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開始在華商報實習。一家陝西在地的私人媒體，主打紙媒。短短一周，人間百味。
「爲天地立心，爲民生立命，爲聖往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這是我在進入實習前的新聞理想。總是認爲新聞是政治，是國家宏觀政策，高高在上，討論著祖國未來的命運問題。可是真正從基層做起，我才發現這些東西其實離我很遠很遠，G20只會出現與我在公司吃早飯時，牆上的電視機裏。
新到的實習生都要先去熱線部接兩周的熱線，然後才能去各大部門開始新聞生涯第一步。然而，我還是小看了這個活兒。因爲是菜鳥，做事格外認真和謹慎，但沒想到第一個電話就給我當頭一棒：一位姓呂的大爺和我通了電，他操著一口濃重得都能聞到黃土味兒的陝西話和我說，台灣旅遊大巴爲什麽會發生火災，是因爲所有的大巴都是封閉窗。呂大爺告訴我，讓我通過媒體建議全國的大巴車窗戶都換成推拉窗。
我很認真地在做記錄，直到半個小時後這個呂大爺又給我來電，抱怨說現在的女黨員素質太低，讓我給黨說下，讓黨好好提高下女黨員的素質。我一臉疑問，無奈之下給頭兒抱怨，沒想到頭兒卻告訴我說，那個人是瘋子，不必在意，他一個月已經提了八十多條建議。
突然我覺得很委屈，我如此敬業卻招來瘋子。
逐漸，我讓自己一直保持平靜，告訴自己我只是個記錄者。如果有人要跳樓，他給我打電話，我也只能告訴他我已經記錄下來並報給記者了。至于記者能不能和他取得聯系，這不在我的職權範圍之內。突然間我成了一個龐大機器的一顆鉚釘，權限只有將他人的話語轉化爲文字上傳給記者。
這不是個案，茫茫人海中，每天都有意想不到的人與事出現：母親因爲兒子抱怨自己做飯難吃當場自殺；妻子因爲和婆婆發生口角被丈夫殺害；銀行和商鋪的聯合欺詐；交房後暖氣沒通……
每個人在自己的小世界上，無助而無奈地面對強權和官僚主義時，第一時間想起來的可能就是媒體曝光，絮叨著自己作爲弱勢群體，在這個社會遇到的不公正。有時候我真的很想安慰他們，因爲他們每一個人，不說有多麽驚天動地的故事，但都有著戲劇化的矛盾沖突點；也一定是走投無路了，才將最後一點希望寄托給我們。可是對于我來說，我只是個記錄者，縱使他們多麽難過，也只能在心裏嘆一口氣。
也許是一天到晚接到類似的電話太多，後來的我竟變得越發麻木。如果冤情不夠，即使是死了人，我也會心裏默默地說：「記者是不會報道你的故事的，你自求多福吧。」
同樣是普通民衆，每個個體的境遇卻大相徑庭。對一個老婦人，淘寶買的水果沒有送貨上門就是天大的事——「我在深圳的時候都是送貨上門，咱們西安不是在創建文明社會嗎，怎麽這點事情都辦不好？」還有一個進省城打工的女人，整整八個月的工資一直被拖欠。她著急了，卻被一頓打，癱在路邊，哭泣，咒罵。我一直耐心聽著她的哭聲，試圖在那斷斷續續的哭聲中找出有用信息，可是在哭了十分鍾後，她自己把電話挂斷了。
大多數民衆還是把我們當成發泄桶了。我還記得自己高二時也打過這個熱線，時過境遷，自己竟成了電話另一頭的人。聽百家故事，勸自己不要太動情。那時候我因爲小飯桌裏的土豆發芽，小飯桌阿姨太討厭，就覺得自己得了天大的冤屈。雖然打完電話後石沈大海，也知道這種事情幾乎沒有新聞價值，但奇怪的是內心竟也不覺得委屈了，可能是一通舉報電話確實有安慰人心的功能。
但是有一些心，永遠在煎熬。
前幾天一位老員工接到一個大新聞，西安東大街炭市街華威國際大廈的三層賭博廳，有個賭客輸光了自己的二十萬拆遷款，想要回錢卻遭毒打。賭客給自己身上和賭廳都澆了汽油並點著了，110和120都來了，火勢被控制，賭客被燒得昏迷不醒。這件事情肯定是大新聞了，可我發現第二天的報紙上竟然對這件事只字未提。我很詫異，問了問他們，他們先給我講了個段子。
「上次大閱兵時期，西安有一樁殺人案，華商報未能及時報道，到是讓三秦都市報搶占了先機。爲此領導十分生氣，當天就扣了記者的錢。但是第二天陝西省宣傳委就點名批評了三秦都市報，說大閱兵期間要倡導正能量，怎麽能讓這種事情占據這麽大的版面，而因爲當天華商報沒有報道，第二天只一筆帶過這件事情，卻被宣傳委表揚。」
而那時是G20，這種事情更是別想報。並且，「規定是只要一個區出現一個賭場，那個區的領導人就要直接被免職，你說東大街這麽繁華的地段，領導人不會不知道？要是這種事情出現，他肯定會動用各種力量阻攔報道，你就算報上去，編輯那一塊也過不了。」
還有一個老伯伯的兒子在五月份就被拉土車撞死了，當地縣城的交警是拉土車司機的哥哥，把這件事情淡化處理，屍檢報告也故意藏了起來。兒子已經被火化，老人還在苦苦等一個結果。老人每天都會給我打電話。
我很同情，卻也知道自己手無縛雞之力，愛莫能助。我只能用些暖人心的語言安慰他。最後一天，他又來電話。他問我記者爲什麽還是沒有給他來電。我竟語噎，一不小心說出“可能這件事情對記者來說已經失去新聞時效性了吧。”
老人沈默，還是沈默。我在這死寂中聽到電話線另一端的那位老人，心碎的聲音。
G20剛完，那些人還在等待，那些人還在抗議，那些人一直是蝼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