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傳媒近日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女權主義如何面對社會底層的性別歧視？》，作者是倫敦大學政治學博士研究生孫金昱。文章振聾發聵地說：「只針對個體做嚴厲批判，將底層視為敵人和病症，女權的主張將會不可避免地走向自我矛盾」。
其文鑿鑿，其聲嘈嘈，讓我這個多年活躍網上、自認為的女權主義者，不由重視起來。但讀完全文，卻覺得文章存在不少問題，於是在微博上轉發兼簡單批評了一下。作者後來誠意發來私信切磋，我覺得私信討論不清楚，有必要撰文商榷。希望這樣的討論能為女權運動和廣義社會運動的觀察者、參與者，帶來一些益處，而非流於「兩個海外黨的意氣之爭」。
開宗明義，我認為孫論證自己觀點時，在分析概念運用、引用他人觀點、事實舉證、和邏輯推演方面，都存在問題。
一、首先來談概念運用。
孫文題為「女權主義如何面對社會底層的性別歧視」，顧名思義，她的討論主體，是「女權主義」本身。但讀完全文，我們發現她所探討批評的對象，只是網上的某一種言論。全文並沒有給出她所分析對象的一個定義或邊界，把具體現象泛化。孫文八次用「女權」來形容她所批評的對象，沒有一次用引號括住這個詞，僅有一次在前面記上了「所謂的」。
作者似乎不清楚「女權」是一個多麼語義雜糅的詞，在不同社會語境，差異頗大。作者似乎並不擔心這種不加界定的泛化，會引起多重解讀和嚴重誤會。由於沒有清楚的界定，孫文一會兒把仇視底層男性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歸為抽象的「女權」，一會兒又認為城市經濟條件優渥、教育水平高的獨生女的思想是「女權」，一會兒又用賣東西的營銷號來佐證女權的「階級原罪」（本文稍後有具體解釋），樹敵不少，卻不免混亂。
實際上，孫文混淆了泛網絡輿論、女性言論和女權言論。首先，社會分析中，我們要區分女權主義運動者和女性發言者的言論，二者可以有重疊，但有本質不同。一些女性擁有話語權，善於利用、挪用帶有賦權、爭取權利元素的女權話語，為自己爭取現實利益，我以為這是「女性言論」的一種。這些女性可能是女權運動的邊緣群體、追隨者，但也可能是與女權所追求的社會正義、公平目標背道而馳的人。但這不阻礙她們在個人生活中，挪用對自己有利的話語要素，為自己爭取利益。
孫文中指的「不少女權主義者」，其實只是言論中有女權元素的女性發言者。
需要澄清的是，筆者做這樣的區分，並不是要「切割女權運動中所有問題的部分」，宣稱「凡是不進步的思想就不是女權主義」，從而使「女權主義」完美化、淨化，以利於不敗之地。
女權主義從誕生起，就有自己的侷限。但在一次次的運動中、討論中，新的加入者不斷突破原有女權話語的邊界，拓展議題疆域，推進新的共識。女權主義曾經被批評為「白人中產階級」女權，但是80年代以來，由於黑人女權運動興起而產生的交叉性理論，已經在理論上，非常漂亮、強大地進行了女權理論的自我修復。在交叉性理論提出20年後的今年，其主導者Kimberle Crenshaw，Patricia Collins等人，還在美國社會學年會上繼續討論這個理論的政治戰鬥力和侷限性，試圖不斷進步，讓它成更有力地批判壓迫性的結構問題。
交叉性理論在中國女權運動者中，也並不陌生。女權勞工社會學者、上海財經大學蘇煜慧老師在《社會學研究》（2016年第4期）上，就對交叉性理論有非常系統的梳理；而孫在文中引用的「學者李思磐」的文章《多少對窮人的羞辱，假性別平等之名而行》本身，就是受女權交叉性視角啟發的產物。這裏特別要說明的是，李思磐是知名女權作者，但在孫文中，李的女權身份並沒有被提及，李的觀點則用來佐證孫所謂「女權忽視階級」的觀點。（筆者對李文另有分析，詳見後文。）
所以，當今中國女權主義的共識性成果，有沒有侷限？當然有。但這個侷限，不是孫所謂的「污衊窮人」、與階級壓迫沆瀣一氣——這一點筆者上文已論證，這是一些受女權元素啟發、以利益出發的「女性發言者」的問題。她們對社會正義並沒有顯性訴求，不具備成為進步政治參與者的必要條件。
中國女權的侷限，以筆者的觀察，是在附和「交叉性」理論和「反暴力」以外，尚未能有突破性的、原創性的發明一種可以召喚社會變遷的女權的理論。因為無論是交叉性還是「反性暴力」，都源於體制已經穩定的西方後工業資本主義社會，是用來理解壓迫是如何再生產、固化的。但我們當下最迫切需要的，難道不是一種女權理論，不但可以理解社會如何再生產壓迫，而且可以啟發我們，如何改造社會嗎？
另外，孫一文也混淆了泛網絡輿論與女權言論。孫把對王思聰和對賈平凹男權行為、思想的寬容，也算在女權主義者的頭上。可是，普遍社會輿論中產生的對權力的諂媚和對精英男權的遮蔽，是深深根治於整個社會的，甚至是超越國族的一種普遍現象，女權運動深陷這樣的困局，但不等於是這個困局的始作俑者，而且在事實層面，很多女權者都在聲討這些現象，作者只是選擇性無視了。事實上，作者文中並沒有任何實證數據，支持這一觀點。
在這裏，筆者要指出，情境化地去理解社會運動是十分必要的。社會運動是現實社會的產物，是一個個運動主體聚集起來，結成比個體的總和還大的團體力量的結果。但它不是來自理想的真空。
人都是社會的產物，某種社會運動也是其所嵌入的社會的產物。 在最抽象的理論層次，有些觀點是女權主義的核心要素（比如反對父權制），有些是與女權背道而馳的（比如違背社會正義、公平）；但在運動的層次，運動主體夾雜在父權、資本、國家多種力量之間，她不可能同時消滅或擊敗這些力量，她在一時一地，總是有一個行動的方案和策略，總是要做臨時的取捨、排序——這不等於她在長久的戰略上，看不到多重壓迫，不等於會僵化固化戰鬥策略。
正如在孫文原鏈接下，一位網友的評論：
「你不能要求女權為所有平權問題開出藥方。」
二、孫文中對文獻和事實的引用問題
如前所述，孫文借李思磐的文章為自己背書，直接引用李的題目「多少對窮人的羞辱，假性別平等之名而行」。 不提李思磐的女權身份，只稱她為學者，也許是作者對李思磐不夠了解而產生的誤差，尚可理解。但是如果我們細讀李文，就發現李思磐的文章和孫的文章，有着非常關鍵的差異。
李全文沒有一次泛泛而談「女權主義」存在階級盲視。她只是精確、嚴謹地針對她所見到的個體言論，進行批評。唯一提到的「女權」的地方，李也做了清晰的概念界定: 「互聯網上的女權辯論常常有以『女力』作為基礎」。 其實，李文章的出發點，更多的是從新聞報道和公共討論的倫理問題入手的，她的重點是講，在探討個案的時候，不能罔顧事實或者對當事人做主觀臆斷，要充分尊重新聞當事人的意願。
李思磐對將貧窮本質化的社會癥結的批判，也更多地是關切這個問題本身，直接批評那些羞辱窮人的言論，而非泛化到整體女權的層面。 當然，筆者這裏也認為李文的表達，也可以更加準確、有力地針對階級問題，儘量不要給反女權者藉機報復的機會。這樣的憂慮是基於一些對李文的評論。如下面這則，就明顯是抓住個別問題，表達自己對女權本身的仇視——
「中國的女權主義之所以會引起人們的反感就是因為太不知足，一旦得到好處從來沒有去感謝男人，反而更加的奚落和貶低男人，其實在中國，婦女利益在許多方面比很多發達國家都好。女權主義者有幾個為那些平困的農民工人鳴不平呢？沒有，因為他們是男人，而女權主義者只關注女性的利益，並不是普遍的人類的意義。」
這明顯是一條泄私憤、罔顧事實的仇女評論。女權主義團體從90年代起，就一直在關注打工女性、農民，從老的「農家女」到新的「尖椒部落」，從農家女分田問題，到打工女性生殖健康，以及邊緣的拉拉群體的親密關係暴力問題……女權一直在和「底層」結合。應該被責問的是大眾，有幾個人關注這些既不香豔、也不獵奇、還不符合顏值經濟的議題呢？
在事實層面，孫文總體上缺乏任何具體的社會學意義上的對問題的實證剖析，僅僅是摘錄對觀點有利的隻言片語，羅織「罪行」。這是觀察、評論社會運動——這種動態、複雜、且參與者有很強的自我意識的現象——之大忌。因為這樣做，輕則導致誤會，增加討論成本，重則不尊重參與者，給運動帶來不必要的罅隙。
例如，文中引用一篇名為《《做垃圾女人還是極品女人，你想好了嗎？》的文章，來論證她所謂的「女權主義」的階級諂媚，則難免讓人懷疑，作者是不是為了論證自己的觀點，完全不顧事實。
這篇發表在公眾號 「野獸派老闆娘」公眾號的文章，和筆者所參與觀察五年之久的國內女權主義社群，沒有任何關係，連同筆者在內的許多女權主義者，都經常批評這些消費主義營銷號。點入「野獸派老闆娘」公眾號，大部分文章都是在講如何美容、美髮、減肥，順便植入大量廣告。
不否認，女權主義者也是大千世界芸芸眾生裏的一個，在這個資本主義消費主義的世界，除非不參與社會生活，否則人不可能與消費切割，所以我們也常見到女權主義者在社交媒體討論購物、化粧、健身等議題。我以為只要不是對自己的慾望毫無反思，把消費行為極端化到「買買買、秀秀秀」主義，都是非常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但如果像作者那樣，把「野獸派老闆娘」這樣毫無社會批判視角、登不上台面的營銷號，也歸為「女權」，用來佐證女權主義者的「階級原罪」，則着實讓人無法理解。
三、最後談談邏輯上的問題
筆者不否認，孫文的立意是善意積極的，無奈在概念和事實層面，都有許多硬傷。另外，孫沒有意識到，自己所用來批評她所認識的「女權」問題的邏輯路徑，其實恰恰可以用來否定她自己的論證。
孫說：「性別不平等，不單單是個體惡意選擇的結果，更是與社會結構深深連接的系統性不平等，是與其它社會公正問題密切關聯議題下的子議題。單單聚焦於 某個社會群體，對他們所處的整體環境和結構毫無體察、反思，甚至寄希望於徹底排斥或者無視某一社會群體，減少和他們的交集來解決問題，恰恰走向了女權的反 面，是在建立新的歧視和壓迫。」
如果我們把「性別」換成「階級」，帶入到孫的原文中，稍加改寫，會發現這就成了對孫文章的有力批評——
「階級不平等，不單單是個體惡意選擇的結果，更是與社會結構深深連接的系統性不平等，是與其它社會公正問題密切關聯議題下的子議題。單單聚焦於某個『女權』群體對『階級』的言說，對她們所處的整體環境和結構毫無體察、反思，甚至寄希望於把她們徹底推到女權的對立面， 減少和她們的交集來解決問題，恰恰走向了反階級特權的反面，是在建立新的歧視和壓迫」。
當孫批評那些「女權」言論的時候，是否有分析過她們所處的整體環境和結構呢？至少在本文中，我覺得做的還很不夠。
結尾：
社會運動浩浩湯湯，泥沙俱下，而我們從象牙塔裏學到的東西，則是從實踐中反反覆覆篩選過的、高度濃縮、內在邏輯一致的體系化知識。二者之間，總是存在張力。如果非要用教科書式的理論來比照實踐，那麼可以說，幾乎沒有什麼社會運動家、革命家，是永遠偉大光榮正確的。
社會運動是社會中的人，秉持各種信仰，甚至由於各自利益驅動，加入運動的。理論中可以不對權利排序，但行動不能。因為只要行動，就要面臨一系列是或否的選擇，沒有中間狀態。處於中間狀態，只能什麼都不做。
說這些，並不是為偏激的、歧視性的語言開導，而是想說，在一個「女權主義」還被廣泛污名、誤解的社會，在男權正在和階級壓迫合力復辟的時代，談論「女權」和談論「種族」、「民族」一樣，是要對自己所發言的場域、對象，特別敏感的。
用一個「女權主義」框住所有有問題的現象， 寫一些無懈可擊的教科書式論斷，雖然也是出於對社會的善意，值得尊重，但這於社會運動的參與者，那些正在現實中掙扎，為運動付出實在的、甚至高昂的代價的行動者們（無論在網上還是線下），是否過於粗糙、輕佻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