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王實味是五四運動中成長起來的第一代人，有人稱他為共產黨文字獄首位有姓名的犧牲者。《王實味：文藝整風與思想改造》一書作者自2008年起訪談了十多位同時在延安，與王實味親歷整風的老人，附以口述、檔案資料、文本解讀、以及新發掘的材料，比較不同聲音和視點，了解和紀錄未能被成功改造思想的王實味。
《王實味：文藝整風與思想改造》
出版日期：2016年07月
出版社：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作者：魏時煜
讀《王實味：文藝整風與思想改造》（下稱《王實味》）如讀狂泉之國前史。以前每讀肅反整風歷史，均覺深陷精神病院，目睹一兩個未瘋的人被殘酷折磨，繼而是瘋子們互相折磨以為樂。但這本書因為作者魏時煜的紀錄片導演背景，尤其形象可感，不只是王實味之冤魂在字裡行間形銷骨立，也有一整個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屈辱的陰影在狂舞、在變幻，不得超生。
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檔案隨便打開一個，都是一個時代的錄鬼簿。王實味固然更甚，然而他不是鬼，是照妖鏡。《王實味》一書的寫作方式的大量引用那些歷史老人的採訪，與王實味的命運相關的眾人也像電影《黃金時代》裡那些幽靈一樣，輪流出來說話。但當中有多少是真實多少虛偽呢？那些「黨內開明派」如果不是後來也經歷和王實味相似的命運，他們會是迫害者還是同情者呢？就像納粹紀錄片一樣，每一個人都強調自己是平庸的惡、附庸的惡，而正是這無數惡力集中起來，使康生的處決命令和那把砍刀順理成章地砍掉一顆「死不足惜」的頭。
實際上在1947年被殺害之前，1942年6月4日王實味第一次出席自己的鬥爭大會，就已經被精神處死。那一天的場景在書中通過蕭軍與溫濟澤的日記穿插寫出，尤其是蕭軍日記栩栩如生，清晰地告訴我們那天的延安完全是二十年後中國各地批鬥大會的預演，甚至樣板。一個精神病院沸騰了，那些最早被洗腦的人、那些只認階級與黨派而仇恨「愛」的人，瘋狂地污衊、批鬥王實味。而與文革不同的只有：一，有一個俠義的蕭軍試圖捍衛王實味；二，王實味堅持他看到的真相，不肯低頭。
鬧劇當中最可惡的是丁玲、艾青等作家，王實味的遭遇，理應使他們物傷其類的，而他們選擇的不是沈默而是落井下石，那是深知自己也是惡獸的獵物而主動成其為倀了。艾青攻擊王實味曰「立場是反動的，手段是毒辣的，這樣的『人』，實在夠不上『人』這個稱號」；丁玲提出要「打落水狗」說王實味「為人小氣、卑劣、反復無常、複雜而陰暗」是「破壞革命的流氓」。親炙過法國自由氣氛的艾青、曾張揚女權的丁玲尚且如此，其他人更是可想而知了。
王實味本人，從此僅僅能以「瘋言瘋語」維持他一點作為人的尊嚴罷了，就像蕭軍用他不見天日的幾十萬字日記所為。1949年之前的黨內鬥爭，殺AB團是一個訊號，整王實味是另一個訊號，後者如此昭昭，為何未能叫留下來的知識分子警醒？是他們洗腦過甚而不能醒，還是他們醒了，卻嚇得裝睡，害怕成為另一個王實味？但無論如何，他們在未來的二三十年都將遭遇王實味的命運。
其後他們就只好乖乖渴望平反，大多數人都像丁玲一樣，她在1984年得知自己被平反後幽幽吐出一口氣說「我現在可以死了」。但王實味呢？他需要平反嗎？他如果活著會像丁玲那樣謝主隆恩嗎？
平反是遠遠不夠的，甚至是另一種侮辱。強調王實味不是托派，強調他並未被正式開除黨籍等等，都是對施害者的邏輯的認可。幾乎等於是說王實味其實是忠臣，你們冤枉他了一樣。王實味成為當代知識分子因言獲殺的第一人不是偶然的，在他的《野百合花》等雜文裡面，表面基調純然是忠言勸諫，但也不至於像魯迅曾說的那個指出皇上衣服破了的那個臣子那麼可憐，他並沒有跪伏在皇帝前面瑟瑟發抖，反而不時抽出鋒利的匕首——我相信正是這種有尊嚴的態度觸怒了毛。
1940年代的毛在其新興王國中，早已習慣面對一群奴隸的唯唯諾諾，何嘗想到有一個人站著要和他平等論辯，而且此人是他黨內低層，屬於他最瞧不起的只能用做宣傳工具的文人。更使龍顏大怒的是王實味的語言承接魯迅的犀利，劍劍刺中要害，就算毛及延安的其他特權階級臉皮夠厚不受影響，王實味的行為本身已經把前者置於魯迅及左聯作家攻擊的國民黨的位置上了。
王實味越不服輸，毛越是要徹底消滅他的精神。流氓不怕流氓，就怕聖徒。王實味擺出了準備殉道的姿態，更顯得他人的卑賤，這也是延安大多數知識分子順勢落井下石的其中一個心理原因（當然，最大的原因還是害怕獲得同樣的命運）。毛不希望王實味死，在得知他死訊之後大發雷霆我相信也是真的，因為他擔心王就此成為一個殉道的聖徒，成為可能存在的反對派的精神偶像。
王實味的振振有辭來源自他對共產幻象的超越認識——來自他數百萬字的馬列經典翻譯經驗以及對反對派（托洛茨基主義）的認識，也來自他身處延安中層對現實的敏銳觸覺，但歸根到底是基於他的硬骨頭。1942年3月，他自己在《硬骨頭與軟骨頭》中寫道：「同志，你的骨頭有毛病沒有？你是不是對『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話不敢說？反之，你是不是對『小人物』很善於深文羅織？要了解，軟骨病本身就是一種邪氣，我們必須有至大至綱［剛］的硬骨頭！」這簡直就是對幾個月後他的處境的預言。
王實味是一個異端，相信共產主義是一個可以企及的天國般的存在，不過在人間運行時被魔鬼騎劫而已，他作為真誠的清醒者，有責任以命相抵去糾正這條通往天國之路。在這個意義上，他和托派的確非常相似。然而使他超越教內異端或者托派的，是他作為一個作家所相信的人性和人道主義。
因為「北大三人行』（王實味、胡風、王凡西）這個背景設定，在《王實味：文藝整風與思想改造》常常出來與王實味相呼應的，是他的北大同學、日後成為托派最後精神領袖的王凡西。在書中引用的王凡西回憶中，他倆最早的爭論就是日後王實味被其黨大力批判的「人性論』。「依他之見，改變人性這項工作是獨立的，如果說它不比改變社會的物質環境更重要，至少是同樣重要，要同時進行。」王凡西並未苟同。這論點挑戰了中共和托派都同樣服膺的馬列主義階級社會決定人性的那一套，就憑此，王實味超越教內異端的侷限，幾乎成為背教的先知的角色。
魯迅沒有機會殉道，他的私淑弟子王實味代為完成了一個剛正知識分子在亂世中必經的劫難。在現實中，王實味因為他相信的人性而慘遭荼毒，但在中國知識分子可憐的精神史上，他這種稀罕的人性堅持成為萬馬齊喑中一點錚鳴，證明無論多嚴苛的思想禁錮中仍然可以有獨立精神的存在，這，難道不就是知識分子存在的意義嗎？