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 我們會吃光海洋嗎?

航行世界的台灣船隊,還是日不落國?

國際遠洋漁業競逐激烈,還未等到台灣完全從容轉型,警告就已來臨,2016年的歐盟黃牌事件,只能說是冰山一角。


1992年,台灣的鮪類漁獲量一度高居全球第二,僅次於日本,近年雖因印尼、菲律賓、中國等國家崛起,卻仍是全球漁業強權之一。
1992年,台灣的鮪類漁獲量一度高居全球第二,僅次於日本,近年雖因印尼、菲律賓、中國等國家崛起,卻仍是全球漁業強權之一。攝:Billy H.C. Kwok/Getty

走進即將面臨搬遷的日本築地鮪魚(金槍魚、吞拿魚)拍賣場,即便是盛暑,仍可感受到寒氣撲面而來。一尾尾經過超低溫冷凍、冰堅冷硬的鮪魚陳列在地上,各地的買家帶着鉤子用力刺戳肥厚的魚身,偶爾交換意見、寫下筆記。正在所有遊客都睜大眼睛、試圖弄懂工作人員神祕的手勢時,清脆的鈴鐺聲響起了,拍賣官吐出連串如歌如咒、只有採買人員才能明白的字句,隨後立即如旋風般解散,留下滿臉困惑的遊客。

在這短短的5分鐘之內,世界最大、最重要的鮪魚市場又完成了一輪交易,鮪魚產業的板塊也隨之緩緩挪移。板塊的移動雖然緩慢,但台灣是可以,更是應該感覺到的。

台灣遠洋漁業到底有多大?根據「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WCPFC) 2014年的統計,在中西太平洋水域的鰹魚、黃鰭鮪(黃鰭金槍魚)、大目鮪(大目金槍魚)漁獲量,台灣以27.3萬公噸排名第三,僅輸給美國、韓國。其中價值最高的大目鮪漁獲量更高達8476噸,位居世界第二,堪稱太平洋鮪魚的霸主。

儘管在另一項統計裏,台灣的總捕獲量僅排名20,輸給排名第一的中國、印尼、美國等國家,但在高產值的鮪魚業仍然可以高唱「叫我第一名」。

如果這些數字都還不夠驚人,另一個故事可以說明台灣的遠洋漁業之大。在2016年3月14日的中阿漁船衝突中,阿根廷巡邏船於該國海域擊沉了一艘涉嫌非法捕魚的中國漁船「魯煙遠漁010」,引發軒然大波,使中阿關係一度緊張。在此喧騰一時的國際事件中,亦有台灣身影。

「魯煙遠漁010」隸屬中國「中水集團」,而「中水集團」最大的貿易和供應夥伴,都是台灣水產業的龍頭「豐群水產」。根據中水2015年年報,中水對豐群的銷售額佔總體銷售比例21.29%,中水向豐群的採購數額則佔年度採購比例11.68%。

豐群水產儘管是產業龍頭,但並非台灣遠洋漁企業的特例。總體而言,台灣的遠洋漁業在各方面的成績都相當驚人。1992年,台灣的鮪類漁獲量一度高居全球第二,僅次於日本,近年雖因印尼、菲律賓、中國等國家崛起,卻仍是全球漁業強權之一。儘管在當今戰國時代,台灣早難再如當年一般稱霸,但在中國虎躍式的遠洋漁業發展藍圖裏,仍避不掉台灣水產公司的巨大身影。

小國卻擁有巨大的遠洋漁業實力,這必須從歷史說起。

台灣遠洋漁業在中西太平洋水域的鰹魚、黃鰭鮪(黃鰭金槍魚)、大目鮪(大目金槍魚)漁獲量,台灣以27.3萬公噸排名第三,僅輸給美國、韓國。
台灣遠洋漁業在中西太平洋水域的鰹魚、黃鰭鮪(黃鰭金槍魚)、大目鮪(大目金槍魚)漁獲量,台灣以27.3萬公噸排名第三,僅輸給美國、韓國。攝:徐翌全/端傳媒

因鹹魚造就遠洋漁業

台灣遠洋漁業的發展可以上溯日治時期,在一次世界大戰時期興起的帝國「南進」風潮中,「水產南進」的口號讓日本總督府開始投資台灣遠洋漁業,也讓台灣興建現代漁港、漁業移民、製冰及冷藏事業等基礎建設,開始踏出第一步。漁業的發展腳步,也與不少工業命運相似,在二戰期間,剛起步的台灣遠洋漁業也暫時停擺。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台灣快速成為中華民國的唯一生存基地,美國基於反共戰略目標而援助「民主中國」的經費,大量投入這小島上,遠洋漁業也成為復興焦點之一。彼時政府下決心發展遠洋漁業的原因,可以從第一期台灣經濟建設四年計畫(1953-1956年)的內容發現:除了增加外匯、紓緩沿近海資源枯竭壓力外,還打算少花點外匯來買鹹魚,以補充國民蛋白質。

「鹹魚」究竟為什麼會變成台灣必須發展遠洋漁業的關鍵字?因為二次世界大戰後,美援與美國專家帶來「動物蛋白質為優」的營養觀念,根據當時美國專家計算,成人平均日需肉類60公克,台灣以農村勞動為主的國民身體,蛋白質攝取顯然不足,而在蛋白質食物中最廉價者,首推魚類。按成人每日食魚45公克,軍人每日93公克計算,台灣食魚需要約為每年13萬2千噸。1953年台灣捕魚量約在12萬噸左右,其缺之數,就必須進口鹹魚來補足。

為向加拿大及日本進口製作鹹魚所需的鮭魚,台灣必須動用外匯、將部分美援花在購買鹹魚上,聽來並非明智之舉。為了解決蛋白質/鹹魚不足問題,政府遂開始投資增添漁船、改善漁港等周邊設備,經濟部轄下亦設有「台灣漁業增產委員會」。根據經濟部資料指出,漁業順利增產後,得以減少鹹魚輸入,光是1952年到1956年間,就為台灣節省了美金1500萬元(約1.1億港幣/4.7億台幣)左右的外匯。

在戰後經濟發展政策與「鹹魚」的推波助瀾下,台灣遠洋漁業再出發了。與諸多戰後產業發展史類似,美援資助在先、政府扶植特定企業在後的情節不斷上演。以豐群水產為例,在其成立之前,台灣業者雖已向中美基金貸款建造鐵殼漁船、航向世界,卻因為外匯管制,台灣漁船在海外的各項開銷,必須先向日本商社融資,再以漁獲向日本商社償還貸款,在海外也只能與日本代理商合作,少有自家的基地。

台灣經濟能有今天,李國鼎領軍的這一支「製造業國家隊」功不可沒。但鮮少有人知道,台灣現今航行四海的「遠洋漁業國家隊」,也出於李國鼎。

今天談台灣經濟發展,「李國鼎」是必定出現的名字。但這個名字以往總是和「加工出口區」、「科學園區」等高技術製造業連在一起,台灣經濟能有今天,李國鼎領軍的這一支「製造業國家隊」功不可沒。

但鮮少有人知道,台灣現今航行四海的「遠洋漁業國家隊」,也出於李國鼎。1972年,李國鼎邀請鮪魚業者集資共同成立「豐群水產股份有限公司」,他出手協調經濟部、外交部、農復會(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與財政部,讓遠洋漁業比照紡織品,適用外銷貸款制度,合作金庫亦開始扮演融資角色,讓豐群的銀根不必再掐在日本商社手中。自此,豐群開始陸續設立多個海外基地,台灣遠洋漁業開始與日本平起平坐。

1970年代,因缺乏冷凍設備,台灣捕撈的鮪魚仍以罐頭加工為主,1980年代開始發展超低溫鮪釣漁業,開始有能力生產生魚片用的鮪魚,讓鮪魚業在90年代達到巔峰。同樣自70年代始,台灣漁船也開始到日本近海捕秋刀魚,一開始僅作為鮪延繩釣的餌料,卻也做成另類冠軍,2014年台灣的秋刀魚年產量首次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一。

截至2015年為止,台灣籍遠洋漁船共有延繩釣小釣1009艘,集中在東港、小琉球;延繩釣大釣100-500噸的189艘、500噸以上153艘,多集中在高雄前鎮;鰹鮪圍網34艘、魷釣111艘,另有漁獲物搬運船18艘,則全部位於高雄前鎮。

雖然大型鰹鮪圍網僅有34艘,與美國的40艘和韓國的28艘相去不遠,低於日本的73艘,但遠高於中國目前的約20艘。但因為延繩釣小釣船高達1009艘,這使得台灣漁船總噸數相當驚人。台灣綠色和平曾經批判,在2007年至2012年期間,台灣新造圍網船總噸數高達達38988噸,比第二名日本高5倍、超過第三名中國14倍、甚至比第四名韓國高出38倍之多。

遊客在海鮮餐廳裡品嚐鮪魚大餐。
遊客在海鮮餐廳裏品嚐鮪魚大餐。攝:Billy H.C. Kwok/端傳媒

不利因素多,榮景挑戰大

除了漁業本身數據驚人,周邊產業也可以做到成為冠軍產業,屏東枋寮漁港邊起家的金洲製網(現稱「金洲海洋科技公司」),從手工製網做到股票上櫃,1998年時每股稅前盈餘高達4.19元,比許多高科技產業更亮眼,即便在2015年,EPS仍有2.96元。

即便數據亮麗,即使撇開黃牌警告,但近年對台灣遠洋漁業不利的因素其實不少,榮景是否可持續,原本就在未定之天。

舉例來說,台灣遠洋漁業以日本為重要貿易的夥伴,安倍經濟學的三支箭,就意外讓台灣遠洋漁業的膝蓋中了一箭。2015年3月,台灣鮪延繩釣協會會員周報直指,「去年日圓貶值加上燃油高漲,台灣延繩釣漁船相繼休漁,因此冷凍鮪魚供應量由前年之13.8萬公噸,下降至去年之11.8萬公噸, 減少了2萬公噸。」

除了匯率、油價這些因素,加入WTO後,台灣漁船用油補貼從原本28%調降至14%,讓遠洋漁業的經營與轉型其實都相當費力。

除此之外,任何國家都難以忽視的現象,即是砸大錢投入遠洋漁業的中國,這從世界最大的鮪魚市場——日本——方面的數據可以窺見一二。

當台灣漁船似乎仍將重點擺在漁獲量的增加時,跟台灣一樣曾經收過歐盟黃牌警告的韓國,開始採取更有效率的生產策略,值得台灣警惕。

根據日本財務省2016年2月的統計資料看來,台灣在冷凍大目鮪、黃鰭鮪的總體數量上,分別以5657公噸、3492公噸奪下冠軍,中國則以4413公噸、1396公噸緊追在後;但如果將目光移到「F項目」,就會意外發現,反而是韓國與中國分別以大目鮪961公噸、585公噸,黃鰭鮪541公噸、397公噸拿下此項目的一、二名。

F,是「切片」(fillet)的英文縮寫,即俗稱的「菲力」,經切片處理後的鮪魚,單位價格也將提高。高價,來自嚴謹的處理技術和先進的設備投資。中、韓在這個項目上超過台灣,雖以驚人的財力作為後盾,但也顯示中國業者絕非只是一味追求漁獲量的老粗,它的企圖心和競爭力十足,既要拼量、也要拼巧。

日本《日刊鰹鮪通信》評論,韓國將重點放在初步處理過的鮪魚上,可以達到抑制「漁獲努力量」的效果。換言之,當台灣漁船似乎仍將重點擺在漁獲量的增加時,跟台灣一樣曾經收過歐盟黃牌警告的韓國,開始採取更有效率的生產策略,值得台灣警惕。而家業雄厚的後起之秀,中國,則是在全魚與「F項目」都奪下亞軍,緊追在台灣與韓國之後。

「鮪魚這麼大的魚,中國大陸是不是在船上處理、還是回到中國港內做深度加工再出去?這不得而知。如果台灣也可以在高雄港做處理加工,再整船貨櫃出口,附加價值可能會比較高。」台灣漁業署長陳添壽說:「未來的產業趨勢應該要追價不追量,這確實是我們漁業過去的一個盲點,值得多去注意。」

海鮮餐廳的冰庫存放不少高價鮪魚,在台灣,高產值的鮪魚業仍然可以高唱「叫我第一名」。
海鮮餐廳的冰庫存放不少高價鮪魚,在台灣,高產值的鮪魚業仍然可以高唱「叫我第一名」。攝:Billy H.C. Kwok/端傳媒

成為產業鏈裏不可或缺者

正如所有產業一樣,永續利用不只是理念,更牽涉到台灣遠洋漁業的轉型與升級。對此,台灣業者並非全無努力,早在2008年,隆順漁業公司便成立「順億鮪魚專賣店」,將自家船隊捕獲的鮪魚做成生魚片,直接送到消費者面前,為的就是打造完整的產業鏈、改變台灣過度依賴日本市場的困境,但迄今仍在努力當中。

產業龍頭豐群水產董事長李文宏,也早在2015年便指出,「全球的圍網漁業現在是over capacity(過剩)的狀態,接下來幾年會進入整理期,整理的過程,產業就必須面對生存問題。」

例如太平洋的一些島國,以往僅被動地收取入漁費、讓台灣漁船進入捕撈。近年來也開始發展自己的產業,如此一來,既不掌握漁業資源、也非最大市場的台灣,「就會成為弱勢端。」李文宏分析,未來的台灣遠洋漁業,不能只與其他國家比拼低價,「我不能只做一個供應商、單純把魚賣給你而已,而是必須成為產業鏈裏不可或缺的策略夥伴,尋求長久互利的模式。」從李文宏的發言,不難理解為何豐群可以成為中水集團最大貿易夥伴。

但是,國際遠洋漁業競逐激烈,未必都等到台灣完全從容轉型,警告就已來臨,2016年的歐盟黃牌事件,只能說是冰山一角,早在10年前,台灣鮪魚產業就遭受過一次來自國際的打擊。

自1990年代中期起,許多國際漁業組織開始規定遠洋漁業魚種「配額」。2004年,台灣的鮪魚捕撈量在世界上坐二望一,大有超越日本的氣勢,同年,日本即向「 大西洋鮪類(金槍魚)資源保育委員會」(ICCAT)提議,認為台灣遠洋漁船濫捕、權宜船及「洗魚」問題嚴重,船數與國際配額也不相稱。ICCAT遂通過決議,將台灣的大目鮪配額從16500公噸削減為4000公噸,台灣為此被迫在3年之內減船183艘,還需做到每日電子回報漁獲量、派駐觀察員等措施,大目鮪配額才得以在2006年全額恢復。

對於這類處分,台灣業者心裏並不完全服氣。2012年,鮪魚公會理事長謝文榮就曾在《鮪漁業電子報》中撰文,向同業訴說:「我國遠洋漁業的問題不單純只是鮪釣漁船的船數與配額的不相稱,還有許多國與國之間政治的、商業的、經濟的競爭,此等的競爭對於外交實力薄弱的台灣是何等的無情。但各國為了自身利益及與它國利益交換的現實面,全盤否定了台灣的業者及政府的努力。」

魚市場內漁民正忙著理貨,分類裝箱,載往各地販售。
魚市場內漁民正忙着理貨,分類裝箱,載往各地販售。攝:Billy H.C. Kwok/端傳媒

「這次黃牌問題本質跟10年前不一樣,這張黃牌的本質是來自消費市場而非國際組織的警訊,歐盟市場、消費者已經注意到非法漁撈的問題……」

陳添壽

國際組織的處分公不公正,各方評價不一,但必須傾全國之力達成國際標準,才有再協商的餘地,身為小國,難有其他選擇。當年為了減船183艘,台灣產業界與國庫都付出了相當代價,「(為了當年的減船措施)我們現在(2016年)還負債大概將近20億台幣(約4.8億港幣/6329萬美元)……減船183 艘,業者除了拿出20 億以外,還向銀行貸款了30 億(約7.3億港幣/9495萬美元)。」謝文榮說。

10年之後,對於這次的「歐盟黃牌」事件,鮪延繩釣公會秘書長何世杰也在修法公聽會上質疑,歐盟對自家漁民違規採取輔導與教育的態度,卻要求台灣採取嚴格標準,「歐盟有嘴講別人,自己又做得到嗎?」

「10年前那一次,當時漁業管理,老實說,漁撈的量跟船隻的量是對不起來的,這我們當年可能管理有所不足,這我們要承認啊。」面對業者認為國際裁決刻意對台灣不利,陳添壽分析,「這次黃牌問題本質跟10年前不一樣,這張黃牌的本質是來自消費市場而非國際組織的警訊,歐盟市場、消費者已經注意到非法漁撈的問題。這是一個全球性的高標的要求,歐盟是覺得你台灣應該有能力已經可以這樣做,歐盟在IOTC也有很多的船隊,也是有競爭的意味,等於歐盟要求,你台灣一定要做到跟我歐盟漁民水準一樣才行。」

「當然,我們也知道魚多價賤的道理,抓那麼多的魚,對收入並不會有好的結果。像去年魷魚的漁獲很好,結果價格跌到30、40元(約7-9港幣/0.9-1.2美元);今年漁獲欠佳,價格就漲到將近90、100元(約22-24港幣/2.8-3.1美元)。」謝文榮強調,「這個道理很簡單,我們也希望抓少一點,所以我們對永續利用非常支持。」

但是,就算業者、官方都有必須升級轉型的共識,子彈恐怕也還沒完全上膛,連基礎的科學研究經費都顯得不足。

海洋大學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系教授李國添在修法公聽會上即提醒:「以2010年遠洋漁業研究經費來看,近5年遠洋漁業年產量約120 萬公噸、產值約千億台幣(約244億港幣/31億美元),但國科會、漁業署、農委會等等漁政單位之科技預算粗估每年是3.3億台幣(約8060萬港幣/1044萬美元)。每生產一公噸之漁獲,投入的科研經費卻只有280萬元(約68萬港幣/8.8萬美元)左右,研發經費只占年產值0.33%;各領域漁業人口大約有30 萬人,相關學者專家加上碩博士生、研究助理卻不到700 人,也就是每一百個從業人員,只能分到0.24 個研究人員。」頭重腳輕之勢,讓轉型的資本看來相當稀薄。

無論轉型有多難,美援與李國鼎的身影已遠,遠洋漁業日不落國的地位看來不保,島國早該走出上世紀的模式。「不管有多困難,遠洋漁業確實已經到了產業調整結構的時候。」台灣綠色和平海洋組專案主任顏寧如此評論,「世界在改變,船長也老了,不調整的公司,恐怕只會虧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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