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即將面臨搬遷的日本築地鮪魚（金槍魚、吞拿魚）拍賣場，即便是盛暑，仍可感受到寒氣撲面而來。一尾尾經過超低溫冷凍、冰堅冷硬的鮪魚陳列在地上，各地的買家帶着鉤子用力刺戳肥厚的魚身，偶爾交換意見、寫下筆記。正在所有遊客都睜大眼睛、試圖弄懂工作人員神祕的手勢時，清脆的鈴鐺聲響起了，拍賣官吐出連串如歌如咒、只有採買人員才能明白的字句，隨後立即如旋風般解散，留下滿臉困惑的遊客。
在這短短的5分鐘之內，世界最大、最重要的鮪魚市場又完成了一輪交易，鮪魚產業的板塊也隨之緩緩挪移。板塊的移動雖然緩慢，但台灣是可以，更是應該感覺到的。
台灣遠洋漁業到底有多大？根據「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WCPFC） 2014年的統計，在中西太平洋水域的鰹魚、黃鰭鮪（黃鰭金槍魚）、大目鮪（大目金槍魚）漁獲量，台灣以27.3萬公噸排名第三，僅輸給美國、韓國。其中價值最高的大目鮪漁獲量更高達8476噸，位居世界第二，堪稱太平洋鮪魚的霸主。
儘管在另一項統計裏，台灣的總捕獲量僅排名20，輸給排名第一的中國、印尼、美國等國家，但在高產值的鮪魚業仍然可以高唱「叫我第一名」。
如果這些數字都還不夠驚人，另一個故事可以說明台灣的遠洋漁業之大。在2016年3月14日的中阿漁船衝突中，阿根廷巡邏船於該國海域擊沉了一艘涉嫌非法捕魚的中國漁船「魯煙遠漁010」，引發軒然大波，使中阿關係一度緊張。在此喧騰一時的國際事件中，亦有台灣身影。
「魯煙遠漁010」隸屬中國「中水集團」，而「中水集團」最大的貿易和供應夥伴，都是台灣水產業的龍頭「豐群水產」。根據中水2015年年報，中水對豐群的銷售額佔總體銷售比例21.29%，中水向豐群的採購數額則佔年度採購比例11.68%。
豐群水產儘管是產業龍頭，但並非台灣遠洋漁企業的特例。總體而言，台灣的遠洋漁業在各方面的成績都相當驚人。1992年，台灣的鮪類漁獲量一度高居全球第二，僅次於日本，近年雖因印尼、菲律賓、中國等國家崛起，卻仍是全球漁業強權之一。儘管在當今戰國時代，台灣早難再如當年一般稱霸，但在中國虎躍式的遠洋漁業發展藍圖裏，仍避不掉台灣水產公司的巨大身影。
小國卻擁有巨大的遠洋漁業實力，這必須從歷史說起。
因鹹魚造就遠洋漁業
台灣遠洋漁業的發展可以上溯日治時期，在一次世界大戰時期興起的帝國「南進」風潮中，「水產南進」的口號讓日本總督府開始投資台灣遠洋漁業，也讓台灣興建現代漁港、漁業移民、製冰及冷藏事業等基礎建設，開始踏出第一步。漁業的發展腳步，也與不少工業命運相似，在二戰期間，剛起步的台灣遠洋漁業也暫時停擺。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台灣快速成為中華民國的唯一生存基地，美國基於反共戰略目標而援助「民主中國」的經費，大量投入這小島上，遠洋漁業也成為復興焦點之一。彼時政府下決心發展遠洋漁業的原因，可以從第一期台灣經濟建設四年計畫（1953-1956年）的內容發現：除了增加外匯、紓緩沿近海資源枯竭壓力外，還打算少花點外匯來買鹹魚，以補充國民蛋白質。
「鹹魚」究竟為什麼會變成台灣必須發展遠洋漁業的關鍵字？因為二次世界大戰後，美援與美國專家帶來「動物蛋白質為優」的營養觀念，根據當時美國專家計算，成人平均日需肉類60公克，台灣以農村勞動為主的國民身體，蛋白質攝取顯然不足，而在蛋白質食物中最廉價者，首推魚類。按成人每日食魚45公克，軍人每日93公克計算，台灣食魚需要約為每年13萬2千噸。1953年台灣捕魚量約在12萬噸左右，其缺之數，就必須進口鹹魚來補足。
為向加拿大及日本進口製作鹹魚所需的鮭魚，台灣必須動用外匯、將部分美援花在購買鹹魚上，聽來並非明智之舉。為了解決蛋白質／鹹魚不足問題，政府遂開始投資增添漁船、改善漁港等周邊設備，經濟部轄下亦設有「台灣漁業增產委員會」。根據經濟部資料指出，漁業順利增產後，得以減少鹹魚輸入，光是1952年到1956年間，就為台灣節省了美金1500萬元（約1.1億港幣/4.7億台幣）左右的外匯。
在戰後經濟發展政策與「鹹魚」的推波助瀾下，台灣遠洋漁業再出發了。與諸多戰後產業發展史類似，美援資助在先、政府扶植特定企業在後的情節不斷上演。以豐群水產為例，在其成立之前，台灣業者雖已向中美基金貸款建造鐵殼漁船、航向世界，卻因為外匯管制，台灣漁船在海外的各項開銷，必須先向日本商社融資，再以漁獲向日本商社償還貸款，在海外也只能與日本代理商合作，少有自家的基地。
台灣經濟能有今天，李國鼎領軍的這一支「製造業國家隊」功不可沒。但鮮少有人知道，台灣現今航行四海的「遠洋漁業國家隊」，也出於李國鼎。
今天談台灣經濟發展，「李國鼎」是必定出現的名字。但這個名字以往總是和「加工出口區」、「科學園區」等高技術製造業連在一起，台灣經濟能有今天，李國鼎領軍的這一支「製造業國家隊」功不可沒。
但鮮少有人知道，台灣現今航行四海的「遠洋漁業國家隊」，也出於李國鼎。1972年，李國鼎邀請鮪魚業者集資共同成立「豐群水產股份有限公司」，他出手協調經濟部、外交部、農復會（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與財政部，讓遠洋漁業比照紡織品，適用外銷貸款制度，合作金庫亦開始扮演融資角色，讓豐群的銀根不必再掐在日本商社手中。自此，豐群開始陸續設立多個海外基地，台灣遠洋漁業開始與日本平起平坐。
1970年代，因缺乏冷凍設備，台灣捕撈的鮪魚仍以罐頭加工為主，1980年代開始發展超低溫鮪釣漁業，開始有能力生產生魚片用的鮪魚，讓鮪魚業在90年代達到巔峰。同樣自70年代始，台灣漁船也開始到日本近海捕秋刀魚，一開始僅作為鮪延繩釣的餌料，卻也做成另類冠軍，2014年台灣的秋刀魚年產量首次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一。
截至2015年為止，台灣籍遠洋漁船共有延繩釣小釣1009艘，集中在東港、小琉球；延繩釣大釣100-500噸的189艘、500噸以上153艘，多集中在高雄前鎮；鰹鮪圍網34艘、魷釣111艘，另有漁獲物搬運船18艘，則全部位於高雄前鎮。
雖然大型鰹鮪圍網僅有34艘，與美國的40艘和韓國的28艘相去不遠，低於日本的73艘，但遠高於中國目前的約20艘。但因為延繩釣小釣船高達1009艘，這使得台灣漁船總噸數相當驚人。台灣綠色和平曾經批判，在2007年至2012年期間，台灣新造圍網船總噸數高達達38988噸，比第二名日本高5倍、超過第三名中國14倍、甚至比第四名韓國高出38倍之多。
不利因素多，榮景挑戰大
除了漁業本身數據驚人，周邊產業也可以做到成為冠軍產業，屏東枋寮漁港邊起家的金洲製網（現稱「金洲海洋科技公司」），從手工製網做到股票上櫃，1998年時每股稅前盈餘高達4.19元，比許多高科技產業更亮眼，即便在2015年，EPS仍有2.96元。
即便數據亮麗，即使撇開黃牌警告，但近年對台灣遠洋漁業不利的因素其實不少，榮景是否可持續，原本就在未定之天。
舉例來說，台灣遠洋漁業以日本為重要貿易的夥伴，安倍經濟學的三支箭，就意外讓台灣遠洋漁業的膝蓋中了一箭。2015年3月，台灣鮪延繩釣協會會員周報直指，「去年日圓貶值加上燃油高漲，台灣延繩釣漁船相繼休漁，因此冷凍鮪魚供應量由前年之13.8萬公噸，下降至去年之11.8萬公噸， 減少了2萬公噸。」
除了匯率、油價這些因素，加入WTO後，台灣漁船用油補貼從原本28%調降至14%，讓遠洋漁業的經營與轉型其實都相當費力。
除此之外，任何國家都難以忽視的現象，即是砸大錢投入遠洋漁業的中國，這從世界最大的鮪魚市場——日本——方面的數據可以窺見一二。
當台灣漁船似乎仍將重點擺在漁獲量的增加時，跟台灣一樣曾經收過歐盟黃牌警告的韓國，開始採取更有效率的生產策略，值得台灣警惕。
根據日本財務省2016年2月的統計資料看來，台灣在冷凍大目鮪、黃鰭鮪的總體數量上，分別以5657公噸、3492公噸奪下冠軍，中國則以4413公噸、1396公噸緊追在後；但如果將目光移到「F項目」，就會意外發現，反而是韓國與中國分別以大目鮪961公噸、585公噸，黃鰭鮪541公噸、397公噸拿下此項目的一、二名。
F，是「切片」（fillet）的英文縮寫，即俗稱的「菲力」，經切片處理後的鮪魚，單位價格也將提高。高價，來自嚴謹的處理技術和先進的設備投資。中、韓在這個項目上超過台灣，雖以驚人的財力作為後盾，但也顯示中國業者絕非只是一味追求漁獲量的老粗，它的企圖心和競爭力十足，既要拼量、也要拼巧。
日本《日刊鰹鮪通信》評論，韓國將重點放在初步處理過的鮪魚上，可以達到抑制「漁獲努力量」的效果。換言之，當台灣漁船似乎仍將重點擺在漁獲量的增加時，跟台灣一樣曾經收過歐盟黃牌警告的韓國，開始採取更有效率的生產策略，值得台灣警惕。而家業雄厚的後起之秀，中國，則是在全魚與「F項目」都奪下亞軍，緊追在台灣與韓國之後。
「鮪魚這麼大的魚，中國大陸是不是在船上處理、還是回到中國港內做深度加工再出去？這不得而知。如果台灣也可以在高雄港做處理加工，再整船貨櫃出口，附加價值可能會比較高。」台灣漁業署長陳添壽說：「未來的產業趨勢應該要追價不追量，這確實是我們漁業過去的一個盲點，值得多去注意。」
成為產業鏈裏不可或缺者
正如所有產業一樣，永續利用不只是理念，更牽涉到台灣遠洋漁業的轉型與升級。對此，台灣業者並非全無努力，早在2008年，隆順漁業公司便成立「順億鮪魚專賣店」，將自家船隊捕獲的鮪魚做成生魚片，直接送到消費者面前，為的就是打造完整的產業鏈、改變台灣過度依賴日本市場的困境，但迄今仍在努力當中。
產業龍頭豐群水產董事長李文宏，也早在2015年便指出，「全球的圍網漁業現在是over capacity（過剩）的狀態，接下來幾年會進入整理期，整理的過程，產業就必須面對生存問題。」
例如太平洋的一些島國，以往僅被動地收取入漁費、讓台灣漁船進入捕撈。近年來也開始發展自己的產業，如此一來，既不掌握漁業資源、也非最大市場的台灣，「就會成為弱勢端。」李文宏分析，未來的台灣遠洋漁業，不能只與其他國家比拼低價，「我不能只做一個供應商、單純把魚賣給你而已，而是必須成為產業鏈裏不可或缺的策略夥伴，尋求長久互利的模式。」從李文宏的發言，不難理解為何豐群可以成為中水集團最大貿易夥伴。
但是，國際遠洋漁業競逐激烈，未必都等到台灣完全從容轉型，警告就已來臨，2016年的歐盟黃牌事件，只能說是冰山一角，早在10年前，台灣鮪魚產業就遭受過一次來自國際的打擊。
自1990年代中期起，許多國際漁業組織開始規定遠洋漁業魚種「配額」。2004年，台灣的鮪魚捕撈量在世界上坐二望一，大有超越日本的氣勢，同年，日本即向「 大西洋鮪類（金槍魚）資源保育委員會」（ICCAT）提議，認為台灣遠洋漁船濫捕、權宜船及「洗魚」問題嚴重，船數與國際配額也不相稱。ICCAT遂通過決議，將台灣的大目鮪配額從16500公噸削減為4000公噸，台灣為此被迫在3年之內減船183艘，還需做到每日電子回報漁獲量、派駐觀察員等措施，大目鮪配額才得以在2006年全額恢復。
對於這類處分，台灣業者心裏並不完全服氣。2012年，鮪魚公會理事長謝文榮就曾在《鮪漁業電子報》中撰文，向同業訴說：「我國遠洋漁業的問題不單純只是鮪釣漁船的船數與配額的不相稱，還有許多國與國之間政治的、商業的、經濟的競爭，此等的競爭對於外交實力薄弱的台灣是何等的無情。但各國為了自身利益及與它國利益交換的現實面，全盤否定了台灣的業者及政府的努力。」
「這次黃牌問題本質跟10年前不一樣，這張黃牌的本質是來自消費市場而非國際組織的警訊，歐盟市場、消費者已經注意到非法漁撈的問題……」
國際組織的處分公不公正，各方評價不一，但必須傾全國之力達成國際標準，才有再協商的餘地，身為小國，難有其他選擇。當年為了減船183艘，台灣產業界與國庫都付出了相當代價，「（為了當年的減船措施）我們現在（2016年）還負債大概將近20億台幣（約4.8億港幣/6329萬美元）……減船183 艘，業者除了拿出20 億以外，還向銀行貸款了30 億（約7.3億港幣/9495萬美元）。」謝文榮說。
10年之後，對於這次的「歐盟黃牌」事件，鮪延繩釣公會秘書長何世杰也在修法公聽會上質疑，歐盟對自家漁民違規採取輔導與教育的態度，卻要求台灣採取嚴格標準，「歐盟有嘴講別人，自己又做得到嗎？」
「10年前那一次，當時漁業管理，老實說，漁撈的量跟船隻的量是對不起來的，這我們當年可能管理有所不足，這我們要承認啊。」面對業者認為國際裁決刻意對台灣不利，陳添壽分析，「這次黃牌問題本質跟10年前不一樣，這張黃牌的本質是來自消費市場而非國際組織的警訊，歐盟市場、消費者已經注意到非法漁撈的問題。這是一個全球性的高標的要求，歐盟是覺得你台灣應該有能力已經可以這樣做，歐盟在IOTC也有很多的船隊，也是有競爭的意味，等於歐盟要求，你台灣一定要做到跟我歐盟漁民水準一樣才行。」
「當然，我們也知道魚多價賤的道理，抓那麼多的魚，對收入並不會有好的結果。像去年魷魚的漁獲很好，結果價格跌到30、40元（約7-9港幣/0.9-1.2美元）；今年漁獲欠佳，價格就漲到將近90、100元（約22-24港幣/2.8-3.1美元）。」謝文榮強調，「這個道理很簡單，我們也希望抓少一點，所以我們對永續利用非常支持。」
但是，就算業者、官方都有必須升級轉型的共識，子彈恐怕也還沒完全上膛，連基礎的科學研究經費都顯得不足。
海洋大學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系教授李國添在修法公聽會上即提醒：「以2010年遠洋漁業研究經費來看，近5年遠洋漁業年產量約120 萬公噸、產值約千億台幣（約244億港幣/31億美元），但國科會、漁業署、農委會等等漁政單位之科技預算粗估每年是3.3億台幣（約8060萬港幣/1044萬美元）。每生產一公噸之漁獲，投入的科研經費卻只有280萬元（約68萬港幣/8.8萬美元）左右，研發經費只占年產值0.33%；各領域漁業人口大約有30 萬人，相關學者專家加上碩博士生、研究助理卻不到700 人，也就是每一百個從業人員，只能分到0.24 個研究人員。」頭重腳輕之勢，讓轉型的資本看來相當稀薄。
無論轉型有多難，美援與李國鼎的身影已遠，遠洋漁業日不落國的地位看來不保，島國早該走出上世紀的模式。「不管有多困難，遠洋漁業確實已經到了產業調整結構的時候。」台灣綠色和平海洋組專案主任顏寧如此評論，「世界在改變，船長也老了，不調整的公司，恐怕只會虧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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