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尤其是在精神層面最深遠、最具終極意義的宗教信仰問題,這是一件艱難的事情,因為大概人們也稀裏糊塗。世界範圍內,曾有若干調查機構就「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展開調查,卻得出一個悖論──
一方面,中國無「神」。2000年,世界價值觀問卷World Value Survey調查顯示,只有13.7%的中國人承認有宗教信仰,遠遠低於77.7%的世界平均值;2015年,據美國蓋洛普公司的民調結果,只有7%的中國人信仰宗教,是全球宗教信仰比例最低的國度。
另一種論調正好相反。2007年由中國零點調查諮詢公司發布的《中國人精神生活調查》指出:85%的中國人有宗教信仰,或者從事着類似宗教的活動。
幾年前,美國普度大學宗教社會學系教授楊鳳崗在山西做田野調查,隨行有一位當地的市政府領導。按照《中國共產黨章程》對各級領導幹部的要求,這位幹部需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做一名唯物主義的無神論者。當來到一處廟宇時,這位領導忽然走到佛像前,長跪叩首,掏出幾張百元大鈔投進功德箱。
這位市領導說起,他去過五台山許願,那時工作不順心,專程去五台山五爺廟求佛菩薩保佑,回來後不久就得到了提拔重用。菩薩顯靈了,但是由於工作一直很忙,還沒抽出時間去五台山還願,今天是從那時起第一次見到大佛,所以他得立即還願。
以無神之名行有神之實,卻並不承認,或不自知,這是當今諸多中國人的寫照。「很多人選擇無宗教信仰只是因為他們對『宗教』的理解存在偏差,或者說我們的測量工具仍有待改進,」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盧雲峰在《當代中國宗教狀況報告》裏寫道。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無神論國家。但事實上,在固有的文化傳統被腰斬又懵懵復甦後,在官方努力植入意識形態又抵擋不過它的逐漸坍塌後,中國人面臨的新問題並非無神,而是──「神」太多了。
被腰斬的「牛鬼蛇神」
關於宗教的解釋,當今學界最流行的是「宗教市場」的觀點。這種理論假設,人的宗教需求恆定存在,變化的是不同時代的供給。
20世紀以來,中國人的宗教需求被長期壓抑,直至「文革」被徹底腰斬。
自五四運動起,在對「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呼喚中,陳獨秀提出,「以科學代宗教」。當時要求進步的呼聲昂揚,從「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一路發展到組織化的「非基督學生同盟」、「非宗教大同盟」,為日後更激進的宗教改造埋下了種子。
「要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用中華文化浸潤我國各宗教,支持宗教界對宗教思想、教規教義進行符合時代進步要求的闡釋,堅決防範西方意識形態滲透,自覺抵禦宗教極端主義思潮影響」。
1949年後,以無神論為指導的中國共產黨人對包括儒釋道在內的一切傳統宗教進行批判。「牛鬼蛇神」──無論是建立在民間信仰上的儒道佛三座大山、還是舶來的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幾乎被掃蕩一空。和尚被迫還俗;介乎神與人之間的聖賢孔子淪為「孔老二」;各地的教堂、清真寺、修道院被關閉或者砸毀,外國傳教士被遣送回國……
法國漢學家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及宗樹人(David A. Palmer)曾評論說,這是「中國甚或世界歷史上,摧毀所有形式宗教生活最徹底的行動」。
然而這真的意味着中國人放棄了「宗教」嗎?許多研究宗教社會學的學者認為,「文革」時期,雖然信仰活動被取締,但人們的宗教需求從未消失,他們只是以一種類似宗教信仰的狂熱情緒替代了儒道佛──「毛崇拜」由此勃興。
毛澤東被神化為「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面對毛主席像,人們唱紅歌、跳忠字舞、早請示、晚彙報。毛主席的語錄紅寶書全國風行,基本全國人手一冊,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毛主席轉贈一個巴基斯坦外賓送來的芒果,人們懷着無比激動的心情把這個芒果團團圍住,看了又看,聞了又聞。
這場迷狂在1970年代末走向終結。開始反思「文革」的人們,又一步步把毛澤東請下「神壇」。
1982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印發19號文件宣布,重申「尊重和保護宗教自由」,幾乎一夜之間,信仰荒蕪的中國大陸,正迎來一個舉世罕有其匹的靈性市場。
「雞鴨魚肉,四碗八碟,這就是中國精神」
美國記者歐逸文曾在《野心時代》裏記錄在北京國子監一帶觀察到的「宗教雜交」場景:「每年春天,學校要考試之前,我會看到中國父母魚貫走進喇嘛廟大門,祈求孩子成績考好;接下來他們走去對面的孔廟去拜拜;有人下午最後落腳於天主教堂,以防萬一。」
「佛教徒天天念《三字經》、學《論語》,基督徒也去清真寺,現在問題來了,中國沒有宗教倫理,中國人的精神底藴是什麼?」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副院長魏德東對端傳媒記者表示。
作為一名宗教研究學者,魏德東開始自我「解剖」:田野調查時,他本人也會入鄉隨俗,到佛寺磕頭,到教堂禱告,到清真寺洗手。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他說起自己前幾天出國丟了錢包,昨晚從土耳其航空公司剛領回來,他把這種幸運理解為「一種純真奉獻的靈性回報」──也許是自己去任何一個宗教場所都捐錢的福報。
「中國人有一種開放的含攝一切的靈性信仰,如果把宗教看作中國人的精神食糧,那它和物質食糧的結構一模一樣。中國人吃飯,雞鴨魚肉,四碟八碗,你無法講述這頓飯吃的什麼,這就是中國精神,」魏德東說,「美國新教(基督教),希臘東正教,都是一教獨大。中國人腦子裏一大堆,用『宗教』來理解中國不行,得用靈性。」
1982年宗教政策開閘後,中國信仰市場之復甦有如燎原,其間,既有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主幹的佛學、國學復興,亦有被草根階層酣暢吮吸的民間信仰水漲船高,甚至上千年來屢屢在天朝碰壁的「外來戶」如基督新教、天主教等,也意外地獲得了幾何級數的增長,更不用說林林總總你方唱罷我登台的新型宗教或疑似「邪教」,如香功、鶴翔功、法輪功、巴哈伊教、全能神等。
「由於宗教政策和制度的限制,中國的信仰市場一直是個短缺經濟,即需求很大,供給不足,寺觀教堂場所太少。這既造成了寺廟和教堂的極度擁擠現象,而且導致假冒偽劣的宗教產品氾濫。」
在魏德東的一項調查裏,毛澤東──這位世界上最大的無神論國家的締造者──也成了「神」:司機們在車內懸掛毛主席像,以保佑平安;河南新蔡縣農家土牆上顯現出毛主席頭像的輪廓,參觀、朝拜的人絡繹不絕;民間還認為毛主席已經成為鬼仙,不時有人以「毛主席靈魂附體」的形式出現,為大眾「排憂解難」。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2010年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最近30年來在中國大陸恢復最為迅速的宗教是佛教,信仰者人數也是全體人口中所佔比例最高的,大約為18%,認同信仰佛教的人數大約有2億左右。
不過,一位佛學博士認為,今天在佛教在中國,比起一門宗教,更像是政府部門手中招商引資的「唐僧肉」,而僧侶團隊的腐化,也表明習慣於隱居山林的佛教、道教很難免於商業社會消費主義的誘惑。「有時建一個寺廟塞了幾個億,還有有錢人數不盡的香火錢,但真正有修為的住持、出家人太少了,佛教自身的組織性也特別差,現在國內的局面非常混亂。」
與此同時,社會高參與度的基督宗教則展現了很強的生命力。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副研究員劉國鵬向端傳媒記者表示,在中國,基督教發展得最快的地方,都是社會問題和道德危機最嚴重的地方,如河南、蘇北農村,以及傳統企業改制、工人大批量下崗的東北三省,「當政府不作為時,基督宗教會自覺介入這個社會真空,無論是內心的安慰、經濟上的互助,基督宗教都代替了政府和社會團體的一部分職能。」
中國基督教徒的信仰人數歷來爭議極大,人言人殊。
《時代》週刊駐北京記者部前主任、基督徒艾克曼在《耶穌在北京:基督教如何改變中國及全球力量平衡》一書中寫道,過去30年中國的基督徒已經由幾百萬發展到近7000萬,照此趨勢,中國1/3的人口有可能在今後30年內成為基督徒,屆時中國也將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基督國家。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發布的數據是,基督教至少擁有2305萬信徒,上限難以估計。
伊斯蘭教是以民族身份為識別特徵,據全國人口普查統計,在中國大陸,伊斯蘭教人口約為3000萬。
「過去30多年,經濟發展釋放出的能量非常巨大。這一方面帶來巨大的物質財富,但同時破壞了固有的社會倫理道德秩序,也由此喚醒了人們內心深處的靈性需求。然而,由於宗教政策和制度的限制,中國的信仰市場一直是個短缺經濟,即需求很大,供給不足,寺觀教堂場所太少。這既造成了寺廟和教堂的極度擁擠現象,而且導致假冒偽劣的宗教產品氾濫。人們的宗教需求與物質需求一樣,需要得到滿足,長期的供不應求,必然引發很多問題,直至造成社會的不穩定,」楊鳳崗評論道。
諸神之戰?
無論廟堂還是江湖都承認,表面上已經成為世界強國的中國,正面臨着意識形態中空之後的道德危機。執政黨試圖重塑馬列共產主義,三大宗教信仰各顯神通,亦有知識分子迴歸典籍,主張復興儒學以保衞中國。
2016年1月,兩名山東政協委員為了呼籲在曲阜──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的故鄉──停建基督教堂,寫了公開信。大陸新儒家代表人物蔣慶對媒體表示:「我實在不能接受在曲阜孔廟的大成殿前祭祀孔子或緬懷先聖時,舉頭即見高高在上的哥特式教堂的尖頂……如果這個教堂在曲阜建成,我這一輩子就不去曲阜了。」這樣的爭吵已經不是第一次。
温州是一個各種宗教都蓬勃發展的城市。曾經有法師因為重建佛寺,去街上買建材,幾個基督教老闆拒絕銷售,對這位光頭身披袈裟的法師說:你們是魔鬼,不賣給你!
在一個旨在閲讀中西方經典書籍的讀書會微信群裏,有佛教徒因為群友轉發一則「清華女生參加龍泉寺矇眼禪修墜亡」的新聞而抗議,理由是:詆譭佛教。
新疆「七五」事件後,伊斯蘭教的強化十分明顯,已世俗化多年的河北某回族自治鄉的婦女開始紛紛戴回黑色面紗,清真食品被假冒,更時不時在街頭引起群體性事件。
「意識形態被弱化以後,人們的價值世界形成了一個多元競爭態勢,彼此之間在爭奪社會和倫理的話語空間,」劉國鵬表示。
擁近8800萬黨員的中國共產黨以競爭者,又是管理者的姿態介入了這場諸神之戰。2014年3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參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時,全面論述了「佛教中國化」的意義;同期,2014年到2015年間,浙江一系列基督教堂發生「十字架被拆」事件;2016年5月,「全國統戰工作會議」首次升級為「中央統戰工作會議」,習近平提出「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必須堅持中國化方向」。這些舉動,引發了中國宗教觀察者對於共產黨希望發揚儒道佛,打壓基督宗教等外來宗教的猜想。
在國家宗教局宗教研究中心期刊《宗教與世界》2015年第5期中,一篇題為《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宗教》的文章裏,作者、國家宗教事務局研究中心副主任加潤國引用了一段官方通稿中沒有公布的、習近平在2015年中央統戰工作上發表的講話:「要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用中華文化浸潤我國各宗教,支持宗教界對宗教思想、教規教義進行符合時代進步要求的闡釋,堅決防範西方意識形態滲透,自覺抵禦宗教極端主義思潮影響」。
這片荒蕪又多神的精神世界裏,一切都愈加撲朔迷離。
中國迫害宗教信徒 70年如一日
歐洲議會日前舉辦「天主教宗教自由在中國」研討會,許多歐洲學者及宗教團體十分擔憂教徒持續遭到中國的監控與迫害;此舉對於中國為了干擾台梵邦交而與梵蒂岡簽署《梵中主教任命臨時協議》滿一年之際,實在也是一大諷刺。
習近平上台後緊抓宗教工作,甚至將其推升至國家層級事務。除了訂定新版宗教事務條例將其「法制化」加強管控之外,去年還將「國家宗教事務局」併入「中央統戰部」一併「統戰化」,此舉不僅是中國針對港澳台與海外宗教人士進行統戰工作之外,其目標更是在遏止宗教自由化運動在中國內部發酵。
《梵中主教任命臨時協議》的簽署,完全沒有改善中國信徒的處境,迄今中國政府依舊如毛澤東時代對各個宗教團體及教徒嚴密監控及迫害、拆毀教會(堂)及十字架、以及以毛澤東或習近平肖像替代耶穌畫像、以習語錄覆蓋佛語或教義,將共黨想法與習思想硬是灌輸到宗教論述,甚至神職人員及教徒遭軟禁、逮捕羈押或被迫失蹤等,在中國「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的管控方針下,宗教只能成為政治服務的工具,對信徒來說是極其殘酷。
中國自一九九一年開始發表了首部《人權白皮書》、到本月廿三日剛發表《為人民謀幸福:新中國人權事業發展七十年白皮書》,都大剌剌闡述著「重視」人權的豐功偉業——「提升中國國內人權、參與世界人權的成就與貢獻」、「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檢驗人權實現的重要標準;公正合理包容是國際人權治理的基本原則;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人權的最高價值追求。」令人不覺莞爾。高舉著民主和人權的旗幟之同時,卻以「宗教中國化」政策背道而行、箝制迫害信徒與人民。
筆者廿幾年前在馬祖服務時,拜訪過馬袓人的「姆姆」(暱稱)——第五屆醫療奉獻獎得主、被譽為「台灣德蕾莎」的比利時石仁愛修女;國共內戰期間她曾赴中國大陸傳教,後來遇到毛澤東迫害宗教政策被監禁了二年半時間。回憶過往的當時,她指著雙手手腕被綑綁過的痕跡。沒想到七十年後,中國還是一樣的情景,所謂「中國人權」真是令人不勝唏噓!https://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321244
大家都拜拜 卻都不相信神?
进庙就拜,有求则信,简单直白的利己主义。毕竟晚上起夜怕鬼的时候,我也是会唱着「东方红太阳升」念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来辟邪的(。
我对端媒体的政治立场真的感到怀疑
大部分中国人对于宗教信仰都是出于功利目的,哪个有用就信哪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无神论和泛神论的矛盾体。
目前國內民眾普遍是見神拜神、見鬼拜鬼的情況。自清代禮儀之爭開始,中國便凸顯了信仰衝突矛盾的情況。中國自古就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的祭祀之禮,尤以周天子為之。孔子是十分重視禮數的,這個禮數也是包括祭祀的。祭祀是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除此以外,中國還有儒釋道三家和地方形成的小型教會組織。所以,很難做到讓人民思想統一。
先秦諸子的學說哪一個又是有神論呢?中國本就是一個無神論/早期無神論為主導思想的國家。但是我們尊重任何宗教,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和血腥傳教以及宗教歧視。
目前无神论者。怀疑一切包括自己。
利己主义
不是什麽都不信,是什麽都信。
看过黄建新1983年導演的「黑砲事件」嗎?工廠高級技工趙書信被懷疑里通外國,公安從工廠黨委領導那裡了解趙的出身情況時,領導在結尾特別提到,「他年輕時家裡信天主教,不過建國後就不信了⋯⋯」在領導眼裡,信過西方宗教完全是一個極大的賣國動機出發點。當然事實完全是老實巴交的趙被冤枉,當他最終發現自己得不到工作的真實原因後,傷心不敢言,走在路上抬頭看見教堂的十字架。於是默默地走到了幾十年不敢進的教堂門口,苦悶地望著耶穌和聖母。最終還是不敢走進去。當你對一個多年的信仰一瞬間垮塌,你一定會去尋找更深層的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