,得到了解救。這的確很奏效。」她受全球媒體機構World Pulse的邀請,從13個國家選出了14位女社會活動者或小鎮記者,在今年10月份培訓她們有關新聞表達、公共演講、社交媒體、博客和互聯網的實用技巧。

像保羅這樣的努力在亞洲正在興起。在2015年,教科文組織、聯合國婦女署和國際記者聯盟聯合發布了對南亞、東南亞和太平洋地區七國女記者的統計,80%的受訪女記者表示曾經/正在接受職業培訓,過半數的女記者已經加入機構外的媒體/新聞組織,但在組織中的代表性不夠,安全培訓匱乏。尼泊爾《雪域南亞》(Himal Southasian)雜誌的顧問編委拉克西米·穆爾蒂(Laxmi Murthy)在該份報告發布後曾表示,未來(幫助女記者)的工作方向應是支持女性步入領導層,使媒體及其影響力共同推動媒體內容中女性形象刻畫的轉變,保證工作安全。

回歸家庭VS 新聞即生活

談及生活,女記者獨行俠式的行事風格,也會陷入承擔家庭責任與適應社會現實的迷思。如果說工作場合的性別平等指日可待,女記者對於家庭生活的期望抑或家庭對其的需求,會要求其在工作上做妥協、做減法,平衡似乎像個偽命題。

日本經濟新聞社的一位女記者曾這樣剖析女性生育與工作的關係:女性一旦生了孩子,一線崗位的選擇就少了,這就是媽咪小徑(Mommy track)現象。要麼生孩子退居二線,要麼保持單身繼續在一線奮鬥。曾經的《北海道新聞》記者、現在北海道商科大學的準教授佐藤千歲深以為然。

從1986年4月日本實施《男女僱傭機會均等法》以來,各行各業的女性面孔日漸頻繁,女記者人數也不斷增加,開始步入管理層,報社比例失調、面試暗箱操作的情況逐漸改善,但處理生活與工作的難題一直延續至今。佐藤說:「作為女記者最大的問題,就是怎麼平衡家庭責任和工作責任……因為記者的工作量很大,需要丈夫承擔家務的一半,但在日本這樣一個男性分擔家務比例在發達國家之中倒數的國家來說,真的很難。」

在佐藤做新聞的第13個年頭,在北海道新聞社做北京記者站站長的她決定回國生育,轉入大學教職,原因之一也是想照顧家庭。

據她觀察,生孩子五六年後的日本女記者,退居二線的居多,也有不少女記者一直保持單身。「在日本,報社的待遇較高,女記者學歷高,收入高,覺得沒有必要找丈夫,日本男人普遍也不太喜歡比自己優秀的女人。女記者在同學圈、同事圈內找伴侶的情況比較多。」

在中國,目前女性新聞從業者的數量已經超過男性,佔比高達51.5% ,這一比例在很多記者的直觀感受裏還要更高。這一龐大群體,有著和其他女性類似的身份焦慮:要妥帖地組建家庭、孝敬父母、照顧子女,留時間打理自己。

在北京某報社做了5年調查記者的朱辰玉(化名),今年也選擇了離開,去了外企。她說,自己在工作時雖然開闊了視野,但在日常生活裏是個「不接地氣」的局外人。她心裏總是揣著選題,與家人朋友團聚甚少、缺乏談資,也和女性口中常有的口紅、包包的閒聊越來越疏離。

在台灣《天下雜誌》副總編輯陳一姍看來,相比起女性身份帶來的壓力,媒體數位化轉型是讓生活失衡的另一砝碼。媒體人作業時間被壓縮,整體工作時間拉長,每個人都沒辦法完全脱離工作,這是對媒體人莫大的傷害。

她也注意到,女記者對家庭生活參與的多少,與其原生家庭的影響、與不同世代對家庭的想象的有關。她說:「現在越來越覺得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是一種選擇,而不是一種必須。」

Bopha Phorn。
Bopha Phorn。攝:Angela Weiss/GETTY

柬埔寨首位獲得國際婦女媒體基金會(IWMF)「新聞勇氣獎」(Courage in Journalism Awards)的調查記者寶霞·蓬(Bopha Phorn),就是這樣一個手機、電腦不離手,不去考慮平衡的人。她認為,做新聞的持久度在於多大程度上熱愛並信任這份工作。蓬說:「新聞就是我的生活。如果不做記者了,我就沒了呼吸。」

蓬報導人權、腐敗、犯罪、環境等敏感議題,想通過報導推動國家走向民主化,常遭遇險境。四年前,她和一名記者、一位社會活動者在泰緬邊境調查毒品交易時,遭軍警槍擊,最終與記者涉險逃生,但被盤問數小時。家人一直讓她放棄、改行,她依舊故我,向他們隱瞞了多年來受到的威脅和指控。

32歲的蓬一直單身,日程排得滿滿當當。自由撰稿、報導,在柬埔寨智慧大學教新聞課,寫書,還參加各類培訓、會議,參與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的項目。她說:「平衡工作與生活實在是太難了。我非常喜歡我的工作,所以我不在乎(有沒有業餘時間)。對我來說,新聞雖非槍械,但力量無窮。」

印度記者阿尤布也是一樣。她晨起一睜眼就看Twitter,跑新聞,得空就和朋友聚會,去酒吧喝酒、跳舞,還沒有安定下來的打算。她的父母曾在新書發布前接到一位男孩家長的求婚請求,但對方看到阿尤布後來名聲大噪、爭議不斷,不久便反悔。阿尤布說,這讓她鬆了口氣。

「家人都認為等我覺得合適的時候才結婚,他們覺得我做的事有益於國家,並不是每個人都有(做記者)這個天賦。為什麼我要現在想著找男人呢?我才32啊。」 她說。

參考文章:

Situation of women journalists in Asia-Pacific, 20 years after the Beijing Declaration, UN Women

Surbhi Kaul, Rana Ayyub: The Fallout of Going Undercover, Uncovering Asia, September 25, 2016

Bopha Phorn | 2013 Courage In Journalism Award, International Women's Media Foundation (IW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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